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发表《利雅得宣言》 图源：新华社
直新闻：对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在首届中阿峰会后发表的这份《利雅得宣言》，你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确实，首届中阿峰会之后发表的这份《利雅得宣言》，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里面满满的干货，含金量非常高。我们只有放大时空背景，从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与交流史的大视野以及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博弈的情势与面临的问题，才能准确了解与把握这份《利雅得宣言》的精髓。
这里所说的几千年文明发展与交流史，指的是以伊斯兰文明为中心，既包括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碰撞与交流历史，也包括了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历史与现状。这里所说的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博弈的情势与面临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当前的国际秩序现状，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战略布局这几个方面。
首届中阿峰会举行 图源：新华社
直新闻：那对于《利雅得宣言》宣言中强调，要加强文明对话，尊重不同文化，杜绝在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人群中宣扬仇恨、极端思想和文明冲突，你作何解读？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还是那句话，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还是要了解几大主流文明交往的历史与现状。
我认为，实事求是来讲，无论是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都曾经具有非常鲜明的排它性特质。也就是两者之间是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的。这就是过去的一千多年来，两大文明之间会发生伊斯兰文明西扩与“十字军东征”的原因。
而进入到了近现代之后，由于西方文明或者说是基督教文明的强势崛起，其政治、经济、科技尤其是军事实力一度远远超越甚至是碾压其它文明，就使得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与伊斯兰文明的竞争中处于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不过，这个时候的西方文明淡化了自己的宗教色彩，改以所谓普世价值与民主政治的方式出现了。也就是要求伊斯兰世界也必须要接受西方倡导的以独立、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并且接受西方三权分立、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甚至是要求伊斯兰文明放弃自己的传统习俗，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这不仅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反弹，甚至是引起了一些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疯狂报复。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在伊拉克发动两场中东战争以及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的原因，同时也是“9·11”等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过去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并不是尊重、包容与对话，而是歧视、改变与冲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利雅得宣言》要强调“加强文明对话，尊重不同文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跟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与现实上的剧烈冲突情势相反，儒家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相处，则是相对和平与安宁的。这主要是因为儒家文明本身就是倡导和谐与包容，倡导和而不同的。而中阿之间发表《利雅得宣言》，也就意味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正在尝试着为这个世界创立一种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新典范，树立一个新标杆。
资料图
直新闻：《利雅得宣言》不仅强调要提升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强调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反对打着维护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对此，你又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博弈的情势与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美国跟周边大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态势。
其实，二战之前一段时间的中东局势，深深地打上的是以英法为主的西方国家在中东殖民时所留下来的印记与创伤，而二战以后的中东局势，则主要是围绕着过去的美苏现在的美俄两大强权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与控制权而展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东始终都是猎物，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的。
除此之外，美国中东战略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中东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甚至不惜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发动了战争。同时，近年来美国与伊朗甚至是跟自己的中东盟友沙特之间的矛盾，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而引起的。同时，为了控制中东局势，在战术和策略上，美国还经常使用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奥巴马执政时期，为了压制中东逊尼派，就什叶派的伊朗签订了伊核协议，特朗普执政时期，为了团结逊尼派改善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又废除了伊核协议，重新把伊朗树为了敌人。
由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普遍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这就导致了近年来中东国家对美国产生了普遍性的反感情绪。再加上美国在中东的借力打力平衡战术，也被伊朗和沙特等国家看穿。这就为同样反感西方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主张不干涉它国内政，以及跟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都维持了良好关系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于是，中阿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就一拍即合。
资料图
直新闻：我们看到，中阿之间发表的这份《利雅得宣言》，还谈到了以巴冲突问题。对此，你又作何解读？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其实，过去这些年来，美国无论是在跟中国还是阿拉伯国家打交道的时候，都存在着几大共同的问题，一个是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干涉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内政，二是不仅忽略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各自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关切，甚至是故意侵犯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核心利益。
