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参考资料：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孙达人《张献忠“屠蜀”的真相——试论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张建斌《寻找张献忠宝藏三百年》等)
张献忠江口沉银一直是历史之谜，其沉银地点历来众说绘纭。2017年3月2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通气会证实，今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了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0000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至此，“大西王”张献忠的稀世宝藏之谜终于被揭开。
追回的国宝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1646年11月，张献忠命陨西充凤凰山后，大西政权宣告结束，由他聚敛的金银财宝成为无主之物，不知去向。【施工现场发现疑似张献忠沉银】
这次打捞前，关于他的稀世宝藏有很多种说法，成都曾流传一首歌谣：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
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据说，与歌谣配对的，还有一张“藏宝图”，图上标有张献忠金银宝藏的具体位置，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民国曾有人根据这张藏宝图在流经成都的锦江中打捞挖掘，捞上的只有一些小铜钱，不见金银踪影。
第二种说法是，张献忠将宝藏藏于青城山上。原因为孙可望曾奉张献忠之命率领数百名石匠在青峰山(青城山支脉)采石，却鲜见有人运石出
山或在山中修路以及建筑物。这种行为不免让人心生联想，张献忠可能以采石为掩护，在青城山上秘密修建藏宝工事。
还有一种说法，在四川彭山县的江口古镇江道中。这个位于武阳江、锦江与岷江交汇处的古镇，水路运输十分便利，曾为商旅云集之地，船桅林立。据《彭山县志》载：“顺治三年四月，明参将杨展占领嘉定(今乐山市中区)后，沿江而上攻占彭山。秋，张献忠部与杨展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败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由此沉没于岷江。
谜底终于揭开。
截至2017年3月15日，对“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已有10000余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0000余件。这些文物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和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通过此次发掘，基本确认了张献忠江口之战的地点，出水的万余件文物是确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西王赏功”银币
金册
金耳环
远离他人卧榻避而入川
终其一生，张献忠给四川留下了两个传说，一个是关于宝藏的传说，一个是关于杀人的传说。
作为明末农民军的起义领袖，张献忠少年时代受过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时当过延安府的捕役，常受同事欺侮
。走上农民起义这条路除乱世所趋外，很大程度上与他生活常受压抑，不堪久居人下有关。明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同官军作战中，他“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很快成为一支队伍的领导人，号称“西营八大王”。
在同明廷的对抗中，张献忠屡次使出诈降—反叛的招数，一步步扩大势力范围，于崇祯十六年(1643)占领武昌，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可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张献忠决定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自行放弃湖广、江西，临走之际，还不忘带上从湘赣搜刮的金银财宝和数十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
关于张献忠避而入川的决定，《明末农民战争史》作者顾诚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李自成部义军的关系不好。他决策向四川转移正是李自成歼灭了孙传庭部官军席卷西北地区之时。这时明王朝覆灭的前景已经洞若观火，大顺军眼看就要着手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了。张献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并入李自成的大顺军，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就只有另寻出路。”鉴于张献忠过去曾一再进军四川，对其各方面条件有全面的了解，加上蜀中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大顺政权行将统一全国的
时候，张献忠放弃长江中游地方，远离他人的卧榻，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1644年春，大西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由于四川官军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大西军“越下牢，渡三峡，古称天险，如蹈无人之境”。6月，大西军破涪州取重庆，攻城之前，张献忠派人劝说重庆守城官员投降，守城官员问张献忠大军此次入川意图何在?使者回答道：“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明官员拒绝投降，张献忠命大西军用火药炸开城墙，一举攻下重庆，抗拒军官被张献忠下令砍掉一只手，断手者经过之处，军民震骇，纷纷瓦解。
8月，张献忠用同样的方式打开了成都的大门。短短几个月时间，除遵义和石柱、黎州土司外，四川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大西政权中。不久后，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
入川初期官民和谐
有史书曾这样讲述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区别：“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十几年的流寇生涯，让张献忠习惯于攻城略地、大肆搜刮，搜刮的重点虽然是豪门大户，但有时连普通百姓也不放过。“八大王”和“大西军”恶名传播之广，吓坏了被明廷抛弃的四川人。听说大西军即将攻入成都，成都居民惶惶不可终日
，被断手的据城抗拒者成为一遍遍地提醒着他们可怕的梦魇，成都居民寝食难安，“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
