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19日，世界见证了一项新的历史纪录诞生——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
不得不说，下面这张来自“美国债务时钟”网站的截图，具有一定纪念意义，因为这张图显示，美国债务已达到创新高的31.5万亿美元。
美国债务创下31.5万亿美元新高。图片来源：美国“债务时钟”网站截图
当下，债务上限问题犹如悬在美国头顶的一枚“巨型炸弹”，一旦被引爆，不仅将剧烈冲击其自身，更会波及整个世界。美国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债务炸弹”的“引线”，能否及时拆除？假如美国债务违约，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新网记者就此邀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新，展开解读。
人为制造危机，党争恶果显现
美国的国家债务，是指历届联邦政府积累的未偿还借款总额。2013年，美国债务和GDP总量均约16.7万亿美元，比率超100%；而到2022年，美国债务已相当于GDP的124%。
为限制债务“滚雪球”式发展，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了可举债的最高限额。一旦触及上限，就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政府面临“技术性违约”和停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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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独立到现在，在实现自身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可以说走的是一条借债发展的道路，”李海东表示。不论是向本国国民还是向外国政府、实体或国民借债，美国政府一直有债务在身。
他指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债务问题并不意味着危机。美国国会“钱袋子”掌握在众议院手中，过去债务上限的提升，是和政府预算自动匹配的。
但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期开始，共和党主导众议院后，强硬地将政府预算和债务上限相互隔离。随着两党党争激化，债务上限问题逐渐演化成真正的危机。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李海东分析，当初美国“国父”设想通过分权、制衡，使国家在各党妥协当中有效运转下去，但美国国会中对立的两党，越来越以自身党派的选举诉求、狭隘的集团利益为出发点，将所有重大议题都放到政争环境下处理。
这就意味着美债上限这样的问题，逐渐成为国会绑架白宫、白宫反击国会，两党互相撕扯的焦点，也意味着美国建国时所设想的三权分立机制运作失败。
张志新也分析称，从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府运作的实践来看，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为讨好选民，竞相扩大政府开支，债务上限已形同虚设。因此，债务上限触顶，实质是两党出于党争需要人为制造的危机。
拆除“巨型炸弹”，时间只剩四个月
随着美债突破“天花板”，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坐不住了。她连续致信国会领导人尤其是刚当选半个月的众议长麦卡锡，通知对方财政部不得不从当地时间1月19日起到6月5日，采取特别措施，避免债务违约。
美国财长耶伦
耶伦的特别措施，包括：
·暂停对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的额外投资
·暂停对邮政服务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的新投资
·赎回部分投资
虽然近40年来，美国财政部已十多次采取特别措施，但“佛脚”只能临时抱一下。多方预计，耶伦最多撑到2023年6月初，国库资金就可能枯竭。因此，美国国会仍需在“大限”前解决问题。
要拆掉债务违约的“炸弹引信”，一般来说有两招：
一、上调债务上限。也就是说，把违约“天花板”提得再高一点。
在美国历史上，这并不是啥新鲜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修改债务上限就达近百次，其中绝大部分是上调。但这会造成美国寅吃卯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二、暂停债务上限。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将允许财政部不受限制地发行国家公债。
2013年以来，美国国会已7次暂停债务上限生效。但美国滥发国债，疯狂印钞，只会进一步消耗借债国对其还债的信心。
如美国债务违约，或现“蝴蝶效应”
李海东注意到，近期，高盛等华尔街投行普遍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大概率会衰退，而美国自身形势也不甚乐观，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美国债务从10万亿美元左右攀升到超3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增长过快，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会更严重。
他认为，美元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充当“定盘针”作用，虽然概率很低，但一旦美国债务违约，“定盘针”将剧烈摇晃，造成全球经济摆动甚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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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则表示，如美国迟迟不能通过提高举债上限的法案，导致政府部分机构停摆，会影响美国经济和社会运作。
