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大家知道恩格尔系数吗？？知道的用通俗语言讲讲原理！！
1857年，世界著名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思特(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其公式表示为：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 /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恩格尔定律与恩格尔系数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
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或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R2)＝——————————
收入变动百分比
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 其计算公式如下：
食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
总支出金额
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同样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一段时期后，呈递减趋势。
补充：
一、恩格尔系数的概念及其广泛运用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恩格尔对当时比利时的三个阶层作了统计调查，得出如下图表：
食粮费 衣着费 住宅费 燃料费 文教卫生娱乐费
一般劳动者家庭
中等阶层家庭
高等阶层家庭 62%
55%
50% 16%
18%
18% 12%
12%
12% 5%
5%
5% 5%
10%
15%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收入少的阶层指出食粮费的比率反而高。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粮费支出比率渐次减少，衣着费的支出比率也渐次减少但比率变化较少，住宅费、燃料费的支出比率保持不变，文教卫生娱乐等杂项费用支出比率随所得增加急速增长。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最早确立的两个函数关系之一。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一直被广泛运用于统计工作之中。人们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在中国，恩格尔系数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还是新闻媒体关于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报道，都可以见到恩格尔系数踪影，使用频率极高。2003年我国发布的第一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47.7%（小康），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37.9%（富裕）。在新华社的网站上，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有一篇关于本地区恩格尔系数数据的报道，以反映本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的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就是本地的恩格尔系数。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之一就是恩格尔系数法：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①
二、恩格尔系数的质疑
1、恩格尔失灵。恩格尔当时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凭经验推断出的，并没有理论依据。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恩格尔系数的理论研究却很少，大多在统计调查中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1868年，德国统计学家修瓦彭研究了柏林市民的所得额与住房支出的关系，推翻了恩格尔的关于住房支出比例相对不变的结论。他指出，住房支出比率也适用于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的规律。后来，其他的经济学家根据统计资料发现服饰等生活必需品支出的变化规律也类似食物支出的变化规律。
1984年，苏志平、张克昕等教授曾对河北省几个县的农民消费作了调查，居然发现农民普遍的食粮费用支出全在25%以下，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物支出比例。但是苏志平教授同时指出，农民的主要支出并不在文化教育娱乐卫生方面（这些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不到），而在住房方面（占总支出40%以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忙于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改善住房条件，加之传统消费观念强，习惯于俭朴的生活，在吃的方面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平。①
我国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字计算而得：我国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②
1957 1964 1978 1985 1987 1990 1992 1993 1995 1997 1998
城镇
农村 58.4
65.8 59.2
67.1 57.5
67.7 52.3
57.4 54.4
--- 54.2
55.6 52.9
56.8 50
58 49.7
58.6 46.4
55 44.5
53.6
%
40多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翻了两三番，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发现，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分别下降了13.9%和12.2%，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符，而且中间还曾出现过数次反弹。令人困惑的还有：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经济严重困难并没有造成恩格尔系数的大幅度上涨，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也仅造成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小幅度反弹。事实上，“纵观我国人民三十多年的消费结构历史，并没有给与恩格尔系数实践上的论证。”①
2、恩格尔悖论。恩格尔系数在两个前提下普遍适用：（1）假设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2）食物支出有统一的含义即指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支出，在各种收入水平之下，都应按照这种含义所要求的来衡量。但问题的焦点在于食品的消费弹性。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与现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买方市场不同，恩格尔所处的19世纪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产品并不丰富，尤其是食物，不仅数量不多，而且构成也十分单调。在“填饱肚子”是绝大多数居民的第一要务时，没多少人会在意食物的“口感”如何，食物等级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外国经济学家常用所谓“巨无霸指数”来比较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但是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点：汉堡包在西方国家是居民的日常食物（甚至有称其为“垃圾食品”），而在中国，汉堡包却是作为一种比较“高级”的食物出现（少数极发达的地区除外）。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这就需要明确，食物的作用究竟是“维持生命”还是“享受生活”（尤其是酒和“休闲食品”的出现）？有食物用于享受，无疑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如同历史学家指出的，酒的出现说明粮食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食用还出现了富余，这也是人类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表现），用于享受的食物的弹性无疑大于用于维持生命的食物弹性。但问题在于哪些食物是用来“享受生活”的？这一部分食物是否应算作恩格尔系数公式中的“食物支出”（分析恩格尔系数的本意，用来享受的食物应该不算作食物支出）？那些既可以用来“维持生命”又可以用来“享受生活”的食物该怎么归类？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样做为“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汉族的主要肉食是猪肉，而受宗教影响，穆斯林的主要肉食是牛肉。牛肉的价格一般比猪肉价格高出25%左右。消费主体的偏好和习惯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恩格尔系数的准确性。同样，高级食品以及食物等级等消费弹性食品的存在就使恩格尔系数公式的计算失去了标准。以湖南为例，大米是湖南居民的基本食物。市场上湖南产的普通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1.5元左右，优质大米（如东北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2元左右，进口大米（如泰国大米）的零售价则高达每市斤3元左右。而不同品种的大米除了在所谓“口感”方面有所不同外，对满足居民饮食要求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居民对主食的选择带有习惯性，在一段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不同的家庭在总支出及其他方面的支出都一样，但对大米品种的选择不同（一般而言，南方人对大米的要求较为讲究），如果机械地以恩格尔系数公式进行计算，就有可能得出一个有悖于常理的结论——食用高级食品的家庭生活水平较低。根据张晓卫和孙卫平的研究，城镇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要之后，剩余收入中继续投向食品的比例高达13.76%，“虽然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但老百姓仍把食品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消费类别”。①