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后，张献忠屠四川、杀人魔王张献忠的恶名依旧流传于四川民间。有人甚至传言，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以至清初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究竟张献忠是不是令四川百姓惧怕，只知杀戮不知招降的凶神恶煞?在定都成都的3年时间里，大西王朝屠杀了多少四川百姓?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张献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遇到顽强抵抗者如重庆、成都士兵们，则下令“割耳鼻、断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军。攻克成都后，张献忠亦没有屠城，尽管有《荒书》记载，“八月十一日，尽出成都军民男女于中园，将尽屠之。俄有一物如龙尾下垂，贼以为祥，遂免死。仍逼入城”。但因种种如祥瑞或他人劝说等原因，成都大屠杀并没有出现。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
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说在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样都得承认，“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重庆失守屠杀开始
1645年发生在重庆的一场战役改变了张献忠“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的想法，这年春天，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几万士兵反攻重庆，却被曾英部击退。重庆失守，对张献忠来说，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鉴于明朝将领据有綦江、黎雅、叙州(宜宾)等重镇，四川南部沦为弘光政权伙同四川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重要基地。
张献忠对朱明宗室深恶痛绝，入川后即下令：
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为了防范敌探奸细，还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城禁和特务制度。几十万大西军的粮食问题通过没收和打粮这
种暴力方式解决，当时的四川，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会触及一般农民的利益，这些情况发生在政权初建，敌对势力尚未反扑时尚没什么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对者在南京弘光朝廷号召下集合起来，趁机反扑，大西政权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脚。官绅地主是敌对势力，要消灭掉，于是张献忠于1645年举行“特科”，将来成都参加考试的各府县生员约5000多人全部杀光，听说自己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张献忠怒不可遏，又派军队对当地居民实施屠杀。而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流民中的各类人员，自然也难逃被杀厄运。
明末张献忠铸“西王赏功”铜钱
明末张献忠铸“大顺通宝”铜钱
一旦按下屠杀这个按钮，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就像上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样，再也停不下来。怀疑叛乱的分子潜藏在城市中内应外合，张献忠竟然做出“除城尽剿”的决定，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连西京成都也不放过，《圣教入川记》中，详细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目睹张献忠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的残酷情形。
为什么张献忠在统治四川前后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学者杨鸿基认为，大西军之所以会发生“以杀戮为威，而剿
洗之兵四出”的现象，是由于各地“义兵”把张献忠“所置郡县贼吏”“群起而杀之”的结果，大西军一味用杀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对势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张献忠“非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权的根本弱点。
不过张献忠之屠蜀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的论断，多少有失偏颇。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清军的滥杀无辜，连年兵荒马乱导致的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导致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按顾诚说法，“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
江口之战为寻宝埋下伏笔
1646年正月，人心尽失的大西政权在四川逐渐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集中在成都附近，为了挽回局势，张献忠命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等率军南征，张献忠亲率大军攻杨展于嘉定，结果在彭山江口被杨展所败，退归成都。就是在彭山江口，张献忠为他的金银珠宝埋下了伏笔。
“献忠忿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交战中，大风起，张献忠船队起火，杨展率数位前锋前往杀敌，张献忠军大败??当时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
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按清人刘景伯考察，张献忠从四川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这些都被装进了张献忠的运宝大船中，交战失败后，千船金银沉入水底，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退归成都。对于张献忠江口所沉金银，杨展并不知情，其后还是通过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杨展才开始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得益于这一批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于时全蜀，惟嘉定(杨展家乡)不饥”。