众所周知，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中的核心，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香港问题。而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共同核心问题，就是以巴冲突问题。而在这份《利雅得宣言》中，在以巴冲突问题上，中国坚定地站在了阿拉伯国家一边，也就是要求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并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在“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全面和持久解决。同样在台湾与香港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在宣言中也完全认同与支持了中方的立场，也就是支持中方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完善香港民主的努力，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这也就意味着，在各自关切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了战略上的相互支持与战略利益上的互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在宣言中还表示，决心就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保持政治磋商和相互支持。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未来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台湾与香港问题上对中方发难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将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同样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偏袒某个国家的时候，中国也将坚定地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
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中阿正尝试树立不同文明合作的新标杆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发表《利雅得宣言》图源：新华社
直新闻：对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在首届中阿峰会后发表的这份《利雅得宣言》，你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确实，首届中阿峰会之后发表的这份《利雅得宣言》，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里面满满的干货，含金量非常高。我们只有放大时空背景，从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与交流史的大视野以及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博弈的情势与面临的问题，才能准确了解与把握这份《利雅得宣言》的精髓。
这里所说的几千年文明发展与交流史，指的是以伊斯兰文明为中心，既包括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碰撞与交流历史，也包括了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历史与现状。这里所说的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博弈的情势与面临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当前的国际秩序现状，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战略布局这几个方面。
首届中阿峰会举行图源：新华社
直新闻：那对于《利雅得宣言》宣言中强调，要加强文明对话，尊重不同文化，杜绝在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人群中宣扬仇恨、极端思想和文明冲突，你作何解读？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还是那句话，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们还是要了解几大主流文明交往的历史与现状。
我认为，实事求是来讲，无论是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都曾经具有非常鲜明的排它性特质。也就是两者之间是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的。这就是过去的一千多年来，两大文明之间会发生伊斯兰文明西扩与“十字军东征”的原因。
而进入到了近现代之后，由于西方文明或者说是基督教文明的强势崛起，其政治、经济、科技尤其是军事实力一度远远超越甚至是碾压其它文明，就使得西方基督教文明在与伊斯兰文明的竞争中处于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不过，这个时候的西方文明淡化了自己的宗教色彩，改以所谓普世价值与民主政治的方式出现了。也就是要求伊斯兰世界也必须要接受西方倡导的以独立、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并且接受西方三权分立、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甚至是要求伊斯兰文明放弃自己的传统习俗，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这不仅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反弹，甚至是引起了一些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疯狂报复。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在伊拉克发动两场中东战争以及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的原因，同时也是“9·11”等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过去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并不是尊重、包容与对话，而是歧视、改变与冲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利雅得宣言》要强调“加强文明对话，尊重不同文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跟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与现实上的剧烈冲突情势相反，儒家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相处，则是相对和平与安宁的。这主要是因为儒家文明本身就是倡导和谐与包容，倡导和而不同的。而中阿之间发表《利雅得宣言》，也就意味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正在尝试着为这个世界创立一种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新典范，树立一个新标杆。
直新闻：《利雅得宣言》不仅强调要提升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强调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反对打着维护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对此，你又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博弈的情势与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美国跟周边大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态势。
其实，二战之前一段时间的中东局势，深深地打上的是以英法为主的西方国家在中东殖民时所留下来的印记与创伤，而二战以后的中东局势，则主要是围绕着过去的美苏现在的美俄两大强权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与控制权而展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东始终都是猎物，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的。