综合来看，美国如果真的债务违约，或引发“蝴蝶效应”。
比如靠政府补助生活的底层人群陷入困境，加剧美国自身经济混乱，导致投资者忧虑抛售美国国债，从而致使美国信誉度受损，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或“避险资产”的地位由此降低，最终将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众议长麦卡锡被“放在火上烤”
眼下，美国两党分别把控参众两院，要求大相径庭，为逼迫对方就范，双方都不肯轻易妥协。
张志新注意到，此次债务上限问题与以往相比有新情况，那就是共和党内以“自由党团”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派，表现出对主流保守派主张的极大制约。
因此，新任众议长麦卡锡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能否说服极端保守派接受提高债务上限，而非与民主党达成共识。事实上，民主党已将“球”踢给麦卡锡。
“麦卡锡如同放在火架子上被烤的山羊”，李海东也指出，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如果麦卡锡屈从于共和党极右翼，就会被国会众院共和党其他派别及民主党疏远；如果其不满足共和党极右翼诉求，那么在众院的许多倡议都无法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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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此前麦卡锡为争取选票顺利当选众议长，已向共和党极右翼做出一系列重大让步，包括承诺在提高债务上限的立法中加入削减开支条款，可能很难再做让步。
李海东表示，共和党极右翼为自己“原教旨主义”的诉求“劫持”了共和党，迫使共和党在重大议题方面很难妥协。
但债务违约伤害太大，美国很难真正在这个问题上铤而走险，因此他相信，美国债务上限最终还会上提，主要是看在博弈过程中，两党如何利用这一议题来削弱对方力量。
求问美国麦卡锡运动怎么回事？
当时国际上相应的有苏联的肃反运动，原因就是肃清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分子。而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在苏联之后不久就举行了，原因就是肃清本国内的共产主义分子。有当时的麦卡锡，他是参议员组织的。"大明互助团队真诚为您解答，祝您愉快！希望您在满意的答案上选择“采纳”☆⌒_⌒☆"!艾伦·杜勒斯的情报生涯
1941年7月，47岁的艾伦·杜勒斯离开律师岗位，加入了新组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此即后来的中情局的前身）。这个机构负责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供战时情报。第二年，他以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被派到这一中立国，代号110。从此开始其特工生涯。
作为间谍，杜勒斯堪称是千面人。他是一名私人律师，走遍了欧洲。他还兼任施罗德银行纽约分行经理。通过银行，买通了弗兰茨·蒂森联合炼钢厂和有名的法本工业化学托拉斯，这说明他作为银行家，一直和法西斯德国保持着联系，而作为间谍，他又与之在周旋斗争。 对德国渗透是战略情报局在瑞士设立工作站的主要目的。来瑞士之前，情报局负责人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就交代过：德国内部存在一股反对希特勒的地下势力，应伺机与他们建立联系。1943年8月，一个德国人走进美国驻瑞士大使馆，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说：里面是新近发往柏林的绝密电报摘要。我有一个朋友在德国外交部工作，类似的情报还很多，我仅仅作为他的信使。大使馆让杜勒斯处理这事。当晚杜勒斯与之相会，并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很简单。如果我是一个奸细，那我们为什么带上这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这186份文件中，有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这个谍报网专门监视盟军运输船队的动向）……件件都是绝密的东西！接着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背景：我叫弗里茨·科尔比，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的工作是，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编出摘要确定将哪些文件呈递给里宾特洛甫。我恨纳粹主义。这些文件都是绝密级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愿意定期提供给美国政府。
杜勒斯与科尔比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杜勒斯把留下的文件细细过目了一遍。这些文件反映了第三帝国的核心机密：它的优势、弱点和内部的争斗。看来科尔比在挑选时确实费了苦心。1943年10月7日，科尔比终于又得到一次前往伯尔尼送信的机会。这次他带着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上面盖着德国外交部的火漆。但里面还有两个小信封，一个送往德国驻伯尔尼使馆，另一个则是送给杜勒斯的。12月，科尔比第三次出现在杜勒斯面前，这次他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悄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被一个名叫西塞罗的德国间谍渗透。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对这位神通广大的人却持怀疑态度。不仅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家，连英国人也被动员起来，为科尔比的情报提供鉴定。英国情报局认为情报是真实的。之后美国军事情报部门也鉴定说，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作准备。但直觉告诉杜勒斯，科尔比是真诚的。1943年12月，他再次致电多诺万，担保科尔比。多诺万也倾向于这一点，并将此事报告给了罗斯福总统。
