性欲在中国人眼里是并不是邪恶的，却是可耻的，也许就象魔鬼未必可怕，小人才使人胆寒一样，要提防着这种委琐的东西出来捣乱，就要拼命克制，哪怕成本极大，哪怕毫无收效。从历史来看，中国人并未在性欲上形成性压抑普及化，道德家做的也只是劝戒文章，多数人未必内化，因为中国人虽每天念叨着来世成仙长生不老，却仍不放弃在现世里痛快潇洒。
性欲在西方人眼里那可就是邪恶的，原罪的东西了。它只是生殖文化中不得不保留的项目，在宗教广泛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使基督教文化在文化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却也让西方人看到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中的人们的性欲的原生态形式。西方所谓的谦谦君子更多是在人际交往公众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私生活的放纵可以在神前忏悔了事，完了接着荒淫。忏悔是形式化的，功利性的，在性的宗教文化中，他们不比我们真诚多少。
其实在对待性欲的态度上，一直都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在今天，网开得太小了点，眼睛又睁得太大了点。
性欲的满足也就是身体器官的满足，包括眼睛、耳朵、嘴巴、皮肤、性器官等等。不同的性文化中，其实都更多重视对可视可听欲望的满足，而看轻可接触欲望的满足。各种人体绘画雕塑摄影是用来满足眼睛的，各种人体描写是用来满足眼睛和耳朵的，口腔吮吸欲望、皮肤接触欲望、性器官媾和欲望却是不被正眼相看的。很多人反对黄色文化，认为这种满足眼睛和耳朵欲望的文字可以勾起其他身体器官的欲望，让休眠火山成为活火山。但实际它们本来就是要不定期喷发的，刻意回避只是在酝酿更大更猛烈的暴动，而我们这种“勾起”学说也就在构造一种欲望的先后秩序，而实际上，黄色文化的产生是人的可接触欲望满足后勾起的可视可听的欲望所要求的。作为动物，没有可能产生文化，也就不会凭空多出这种眼睛和耳朵的欲望，而人的眼睛除了看世界寻找猎物，人的耳朵除了听世界逃避敌人，又被创造开发出了新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又必然要求得以实现。
在对待两性的性欲望上是两种态度。对男人强调快感享受，又不能释放过度，所以要求女人克制自己，不要引诱男人；对女人强调性交痛苦，又不能让她们承受过度，所以要求男人克制自己，不要过多侵犯。
也许是文化假定了一个男人的性欲可释放量的限度，也许是根据有人因为纵欲而亡总结出的知识，但性能力确实有强弱之分，就象有人生来五大三粗，有人手无缚鸡之力，而也许又正是有人看到有的人比自己性欲望强烈，比自己性能力好，在没有度量的情况下，只能笼统地要求克制，又制造“精尽人亡”的可怕故事。而女人则被对象化，是承担者。她们不被看作同样有性欲的人，而只是激发男人性欲的存在物。但如果说完全把它们物化或者说等同于非人的其他动物也是不对的，不然，也不会有兽奸罪了，只能是说男人在文化中规定了三种类别，非人的动物，非男人的人，男人。
性禁忌不同于自然禁忌。性禁忌在后来的文化中就是反对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获得性快乐，因为主动一方类似施暴者，被动一方类似战俘。这与把女人对象化做男人泄欲的工具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对抗。在当今科学的性学说中，性对插入者与被入者都是享受，提倡互相满足欲望，互相给予快乐，这是女权主义者活动时扛着的大旗。女权主义者的积极斗争也在无心当中帮了同性恋者的忙，男女可以互相给予互相满足，那男男之间的，女女之间的也不是征服与统治，而这种互相给予快乐是应该表扬的道德风尚，于是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宽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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