除此之外，美国中东战略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中东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甚至不惜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发动了战争。同时，近年来美国与伊朗甚至是跟自己的中东盟友沙特之间的矛盾，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和人权问题而引起的。同时，为了控制中东局势，在战术和策略上，美国还经常使用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奥巴马执政时期，为了压制中东逊尼派，就什叶派的伊朗签订了伊核协议，特朗普执政时期，为了团结逊尼派改善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又废除了伊核协议，重新把伊朗树为了敌人。
由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普遍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这就导致了近年来中东国家对美国产生了普遍性的反感情绪。再加上美国在中东的借力打力平衡战术，也被伊朗和沙特等国家看穿。这就为同样反感西方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主张不干涉它国内政，以及跟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都维持了良好关系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于是，中阿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就一拍即合。
直新闻：我们看到，中阿之间发表的这份《利雅得宣言》，还谈到了以巴冲突问题。对此，你又作何解读？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其实，过去这些年来，美国无论是在跟中国还是阿拉伯国家打交道的时候，都存在着几大共同的问题，一个是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干涉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内政，二是不仅忽略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各自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关切，甚至是故意侵犯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核心利益。
众所周知，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中的核心，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香港问题。而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共同核心问题，就是以巴冲突问题。而在这份《利雅得宣言》中，在以巴冲突问题上，中国坚定地站在了阿拉伯国家一边，也就是要求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并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在“两国方案”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全面和持久解决。同样在台湾与香港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在宣言中也完全认同与支持了中方的立场，也就是支持中方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完善香港民主的努力，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这也就意味着，在各自关切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了战略上的相互支持与战略利益上的互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在宣言中还表示，决心就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保持政治磋商和相互支持。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未来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台湾与香港问题上对中方发难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将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同样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偏袒某个国家的时候，中国也将坚定地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
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定位中国为“威胁”
直新闻：刘先生，日媒称岸田政府有意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首次准备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威胁”，对此，你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其实，我们之所以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当很多国家在内政上面临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通过对外示强、通过挑起外部纷争来提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转移内政上的矛盾。我认为，岸田政府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时，之所以走得比美国还激进，根源也就在于内政。因为这些年来，在日本右翼势力刻意操纵下，日本近几届政府的对华关系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而本来在派系竞争中就处于弱势的岸田本人及其内阁，因为内部施政不佳，民意又跌到了谷底，政权稳定性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对中国示强、通过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方式，来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
除了内部政治的需要之外，我认为，岸田政府这样做，并非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因为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所谓“军事威胁”，而是出于日本军事尤其是壮大自身军力发展的需要。要知道，岸田政府已经决定要将日本的国家防卫预算提升到GDP的百分之二以上，同时日本防卫省还寻求在未来五年把军费增加近五成，让日本军费支出跃升到世界第三位。此外，日本还正在考虑部署1000多枚射程达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以增强对周边国家的所谓反击能力。这些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最终要实现，都需要在外部树立一个强大的所谓“威胁”与“敌人”。而且，更为关键性的是，日本右翼政客梦寐以求的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以及让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化国家的这一目标也尚未实现，而实现这些目标，也要将中国视为“假想敌”。
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千万不要以为岸田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比拜登政府更为激进，美国就会出手阻止岸田政府的莽撞行为。我认为，恰恰相反，在遏制中国问题上，让日本冲在最前面，让中日鹤蚌相争，正中美国的下怀，美国可以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假如日本落伍了跟不上美国的步伐，拜登政府一定会用鞭子抽它，但是，假如日本冲在美国前面，美国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暗中窃喜。