于是，在半信半疑中，战略情报局开始在战术层次上使用科尔比提供的情报。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军事情报，由于其情报重点一直放在欧洲，只好求助于伯尔尼情报站，看杜勒斯能不能及时与科尔比联系上。杜勒斯想到个主意：从苏黎世向科尔比发一张明信片：亲爱的朋友，也许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我想为他准备一些日本玩具。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找一些？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尔比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不负厚望，带来了大量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带来了两百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德国驻伯尔尼领事馆副领事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结识了杜勒斯后表示，自己可以列出一个愿意看到希特勒死去的德国将军的名单，并帮助你与他们取得联系。他还向杜勒斯透露：3月13日一个爆炸装置会放在元首的飞机上。他说，密谋分子需要的是从杜勒斯那里得到保证：一旦政变开始，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将对政变表示支持。
见杜勒斯显得有些犹豫，吉斯维乌斯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念了起来。那是前不久杜勒斯刚从伯尔尼发往华盛顿和伦敦的一份报告，报告中预言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将参加推翻他的岳父、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的政变。报告用的是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密码，不料被德国人破译了。吉斯维乌斯告诉他，这份电报是德国海军观察处大名鼎鼎的X－B机构破译的，已经呈递给希特勒，希特勒把报告转交了墨索里尼，因此政变已经不可能发生了。到这种地步，杜勒斯不得不相信吉斯维乌斯的诚意。他没有更换已经被破译的密码，因为这样做的话德国人就会通过检查文件分发的范围找到泄密者。但这套密码的作用只能用来欺骗德国人了。从此，杜勒斯通过吉斯维乌斯，与德军高层中反希特勒的组织黑色乐队建立了联系。
1943年3月13日，德国果然发生了一起谋杀希特勒事件，行刺者名叫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他与在德军谍报局的同谋偷偷设计了一颗炸弹。这天希特勒将乘飞机视察斯摩棱斯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飞机没有爆炸。原来这颗炸弹要靠硫酸腐蚀金属引线来引爆，而飞机穿行在云层上空，硫酸还没来得及流出就已经冻结了。事件发生后杜勒斯报告华盛顿：希特勒在党内的声誉已经动摇。从1944年1月底开始，他的报告越来越多地涉及德国密谋分子的情况。在与杜勒斯保持接触的密谋分子中，有一个是莱比锡市前任市长卡尔·戈台勒，他直接与黑色乐队的精神领袖、德军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联系。4月初吉斯维乌斯带来了贝克和戈台勒的口信：准备起事，希望盟国方面予以承认。4月7日杜勒斯将此事致电华盛顿。7月初德军谍报局的信使来到瑞士，带来了黑色乐队暗杀希特勒的全部计划。7月20日，杜勒斯期待已久的事终于发生了，在希特勒的司令部，有人向他发动了攻击。但几天后柏林电台称，元首只受了些轻伤，政变已被挫败。随后传来的消息是贝克已经自尽，实施暗杀行动的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上校被行刑队处决。但对杜勒斯而言，7月20日事件无疑是他在情报上的一个胜利。政变发生前，英国人死活不肯承认德国存在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组织，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1945年初，战局已经十分明朗。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也来到了杜勒斯面前。杜勒斯知道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宠臣，在党卫军中他的权威仅次于希姆莱和恩斯特·卡尔登布鲁纳。这样的人来谈判和平之事，让他怀疑。为了考察其诚意，杜勒斯给这些纳粹分子出了道难题：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帕里和乌斯米安尼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如果沃尔夫真有诚意，他应释放这两个囚犯。几天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被送到杜勒斯手中，接着沃尔夫也来到瑞士，要与杜勒斯就投降问题直接谈判。