三、一种理论猜想
在理论研究上，经济学界对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两种方法。萨缪尔森提出了萨氏恩格尔系数。萨缪尔森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对恩格尔系数提出看法：“食物在收入中的百分比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还要注意储蓄的上升，从低收入的小于零到相当高的水平。”①萨氏恩格尔系数公式以总支出为分母。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支出增加。这就是假设为居民的收入全部用于支出。做出这种假设的原因在于：财富只有投入到市场流通中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能促进社会进步。这就关系到储蓄的作用了。财富进入银行后，将以贷款的形式被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固然能促进社会进步。按照恩格尔系数的初衷，银行储蓄也是应该算作支出。但储蓄毕竟不能给居民带来直接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居民向来有将剩余财富存入银行的习惯，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并没有带来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原来生活水平就比较高的情况下）。另外，恩格尔系数公式选用的数据是一个时间段的，居民的银行储蓄究竟算作在什么时间的支出？因此，应该明确：恩格尔系数中所指的支出一定要是“消费支出”。萨氏恩格尔系数虽然并不高明，但对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提供了研究的思路。中国国家统计局对食品的统计包括：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鲜菜、鲜果等项目就是明证。
我国学者苏志平对恩格尔系数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恩格尔系数的一个隐含的条件是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小于1，苏志平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论基础是需求弹性理论。食物因为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而且往往是弹性不足的商品。也就是说，人们虽然处于不同的生活水平，对食物需求量却是大致相同的。苏志平教授也考虑到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问题，他指出，恩格尔系数适用的前提条件有两点。第一、食物支出是指从总体上将维持消费者的生存所需要的支出（我们在上文已有论述）。第二、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包括内生变数（事物本身因素所构成的影响变数）不变和外生变数（不是由事物本身因素所构成的影响变数）不变。就内生变数而言，消费主体在消费习惯、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是主要的内生变数，是因该假设为不变的。①但当恩格尔系数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时候，假设内生变数不变是不合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随着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不愿让家务劳动占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因此越来越愿意购买经过加工的食物，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居民所消耗的食物量并没有加大，但由于食物支出中增加了加工和服务等费用而导致食物支出增加。虽然经济学家们会认为支付了加工和服务等费用会得到闲暇的福利和由时间的节省而导致收入增加等，但又证明了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问题。
195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Stone为了深入研究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数量关系，以效用函数为基础提出了需求函数的线性支出系统，其基本形式为：
Vi=PiXi+bi(V-∑PkXk) (i=1,2,3……)
Vi是对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V是总消费支出，是Vi的和。Xi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PiXi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bi表示超过基本需求支出中用于购买第i种商品的百分比，称边际预算比。
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进行消费结构分析较恩格尔函数模型及其衍生模型可以直接运用截面资料进行参数估计，还可以用来进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基本需求分析；同时它还考虑了价格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能够在没有价格资料的情况下利用居民截面收支数据资料进行需求的价格弹性分析。
但是，笔者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论基础除需求函数的线性支出系统中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弹性分析外，还应该还应该包括消费支出的分类及由此衍生的食品消费弹性（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问题。所谓食品消费弹性是指在食品的消费函数（ Consumption Function）已知的条件下，食品消费量的变动对其他变量如收入、品质、价格变动的反映敏感性。
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有许多种，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方法包括：恩格斯的消费资料基本属性理论（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日本心理学教授宇野政雄的消费结构三阶段理论（分为以衣食为中心、以安全舒适为中心、以生存意义为中心）；以及我国通用的划分吃、穿、用、住、行的方法。虽然以上几种划分的方式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将对食物需求的支出作为人的首要支出，认为人们要在满足了食物需求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其他的消费。
恩格尔系数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在于，随着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居民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的弹性是会随着总支出的增长而变化。也就是格利里希（Zvi Griliehes）提出的享乐价格（Hedonic price）问题。由于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一样，购买食物的支出的增长率与总支出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进行统一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固然会出现恩格尔系数支持的：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但由于“食物支出金额↑”和“总支出金额↑”之间的关系无法判别的，所以还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 或 ——————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如果说前一种情况勉强满足恩格尔系数公式，后一种情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反而更高，恩格尔系数也变高）则完全于恩格尔系数公式相悖。而且棘轮效应告诉我们，人们的支出容易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容易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此，当居民收入减少的时候，同样有可能出现：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由此可知，消费者行为的差异使在居民收入出现变化时判断其恩格尔系数从而判断其生活水平高低的准确性打了折扣。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恩格尔系数的合理的认识应该是：
第一，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出现都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恩格尔系数也不例外。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人们的消费观念、政府的经济倾向还是市场上商品的丰富程度都与150年前的欧洲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依靠计算“食物支出”来判断“社会进步”或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与否并不合适。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指标，只是揭示特定发展阶段的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关系，并不适用于各个阶段和各个地区的比较，在应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却是精确的；恩格尔系数存在的意义是与变化多端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但却被人为的加上了诸多不切实际的限制条件。笔者承认，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尔系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今天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但不能机械的将其作为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如需以恩格尔系数为依据，也必须仔细考虑该系数是否符合本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为什么增加消费会带动经济增长?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目前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消费升级也随之呈现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