直新闻：那么对日方动作，中方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呢？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我认为，假如岸田政府真的在拟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威胁”，那将会是日本安保战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对接下来中日关系的冲击，将会是无法估量的。当然，我们在关注岸田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如何对中国进行定位与定性之外，同时还要关注其在台湾问题上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修改，会不会将安倍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一口头政治宣示，进一步落实为具体的政策以及落实为日本的安保战略。因为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政府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不仅会再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极有可能会出现所谓反对“武统”表述。假如出现了这种事态，那将是对台湾问题、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岸田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有可能的“暴冲”，中方在应对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情绪化的现象，更没有一味地以硬对硬激化矛盾。中方不仅保持了冷静与克制，保持了战略定力，而且在应对的时候，保持了一定的策略性与灵活性。这主要表现在，中方不仅在APEC会议期间启动了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并按计划举行了中日两国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十四轮磋商，而且，明确反对岸田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威胁”、仅定位为挑战的执政联盟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预计将要访华。这也就意味着，中方不仅正在通过跟岸田政府正面接触的方式，来让日本纠正错误的对华政策，而且准备通过其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来从侧面影响和牵制自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方阻止岸田政府在制订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时，不把中国定位为”威胁”，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接下来岸田政府在对中国进行定位时，还是有可能会小幅“回缩”，即跟美国与北约保持同步，仅仅把中国视为所谓的挑战与竞争对手。
延伸阅读：
孙兴杰：日本安保战略将作重大调整，东亚安全结构受冲击
直新闻：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外交安保文件，其中反击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是要搞先发制人吗？
特约评论员孙兴杰：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中长期外交安保的指导文件，从中能够看到日本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日本的战略走向。日本自民党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反击能力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一概念可能会被写入文件，并且作为未来一段时间日本战略的核心概念。虽然现在关于反击能力的界定还不清晰，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但我认为这一概念代表着日本战略的重大调整。
首先，反击能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目前媒体披露出的信息表明，反击能力并不是一个防御性概念，而是先发制人的概念，就是使对方国家放弃武力攻击的威慑力。换句话说，日本要形成威慑对方对日本可能发动进攻的意图，考虑到现在是一个导弹时代，怎么去威慑可能的导弹威胁呢？并不是要发展日本的反导系统，而是提升日本的导弹攻击能力。另外，日本官方也承认拦截系统不能保卫国民生命，其实这是一个常识，目前的拦截系统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拦截，而最近一段时间朝鲜的导弹发射尤其是越过日本上空的中远程导弹，给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震荡，民调显示六成以上日本民众支持反击能力的概念。
其次，怎么形成日本的反击能力？一个是增加日本的军费开支，购买中程导弹，可能包括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系统，日本政府已经提出将防务支出提升到GDP的2%，这意味着未来日本的军费会有相当规模的提高。二是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这种合作会延伸到日美分工进行攻击，日美分享相关情报和信息。反击能力的核心是预先对敌对对象进行攻击，其实已经越过了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底线。虽然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强调要在宪法和国际法范围内坚持专守防卫和禁止先发制人，但是反击能力本身跟日本既有的战略以及和平宪法是存在矛盾的。
最后，日本修订外交安保战略也涉及到日本如何看待自己的安全环境，如果将周边的挑战和竞争升级为威胁，就意味着日本的外交安保战略也要发生调整。通过加入到“印太战略”以及与相关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日本的安保战略已经出现了实质性变化，这也意味着东亚地区安全结构随着日本安全战略的质变而受到重大冲击。
直新闻：韩国总统室人士对尹锡悦总统年内访日的计划保持慎重态度，您怎么看日韩领导人互访的前景？
特约评论员孙兴杰：韩国驻日大使尹德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剧变，不排除尹锡悦总统年内访日的可能性。对于这一信息，韩国总统府的态度似乎比较谨慎，毕竟今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要安排首脑访问需要双方进行沟通和协调，时间上也比较紧张。尹德敏释放出的信息也被解读为，日韩正就首脑访问的事宜进行协调。在我看来，日韩首脑之间的访问已经中断十年了，首脑互访也被认为是外交关系回暖的重要标志，就当下来看，日韩关系改善有几个有利的因素，也有短期内很难克服的困难。
从有利的条件来看，第一个是朝鲜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导弹发射，尤其是远程导弹发射，使日韩进行沟通与协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大为提升，对日韩来说，共同的威胁是关系走近的重要动力。第二个是尹锡悦政府对改善韩日关系有比较高的预期，从5月份以来，韩国多次主动寻求改善对日关系，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也举行了好几次会晤，为首脑互访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韩日关系近些年来持续低迷，在文在寅政府时期陷入了一个低点，从两国关系的内在逻辑和周边环境来说，韩日关系也到了一个触底回升的临界点上了。第三个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日韩都是美国重要的支撑点，日本从一开始就是“印太战略”的鼓吹者，韩国是美国重点拉拢的对象，因此，美国也有动机推动日韩关系的回暖。
从不利的条件来说，第一个是强征劳工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上去是法律问题，其实关系到日韩外交关系的基础，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了，韩国则认为没有解决，另外，强征劳工的问题与历史问题以及国民情感又联系在一起，现在尹锡悦和岸田文雄的支持率都不高，处理这种关乎国民情感的问题也受到很大的约束。如果强征劳工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双方能够接受的基本方案，那日韩关系很难获得实质性改善。第二个是日韩关系的重新定位的问题，日韩建交的时候，双方的实力和地位不平衡，但是现在韩国的国家地位和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韩关系中，韩国也是越来越主动，这个调整和重新定位的过程也是日韩两国面临的一个障碍。
从整体来说，日韩关系调整的进程已经开启，尤其是在全球和地区局势的变化使得两国主动或者被动改善关系，当然，调整的节奏和时机很难进行预判，这要取决于政治家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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