但杜勒斯的报告在华盛顿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杜勒斯还是决定接待沃尔夫。沃尔夫主动提出愿意做几件事以向盟国证明自己的诚意：一是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二是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释放；三是对关押在意大利蒙塔的350名盟军战俘的安全负责。杜勒斯则要求对方尽快安排意大利战线的德军投降，在他看来，既然沃尔夫的党卫军可以凌驾于德军之上，那么由他安排投降应是没问题的。沃尔夫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和其他纳粹头目，他还表示自己与凯塞林私交很好。杜勒斯的报告传到战略情报局总部时，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老板多诺万了，他立即对情报进行了加工，将杜勒斯所说的沃尔夫及其一行准备认真地谈判，改成他们表示准备作出关于德国在意大利北部停止抵抗的肯定承诺。结果一个试探性的情况报告，变成了既成事实。华盛顿立即把这情报通知给英国。1945年3月12日苏联也得到正式通知。紧接着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接收大员来到伯尔尼，准备接受德国人投降。元帅还为这次行动规定了一个代号，叫日出行动。
但这时的沃尔夫却表示，凯塞林元帅已被召回柏林，吉凶未卜。最想不到的是，凯塞林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职务又升了一步。沃尔夫一下又来了劲，跟盟军的两位将军说此次他可以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但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实施德军投降，那么这个行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可是凯塞林元帅没有同意沃尔夫的请求，但他也没有去告发沃尔夫的叛国行为。沃尔夫碰壁后回到柏林，他晋见了党卫军头号人物希姆莱，想得到支持。希姆莱希望沃尔夫进行试探，但在他看来，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盟军还没有兵临城下，而更重要的是元首还没有死，他无法采取行动。
此时远在伯尔尼的杜勒斯已经如热锅上的蚂蚁。要知道此事英国方面捅到了丘吉尔那里，美国方面也已上报罗斯福。一直等到3月26日，沃尔夫总算带来口信，说这次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但是直至4月11日还没有新的消息，两位将军开始怀疑这是沃尔夫策划的一个骗局。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新总统杜鲁门上台后得悉日出行动的内情，立即命令战略情报局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接触。杜勒斯4月20日收到了总部电报，可是第二天他得到消息：沃尔夫将军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磋商。杜勒斯立即向卡塞塔盟军最高司令部请示。亚历山大元帅上报华盛顿，刚刚上任十几天的杜鲁门总统不想改变自己的指令。杜勒斯不能与沃尔夫会谈，他想了个办法，让瑞士情报部的韦贝尔作代表与德国人周旋。沃尔夫确实想把事情办成，好为自己谋一个出路。4月26日，杜鲁门总统对日出行动有了新的理解，终于让亚历山大元帅派人把德国使节接到卡塞塔，签署投降文件。5月6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德军的投降仪式。战争终于结束了，对杜勒斯来说，持续六十五天的日出行动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项创举。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1945年底，杜勒斯回到纽约，不久被选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 1946年1月24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任命威廉·丹尼尔·莱希海军上将和西德尼·索尔斯海军少将为美国情报委员会总统私人代表和中央情报主任。这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当时称中央情报组）就算开张了。可是国会没有为它的出生颁发准生证，也不向它提供拨款，甚至连工作人员也没有。经杜鲁门特批，总算从陆军那里搞到第一笔经费，一年后这个机构才有了数百人马。1947年2月26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1947年国家安全法》，其中包含了设立国防部，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中央情报局等内容。
1947年4月25日，艾伦·杜勒斯作为美国外交委员会主任，就国家安全法问题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赞成成立中央情报机构，并提出其活动不能过于隐蔽，过去人们通常过分重视通过秘密手段搜集的情报，实际上在和平年代，大部分的情报可以通过公开手段获取：我们可以通过外交官、驻外武官、驻外记者和收听广播来搜集外国的情报，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情报。1947年6月27日，负责情报事务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杜勒斯在发言中把矛头对准了军事情报机构通过职业间谍搜集情报的做法。他说：你雇用了某个人充当间谍，你认为他有能力建立一个间谍网络。你给了他一大笔钞票，然后坐等他把情报送回。有些时候，他提供的情报确实十分出色，可有些时候你却不能无保留地接受他提供的情报，因为你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怎样，你对他失去了控制。一席话让那些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的议员们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并就建立强大的中央情报机构达成了共识。