这一阶段，中国从农业大国过渡到初步工业化国家。1978全国工农业总产值5869亿元。中国依靠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立起了工业体系的基础框架，奠定了汽车、造船、飞机、航天及核工业发展基础。1953年-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了6.26倍和3.53倍，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34％上升到62％。
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分析，1978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只有205美元，但制造业比重却高达31%，这比人均GDP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高13个百分点，甚至比人均GDP12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还高近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民是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以极高的代价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准的。这个代价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此阶段，是非常典型的高积累低消费阶段，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全体中国人都过着整齐划一的“票证”生活（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当时人们省吃俭用追求的家庭财富梦想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也就是俗称的“老三件”。“老三件”的消费量级基本上是“100元”左右。这一阶段属于“供给决定型”，即百姓的消费需求受限于整个社会能够供给的产品种类、数量的刚性制约，在消费与供给的博弈中，消费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个阶段：1979—2000年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20年中国从初步工业化国家过渡到新型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从6175亿元上升到89404亿元。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张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我国居民消费史上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从消费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居民选择偏好的变化来判断，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此之前可以称为消费数量的扩张阶段；此后则是消费质量的提升阶段。
在数量扩张阶段，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对改革前长期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进行量的补偿。因此，人们几乎对所有品类的必需品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在原有消费结构下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
居民的消费扩张有力地促进了1979年-1984年国民经济的转轨和结构性调整。其中比较突出的事实，一是恩格尔系数由0.56上升到0.59；二是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65％上升到70％；三是受需求拉动的强烈影响，农业和轻工业产值份额分别由22％和26％上升到25％和27％。此外，居民储蓄率由3％上升到12％，居民储蓄份额，即居民储蓄占社会总储蓄的比重由9.6％上升到21.4％。这表明：
第一，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积蓄的潜能，特别是必需品生产方面所积蓄的潜能，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并由此带来了发展模式的全面转轨；第二，中国开始从重视国家积累走向“藏富于民”，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公正的待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彰显。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拟合度”最好的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足以令人自豪的黄金时代。
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质量、档次为中心内容的质量充实阶段。这一阶段以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为特征，2000年，恩格尔系数降至39.2%。正是在这个阶段，居民的消费选择真正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它不仅摆脱了传统体制强加的行政性约束，也摆脱了数量扩张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形成的生理性约束。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和选择空间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如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达到55％。
这一阶段是中国居民向小康生活跃进的一个重要阶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成为这个时代的财富宠儿，消费量级已经上升到了“1000元”是第一阶段财富宠儿的10倍，这也意味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增加了10倍。
第三个阶段：2001—2020年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与意大利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将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
2000年上海因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引人瞩目。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计算，上海已经跻身中等发达城市。2002年4月份，上海一家报纸公布了对该市家庭收入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分析：1％的居民“很富有”，年收入超过12万元；5％的居民比较富裕，年收入为5万～12万元；71％的居民属于“小康”，年收入接近5万元。上海市提出今后五年人均GDP要达到7500美元，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将达到10万元。北京在2002年3月的调查结果是，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值户均达到47.5万元（其中金融资产达到13.2万元）。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的消费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零点调查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类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
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元收入所增加的消费，等于消费增量／收入增量）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国家统计局预测，如中等收入群体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20年后就可达到38%。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20年后中等收入者个人的年收入水平大体应在5万-8万元，个人金融资产应在30万元以上，恩格尔系数降至25%左右。
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在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开支绝对量增长,投资类消费(保险、住房储蓄、债券、股票)比重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
用经济学知识解释为什么人民收入越高消费水平也随之之上涨
这是一种循环，个人认为先从收入提高来说吧。由于社会化大生产（扩大型）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教育的附加值等，劳动力价格上升，人们的收入自然增多。由于生产——消费——生产……这是一种循环。由于生产不断扩大，若人们仍然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就会有剩余消费品的出现，这是社会在生产就会出现问题，有可能终端，如此往复，生产最终会恢复到原来水平，人们的收入也会下降。因此，收入提高，会并且必须是消费水平提高，社会才能发展。
另外，消费水平受很多因素影响。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忘了叫啥了），其中有这个：人们的消费，不止是为了生存所必须，当满足了生存，人们在消费时，就会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他就会追求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符的消费方式级水平。而杜森贝利的棘轮效应、替代效应不仅解释了收入越高消费水平也随之之上涨，而且也解释了收入下降，但消费不会下降。我认为这个原理很重要，这个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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