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起源不同：行省制起源于元朝，明清两朝得到发展。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战国，几乎盛行整个封建时代。
2、制度内容不同：行省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郡县制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其组织机构与中央政府略同，设郡守、郡尉、郡监。
3、作用不同：行省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郡县制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使各诸侯国形成了中央、郡、乡一套比较系统的行政机构，对地主阶级实行集权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行省制与郡县制有什么不同
主要是职权划分程度的不同
郡县制,郡级地方长官以郡守为尊,享有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权利,实际为土皇帝
行省制,省级长官类似三权分立,不同时期职位名称不一,大概就是政治,经济,军事分开,不会由一人同享
没悬赏分,只能回答到这种程度~
郡县制与行省制的区别？
秦始皇统一天下，我国开始有了较为正规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秦代普遍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若干县，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管理地方各项事务。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郡由朝廷直接管辖，国分封给有功劳的大臣，每国各领数郡土地，郡、国数目比秦代有很大的增加。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已达103个，郡和王国之下有县、邑、道、侯国。县、邑有1314个，道32个，侯国241个。汉代在实行郡国并行制的同时还采用了州制。封国势力过于强大，往往会形成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经过一系列对内削藩，对外开拓疆土的基础上，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成十三州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各置刺史代表中央管理地方事务。从东汉至南北朝，不断沿用州制。虽然各个时期都有改动，州的划分、数目与名称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未变，均以州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构机，下辖郡、县等。到隋炀帝时，废除州制，恢复推行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至此，中国历史在八百多年后又回到秦初的统治方式。唐、宋、辽、金几代朝廷改用道、府、路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制度。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每道各辖几十个州。中唐又析置十五道，井与节度使制度逐渐融合。在道制之外，又有府制。分别设在国内要地和边境地区。北宋开始，改用路为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分全国为二十三路，下辖府与州。两宋和辽、金时期，路的设置、分合及所辖的府、州常有变动。至元代，我国行省制度确立起来。元代疆域辽阔，战争频繁，为了便于管理，把胜利成果巩固下来，除设置中央一级的中书省外，又将全国划分成十个大的地方行政区域，它们是岭北行省、辽阳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四川行省和云南行省。每个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四级地方行政机构。元朝创设的行省制度，是秦朝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行省制度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元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对明、清以及后来的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元代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下来。明代虽然改行省为布政司，但在口语中仍如此称呼。元代的行省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和政区划分。
郡县制和行省制的区别 新闻网
中国封建社会行政区划分经历了郡县两级制制、州郡县三级制，道路制度和行省制度。
郡县制是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秦汉时期一直是地方行政区划的主要方式。郡作为一级政区在隋代被废除。行省制度的实行是在元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大体上是，行省，府州县四级。
郡县是地方政府,行省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郡县首长是地方官员,行省首长是中央干部
行省的全称是行中书省(行走的\临时的\分支的中书省),中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
行省制度和郡县制的区别
郡县制是秦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置的行政区划制度，这种基层行政区划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延续至今。
元代的行省制继承自唐代道、宋代路的监察区划，在元代以前监察区划和行政区划并行不悖，到元代之后二者合一，行省具有两重角色。
郡县制：自秦代开始，秦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为行政单位。
之后历代都有郡，但面积慢慢缩小。
隋唐时期几度废立，到宋代完全废止。
县是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秦时隶属于郡，后属于州或者府。
行省制：路是宋代时期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划分的区域，介于行政区与监察区之间。
元代时中书省为中央政府，在宋代的路之上分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后来行省成为正式行政区域名称
行省制度和郡县制有什么区别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 “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理财”门引赵天麟奏议）。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从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郡县制
秦朝在地方上彻底废除“封诸侯，建藩卫”制度，在全国范围普遍实行郡县制度。初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郡的主要长官是郡守，掌政事和军事；另有郡尉，辅佐郡守，并掌军事：还有监御史，为中央派遣之监察官吏。郡下设若干县，主要长官，万户以上的大县设“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长”，令（长）掌政事和军事：另有丞，掌文书、刑法；尉，掌军事。
县以下有若干乡，乡以下有若干事，亭以下有若干里，里就是村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
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激激循禁贼盗。”里的头人为里正。乡、亭、里官吏要由当地富庶人家充当。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封建国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是一套完整的封建政治制度，这套制度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但它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新的发展，在当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中，这一制度对巩固我们祖国的统一，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制度。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
“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理财”门引赵天麟奏议）。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所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如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从而正有效的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
（《元史》卷一八六《成遵传》），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力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郡县制
秦朝在地方上彻底废除“封诸侯，建藩卫”制度，在全国范围普遍实行郡县制度。初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郡的主要长官是郡守，掌政事和军事；另有郡尉，辅佐郡守，并掌军事：还有监御史，为中央派遣之监察官吏。郡下设若干县，主要长官，万户以上的大县设“令”，不满万户的小县设“长”，令（长）掌政事和军事：另有丞，掌文书、刑法；尉，掌军事。
县以下有若干乡，乡以下有若干事，亭以下有若干里，里就是村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
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激激循禁贼盗。”里的头人为里正。乡、亭、里官吏要由当地富庶人家充当。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封建国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是一套完整的封建政治制度，这套制度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但它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新的发展，在当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中，这一制度对巩固我们祖国的统一，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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