1947年7月2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杜勒斯有意出山，可杜鲁门看中的中央情报主任是海军少将希伦科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值周末，杜鲁门正在老家度假，大部分政府官员都不在岗位上，华盛顿乱成一团。新闻界大肆炒作情报失误，议员们连声责问中央情报局为什么不能提前24小时作出预报。杜鲁门对希伦科特彻底失望。谁能让中情局尽快运转起来？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艾伦·杜勒斯。可杜勒斯是共和党人，作为民主党的杜鲁门不感兴趣，便决定让二战期间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当过参谋长的史密斯担当此职。史密斯没有情报工作经验，就请杜勒斯作他的顾问。一个半月后，他让杜勒斯出任负责中情局秘密行动事务的副局长，主管秘密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事务。在1952年11月的大选中，共和党击败了民主党。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四天后即任命杜勒斯出任中情局主任。这年，杜勒斯正好60岁。从1953年到1961年，杜勒斯经历了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接着又被肯尼迪政府留用。如果再加上他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副局长生涯，那么，他在中情局任职竟长达十年之久，这是中情局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局长。
美国情报史的整整一个时代，都与艾伦·杜勒斯这一名字息息有关。实际上，是他亲自解雇了一帮嗜好道听途说的庸人，继而录用了一批专家，将一个小小的俱乐部建成了庞大的独立机构。形式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任局长是沃尔特·史密斯；可真正创建者应该算艾伦·杜勒斯。他是这个国中之国的君王。他不但有威信，而且大小事情一手包揽。他喜欢说:“我是一名间谍，而不是官僚主义者，文件让别人去签吧，我的工作是如何得到文件。”杜勒斯的亲密合作者回忆说，每当一项“紧急行动”预示将遇上艰难曲折时，杜勒斯就会直接参与其细节。他的自信达到了无法预测的极限，在他看来，生活中和地图上的极限，无非是为了有突破而存在的。 杜勒斯任中央情报主任后，碰到的最大一次危机是与麦卡锡的对阵。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一个政治煽动家，1950年2月9日他飞往西弗吉尼亚的惠林，在那里打响了第一炮。他说：我没有时间把国务院里的共党分子和间谍网成员一个个点名，但我手头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名单。国务卿明知他们是共产党，可是这些人现在还在国务院工作，参与制定政策……麦卡锡一边讲，一边还向听众扬了扬手中的纸条，听众顿时沸腾起来。麦卡锡的依据是，早在1946年7月，国务卿贝尔纳斯就曾致信众议院，说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忠诚调查，国务院对三千余名公务员进行了甄别，认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宜在联邦政府任职，而其中的七十九人已经被解雇。
接着麦卡锡乘着飞机周游全国，每到一处他都提出一些新的指控，拿出一批黑名单。美国记者乘机推波助澜，这样美国上下出现了一股反共歇斯底里，美国历史上黑暗的麦卡锡时代开始了。麦卡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他说国务卿马歇尔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服务，之后又攻击马歇尔的继任者艾奇逊雇用并保护了共产党人。由于麦卡锡的一再诋毁，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和迪安·艾奇逊这两任国务卿先后辞职。1950年3月，麦卡锡抛出了八十一名共产党嫌疑犯名单，为首的就是美国第一流的远东问题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欧文·拉铁摩尔，紧接其后的是抗战时期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曾访问过延安的中国通卡特·文森特。结果文森特被迫接受长达三年的专案调查。在艾森豪威尔执政一年内，有一千四百多名政府官员遭到清洗，八千人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其中包括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
麦卡锡对国务院的进攻屡屡得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情报局。1953年7月9日一早，麦卡锡的调查人员柯恩打电话给中情局负责联络事务的法律顾问沃尔特，要求情报处高级官员威廉·邦迪前往国会山作证。因几天前在对中情局进行的一次例行安全检查中，发现邦迪曾向国务院官员希斯捐赠过四百美元。希斯1949年因间谍罪遭到联邦法院起诉。此事邦迪在加入中情局时已经交代清楚，谁知安全检查材料移交给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联邦调查局时，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看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把情况通报给麦卡锡。麦卡锡立即对邦迪下达传票。当天上午，杜勒斯正在白宫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邦迪向副局长艾默里作了报告。艾默里当机立断，让邦迪出国旅游，暂时避开作证的问题。杜勒斯回到中情局后，对副手的安排表示赞赏，他决不让麦卡锡把手伸到中情局来。柯恩意识到邦迪的度假可能是一个圈套，便指责艾默里犯了伪证罪。
第二天，杜勒斯带着中情局的总法律顾问劳伦斯前往国会山，他直截了当地对麦卡锡说：邦迪是不会到你这儿来作证的。但麦卡锡不断向杜勒斯施加压力要他交人。在1953年8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威胁杜勒斯说：你手下一位高级官员与叛徒有联系，你竟然将他保护起来。很难想象这种人还能成为中情局的头子。杜勒斯想起了副总统尼克松，尼克松是麦卡锡的朋友，他请尼克松设法对付麦卡锡。尼克松答应了，他对麦卡锡说：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上观察过邦迪，他好像是个忠诚的美国人。但麦卡锡仍不罢休。尼克松便威胁说，如果你继续追查邦迪或中央情报局，那么很可能在参议院的小组委员会中落选。麦卡锡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过火了，这事才算了结。
在放过邦迪之后，麦卡锡还没有死心，他还想找机会向中情局下手。很快，他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材料，又把准星对准了其成员迈耶，指控他有问题。主持工作的中情局副局长命令迈耶停职。但杜勒斯不同意，他知道世人都瞪大了眼睛注意着这一场交锋，他要让人们看到，麦卡锡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只要你坚决抵抗，他也会失败。经过重新审查联邦调查局的材料，证明迈耶并无过错后，杜勒斯再次击退了麦卡锡的进攻。中情局的行为使美国联邦政府其他机构的官员受到鼓舞，他们再也不把麦卡锡的传票看在眼中。从此很多官员对麦卡锡不再那么顺从，到1954年，麦卡锡彻底垮了台。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苏加诺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面旗帜。可是在华盛顿眼里，苏加诺无疑属于站错队的人。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卡明甚至向白宫各个部门发出一连串的备忘录，要求在事态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采取措施。1955年9月29日，印尼举行议会选举，杜勒斯领导的中情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希望穆斯林派的玛斯友美党能够在大选中战胜印尼共产党，因此拨出一百万美元支持玛斯友美党。可是玛斯友美党在大选中败北，中情局一无所获。
大选结束后，苏加诺先后访问了中国、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他公开说，西方式的民主在印尼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1956年底美国军方有人提出：收拾苏加诺的时机到了。但美国驻印尼大使对此事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政变不可能成功。这个观点违背了华盛顿的方针，大使立即被免职。1957年秋，杜勒斯派中央情报局雅典情报站站长小艾尔弗雷德·厄尔默出访雅加达，以干预印尼局势，行动代号为海克。杜勒斯拨给厄尔默七百万美元，厄尔默更是雄心勃勃。他很快制订出行动计划，第一部分主要是败坏苏加诺的声誉。苏加诺此时58岁，有四位夫人，还不时传出一些绯闻。中情局据此决定拍一部影射他的黄色电影，在印尼及东南亚地区公映。
苏加诺总是戴着他那顶穆斯林小帽，中情局的官员费尽心机要猜透小帽下面的秘密：或许苏加诺是个癞痢头？或许是个光头？中情局动用洛杉矶警察局，在茫茫人海中找了一个与印尼总统相似的黑皮肤、秃脑袋的男人。这还怕人们不明白，便又制作了一具苏加诺的假面具，让其在拍片时带上。然而中情局这番努力却是白费，根据伊斯兰教义，每一个穆斯林男子可以有四个妻子，苏加诺算不上什么越轨。苏加诺的地位还是稳如泰山。厄尔默只得另想办法，他提出了军事计划。他们物色一批反对苏加诺的叛军，向他们提供武器，让他们发动叛乱。1957年4月，印度尼西亚驻苏门答腊守军的两名上校--侯赛因和辛玻隆与中情局印尼情报站联系，情报站送交的计划得到了杜勒斯首肯。就在准备动手的时候，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家递上了一份有关印尼政局的分析报告说，印尼存在一个军人集团，这个集团特别想得到美国支持，这使杜勒斯欣喜若狂。于是，一名准军事行动专家和一名报务员被派到苏门答腊，大量的武器通过美国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运到了叛军手里。中情局还招募了三四百名美国人、菲律宾人和中国国民党士兵，乘坐运输机到了印尼。
1958年2月，苏加诺出访日本。15日叛军在苏门答腊发动叛乱，接着叛军的空军袭击了万隆、望加锡、安汶等地。行动开始后，杜勒斯兴高采烈。而一向被中情局视为优柔寡断的苏加诺却表现得十分沉着，叛乱很快被平息了。但中情局仍不死心，又向苏门答腊派去了一些准军事行动专家，指望叛军能守住一两个小岛，作为向苏加诺施加压力的工具。4月30日，苏加诺谴责美国向叛军提供了轰炸机和飞行员，并警告华盛顿当局不要在印度尼西亚玩火。5月18日，中情局雇用的飞行员艾伦·劳伦斯·波普驾驶一架B－26轰炸机，对安汶岛机场进行空袭。飞机被击落后，他的空军身份证、民用航空公司身份证和中情报局就此计划签订的合同，均被查获。这使杜勒斯狼狈不堪，他不得不中止了这一连串的行动。 1961年春，艾伦·杜勒斯试图扼杀古巴，唆使近千名流亡者入侵古巴猪湾，可没想到反而引火烧身。肯尼迪表面上对他表示同情，说:“您的成绩人们闭口不谈，您的失策则谁也不肯放过。”而这位刚进白宫才三个月的年轻总统私下对心腹说:“杜勒斯是个奇才，可与奇才打交道并不好受。”在古巴事情发生后的第七个月，肯尼迪就把杜勒斯当替罪羊抛了出去。肯尼迪给他佩上了一枚勋章，同时又借给了他一只作伴的狗儿。1961年他从肯尼迪手上接受了国家安全奖章，外加一张辞退书，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晚年。
麦卡锡的智能之父
1927年9月4日麦卡锡（John McCarthy）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共产党家庭，父母的工作性质决定全家需不断搬迁，从波士顿迁到纽约，然后又到了洛杉矶，信仰爱尔兰天主教的父亲当过木匠、渔夫和工会组织者，母亲是立陶宛犹太人，在联合通讯社（TheFederatedPress）当记者，后来在一家共产党报社工作，麦卡锡从小把自己对科学的兴趣与家庭的政治倾向结合起来。麦卡锡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确信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有利，我记得小时候读过《十万个为什么》，这是30年代苏联作家伊林（M．Ilin）撰写的通俗科技读物，在美国好像没有这样的书。10至15年前我很高兴得知中国有许多非常早熟的儿童，他们都读过《十万个为什么》。”
麦卡锡说他的童年平平淡淡，实际上在读中学时，他就找到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份课程清单，自学了大学一年和二年的数学课程。1944年他真的到了这所大学，免修头两年的数学课。1948年9月在读研究生时，他出席了该校主办的“行为的大脑机制西克森研讨会”（Hixon Symposiumon Cerebral Mechanism in Behavior at CalTech），大数学家计算机设计大师冯·诺伊曼在会上散发了关于自复制自动机的论文，尽管当时还没有人精确地将机器智能与人的智能联系起来，但诺伊曼的报告却激发了麦卡锡的好奇心。
于2011年10月24日逝世，享年84周岁。 194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作博士论文时，他决定尝试在机器上模拟人的智能，1955年他联合申农（信息论创立者）、明斯基（人工智能大师，《心智社会》的作者）、罗彻斯特（IBM计算机设计者之一），发起了达特茅斯项目（Dartmouth Project），第二年正式启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了极有限的资助。现在看来，这个项目不但是人工智能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里程碑，正是在1956年，麦卡锡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一概念，现在看来，那次讨论并没有实质上解决有关智能机的任何具体问题，但它确立了研究目标，使人工智能成为计算机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经验科学。
1957年巴库斯（John Barkus）及其IBM小组发布了Fortran语言，这是第一个成功的高级语言，使程序设计者从繁琐的汇编语言中解脱出来，卡内基梅龙大学的纽维尔（A．Newell）、司马赫（H．Simon）等提出信息处理语言IPL，麦卡锡则提出表处理语言Lisp，在Fortran中不允许有递归，麦卡锡希望改进它，1960年巴黎会议大家讨论了Algol语言，采纳了麦卡锡的建议，增加了递归和条件表达式，Algol最早接受了Lisp的观念，但不是最后一个，如今的Pascal、C、Ada等都接受了Lisp的创新。但至今，主流程序设计语言仍然没有吸收麦卡锡建议的“评价函数”（eval），认为它很危险。麦卡锡发明Lisp语言，只是把它作为工具，他的目标是制造具有人类智能的机器，Lisp自发明以后，像其他语言一样，发明人失去了对其的控制能力，马库斯和凯（A．Kay，“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创始人）也一样。
1959年麦卡锡发表《具有常识的程序》一文，标志着他向“常识逻辑推理”难题开始宣战。“与所有专门化的理论一样，所有科学也都体现于常识中。当你试图证明这些理论时，你就回到了常识推理，因为常识指导着你的实验。”设想一个旅行者从英国格拉斯哥经过伦敦去莫斯科，计算机程序可以分段处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再从伦敦到莫斯科。但是如果假设此人不幸在伦敦丢失了机票怎么办？当然现实中此人一般不会因此取消原来去莫斯科的计划，他可能会再买一张票。但是预先设计好的模拟程序却不允许如此灵活。因此要发展一种具有常识推理能力的逻辑。
1964年麦卡锡已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他提出了一种称之为“情景演算”（situational calculus）的理论，其中“情景”表示世界的一种状态。当主体（agent）行动时，情景发生变化。主体下一步如何行动取决于他所知道的情景。情景演算的思想吸收了有穷自动机状态转移的概念。在情景演算中，推理不但取决于状态，而且取决于主体关于状态知道些什么。主体知道得越多，了解得越详细，他就会更好地作出决策。这种情景演算理论吸引了许多研究者，但它本身也引起一种问题。在多主体的世界中，与一个主体有关的情景的变化可能还取决于其他主体的行动。这样处理起来十分困难。在常识世界中，我们的决策可能不大受其他主体的影响，当然有时也受。很难说麦卡锡的努力最终是否成功了，但他向通常的“演绎推理”挑战，强调人类智能推理的非单调性（nonmonotonicity），发展状态描述法，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麦卡锡试图让机器能像人一样，在某种语境下，进行基本的猜测。但这很难做，即使是人，也常常误解语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白宫发言人奥涅尔欢迎新当选的里根总统时说：“您成了Grover Cleveland”（他指的是美国的一个总统）。而里根却微笑着说：“我只在电影中扮演过一次Cleveland。”（里根指的是棒球手Grover Cleveland Alexander）
不管人们对人工智能还有什么偏见，它现在已成为严肃的经验科学，而麦卡锡为这一领域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学生遍及世界。关于人工智能，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可以直接访问麦卡锡的网页，从“公众理解科学的角度”看，他的网页做得非常棒。他讨论了人工智能与哲学的关系，人工智能的分类及应用领域等。还详细回答了有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是技术乐观派，相信人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提供了许多论据，可从网上看到）。
由一个普通人变成天才的事例
1、爱因斯坦在念小学和中学时，一般功课属平常，不爱同人交往，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教他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曾经公开骂他：“你将一事无成。”他的父亲曾写信对朋友说：“爱因斯坦的功课成绩并不完全符合我的希望和期待。很久以来，我已经看惯了他的成绩单上总是有不太好的和很好的成绩”。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他所作的光线经过太阳引力场要弯曲的预言，于1919年由英国天文学家亚瑟·斯坦利·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结果所证实。1916年他预言的引力波在1978年也得到了证实。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西方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
爱因斯坦因在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2、茅以升十一岁那年的端阳节，南京秦淮河上举行热闹非凡的龙船比赛。
他和小伙伴约好，一块儿到河畔看个痛快。但不巧得很，头天晚上，他突然病了，不得不憋在家里。
端阳节一天，茅以升身子躺在床上，心儿却飞向了秦淮河。他多么羡慕自己的小伙伴啊！
晚上，小伙伴回来了，一个个无精打采，眼泪盈眶。茅以升很是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秦淮河上出了事。由于看龙船的人太多，把一座叫做文德桥的古老拱侨给挤塌了，许多人掉到河里淹死了。
这太不幸了。茅以升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学会造桥，为大家造最结实的桥！”
从此，茅以升的头脑几乎被桥占据了。他出门只要见到桥，总要上上下下看个仔细；读书读到有关桥的内容，就立即将其抄在本子上。他收藏的各种桥的图画、照片，更是数不胜数。因为这个，他还得了个“小桥迷”的绰号呢！
3、华佗从小爱好读书，富有钻研精神，对医学饶有兴趣。在母亲的教育下，小华佗立志不图官位，愿为良医，以救民济世为本。
后来，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忽冷忽热，周身疼痛，皮肉肿胀。华佗请来很有名气的大夫治病，也不见成效。母亲病故前对华佗说：“孩子，记住你的父母都是被这种古怪的病折磨死的。我希望你早日学成医术，好让百姓少受疾病之苦！”
母亲的去世激发了华佗发愤学医、普济众生的决心。他来到城里，要拜父亲的生前好友蔡医生为师学医。蔡医生开始不想收华佗为徒，可是一想，华佗父亲生前是自己的老朋友，朋友一死，转眼不认人，也太不讲情义了。
所以，他想考考华佗，如果他是一块做医生的料，就收；不行，就不收。
蔡医生主意已定。他见几位徒弟正在院子里采桑叶，而最高处枝条上的桑叶够不着，便向华佗说：“一你能设法把最高的桑叶采下来吗？”华佗说：“能。”他叫人取了根绳子，拴上块小石子，只一抛，绳子抛过枝条，树枝被压下来，桑叶就采到了。蔡医生又看见两只山羊在斗架，眼都斗红了，谁也拉个开，就说：“华佗，你能把这两只山羊拉开吗？”华佗又说：“能。”
只见他拔来两把鲜草，放在羊的旁边，斗架的羊早就斗饿了，一见鲜草，忙着抢草吃，自然散开不斗了。
蔡医生见华佗如此聪明，就收他为徒。后来华佗跟随师父刻苦钻研，注重实践，终于成为被人拥戴的一代名医。
4、四十多年前，一个十多岁的穷小子，自小生长在贫民窟里，身体非常瘦弱，却在日记里立志长大后要做美国总统。但如何能实现这样宏伟的抱负呢？年纪轻轻的他，经过几天几夜的思索，拟定了这样一系列的连锁目标。
做美国总统首先要做美国州长→要竞选州长必须得到雄厚的财力后盾的支持→要获得财团的支持就一定得融入财团→要融入财团就最好聚一位豪门千金→要娶一位豪门千金必须成为名人→成为名人的快速方法就是做电影明星→做电影明星前得练好身体练出阳刚之气。
按照这样的思路，他开始步步为营。某日，当他看到著名的体操运动主席库尔后，他相信练健美是强身健体的好点子，因而萌生了练健美的兴趣。他开始刻苦而持之以恒地练习健美，他渴望成为世界上最结实的壮汉。三年后，借着发达的肌肉，一身似雕塑的体魄，他开始成为健美先生。
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囊括了欧洲、世界、全球、奥林匹克的健美先生。在22岁时，他踏入了美国好莱坞。在好莱坞，他花费了十年，利用在体育方面的成就，而一心去表现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
终于，他在演艺界，声名鹊起。当他的电影事业如日中天时，女友的家庭在他们相恋九年后，也终于接纳了这位“黑脸庄稼人”。他的女友就是赫赫有名的肯尼迪总统的侄女。
婚姻生活恩爱地过去了十几个春秋。他与太太生育了四个孩子，建立了一个“五好”的典型家庭。2003年，年逾五十七岁的他，告老退出了影坛，转为从政，成功地竞选成为美国加州州长。
他就是阿诺德·施瓦辛格。他的经历让人记住了这样一句话：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5、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曾提到，自己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就，是缘于在一家餐厅发生的一件小事。
根据亨利.福特的描述，在他还是一个修车工人的时候，有一次刚领了薪水，兴致勃勃地到一家他一直十分向往的高级餐厅吃饭。却不料，年轻的亨利.福特在餐厅里呆坐了差不多15分钟，居然没有半个服务生过来招呼他。
最后，还是餐厅的一个服务生看到亨利.福特独自一个人坐了那么久，才勉强走到桌边，问他是不是要点菜。
亨利.福特连忙点头说是，只见服务生不耐烦地将菜单粗鲁地丢到他桌上。亨利.福特刚打开菜单，看了几行，耳边传来了服务生轻蔑的话语：“菜单不用看得太详细，你只适合看右边的部分（意指价格），左边的部分（意指菜色），你就不必费神去看了！”
亨利.福特惊愕地抬起头来，目光正好迎接到服务生满是不屑的表情，当下使得亨利.福特非常生气。恼怒之余，他不由自主地便想点最贵的大餐。但一转念之间，又想起口袋中那一点点可怜的薪水，不得已，咬了咬牙，亨利.福特只点了一个汉堡。
服务生从鼻孔中“哼”了一声，傲慢地收回亨利.福特手中的菜单，口中虽然没有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却很清楚地让亨利.福特明白：“我就知道，你这穷小子，也只不过吃得起汉堡罢了！”
在服务生离去之后，亨利.福特并没有因为花钱受气而继续恼恨不休。他反而倒冷静下来，仔细思考，为什么自己总是只能点自己吃得起的食物，而不能点自己真正想吃的大餐
亨利.福特当下立志，要成为社会中顶尖的人物。从此之后，他开始朝梦想前进，由一个平凡的修车工人，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汽车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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