由于江口沉银数量之大，乾隆年间，有渔者在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总督孙士毅得知此事后，立马派人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后来在江口河道里，不断有人打捞出明代银锭、金银器等。2005年，江口古镇岷江河道出土的明代银锭，从其铭文可看出来自湖南的沅陵县、湘潭县、巴陵县;湖北的京山、黄冈等地区，为崇祯时期所征解的税银，而且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侧面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之说。
“杀人魔王”张献忠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生前劫掠财富无数，命陨凤凰山后，竟会以“散落财富”的方式为世人惦记，“施惠”于人。
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
张献忠被盗文物，银锭居多。
西
王赏功金币。
金印。
金册。
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民谣真伪，三百年来无从破解。“大西王”的神秘宝藏，到底在何处?到底有多少?随着彭山江口沉银地实物出土，虎钮金印、五十两金锭、金封册陆续出现……张献忠的宝藏之谜，如迷雾愈发散开。
四川博物院研究员、四川省文物局文博专家陈志学认为，张献忠一路杀抢，特别对大户人家搜刮抢尽，钱财数量非常惊人。进入成都后，财富更是到达一个峰值。
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张献忠至少拥有白银数千万两。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购买力600元人民币计算，他在当时拥有相当于现代数百亿人民币财富。
四川首富
敛财之道
抢王宫掠州郡富商大贾
明朝年间，四川成都，柳家大院。
“家门外的地值多少钱?”张献忠手下大将冯双礼瞪圆了眼睛问。
“万两银子。”柳老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不满，冯双礼别过头去，手下的士兵朝着柳老爷一阵拳脚相加。
“到底值多少?”冯双礼提高了音量。
“十万两。”柳老爷声音颤抖起来。
“嗯!”冯双礼拍了拍腿，“就按这个数字，如数上交，可保你土地不减。”
搜出家中所有字画、宝玉，四处借债，柳老爷换成银两，一担担送往大西王府。
这个历史切片，反映了史料中对
张献忠的评价，一是“嗜杀”，二是“掠财”。
四川作家蒋蓝称，张献忠的“宝藏”传奇，来自于他的拷掠手段。彼时的成都，富有的主子无不胆战心惊，因为，等待他们的将可能是杀身之祸。张献忠从湖南湖北一路掠夺而来，收刮地主的财富，缴清官府的银库。最终，张献忠逼死蜀王后，独享着比肩紫禁城的蜀王府，一度奢华。
史料记载：张献忠攻下武昌后，“尽取王宫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在四川掠取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两黄金。他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
四川博物院研究员、四川省文物局文博专家陈志学认为，张献忠一路杀抢，特别是对于大户人家，搜刮抢尽，一路下来钱财数量惊人。张献忠进入成都后，财富更是到达一个峰值。“明末时期，成都一直比较稳定，经济情况比较好。张献忠当时占领了四川大部分地方，从这个角度讲，张献忠就是当时的四川 首富 。”
百亿富豪
征收粮税
眉山自铸五十两银锭
张献忠的财富累积，史料记载有三个来源：其一是攻城略地后从明王朝的国库或藩王手里获取的;其二是从占领的地盘上征收的;其三是从民间搜刮抢夺的。
今
天，在彭山区，保存着自2005年以来不断出土的文物。其中有10多个刻有文字的银锭，上面刻着制造地点、工匠名字、制造年代等信息。银锭来自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这与张献忠行军路线图一致，能够从侧面证实，当年张献忠一路抢杀富人。
一个五十两的银锭，证实当年张献忠曾在眉山收过税。银锭上有“大西眉州征完元年分半征粮银五十两一定，银匠右闵季”的字样。“从字样内容来看，说的是在眉山征收的粮税，打造这个银锭的工匠叫右闵季。”彭山区文管所所长吴天文说，彼时一两大概37克，五十两相当于现在3斤多。“我们还发现了不少碎银，其中有些是平常百姓所用。以此推断，当时张献忠也抢过老百姓。”
“明末藩王，待遇都很好，不仅皇帝给得多，还有其他收入，都很有钱。当年李自成攻打开封，周王马上就筹集了50万银两，赏赐下属。”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远廉认为，张献忠沿陕西，过河南、河北，入湖北、湖南，再进四川，一路抢杀达官显贵，所获财宝不可计量。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张建斌撰文，记载了这样的说法：崇祯皇帝和张献忠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瞠目结舌。
有历史学家粗
略估算，张献忠至少拥有白银数千万两。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购买力600元人民币计算，他在当时拥有相当于现代数百亿人民币财富。
作家蒋蓝估计，张献忠拥有的财富应该价值一亿两银子，包括各种奇珍异宝的价值，因为当时蜀王府国库里都存有几千万银两。
江口沉银
众说纷纭
大多认为杨展捞走多数宝物
要进一步搞清张献忠财富之谜，彭山江口的重大发现，可能提供佐证。
1646年，张献忠带上大部分金银财宝，从成都启程沿锦江南下。然而，在彭山区江口境内时，张献忠部却遭到明将杨展部队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败归成都，而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沉入江底。至于这些金银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只留下千船沉银之谜。
巴蜀文化专家、《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曾专门研究过张献忠沉银之谜。他认为，彭山“千船沉银”的传说可能性不大，更靠谱的推论，应该是张献忠兵败后，少部分财富掉在了彭山江口。“张献忠终究是个流寇，四处行军打仗要钱，虽然是兵败回成都，肯定要把军费带走。所以沉入江底的宝贝，应该是少部分，是没办法挽救才放弃的。”
史料记载，杨展得胜后，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沉船里装的是金银财宝，后来从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才开始组
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杨展采用的打捞方法是用长枪“钉而出之”，所获巨大。得益于这一笔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
此后，江口沉银一直被各方人士觊觎。据《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最大悬念
水下考古
江口还埋藏多少财富?
张献忠到底有多壕?彭山当地曾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靠张献忠沉银致富，成为百万富翁的不下百人。随着2016年彭山破获全国文物第一案，缴获文物上千件、涉案资金3亿多元，张献忠的财富，终于露出冰山一角。江口沉银大案发生后，一位曾参与鉴定的中国钱币博物馆专家说，涉案文物十分珍贵、数量较大，历经五次鉴定，才完成最终鉴定工作。
彭山所缴获的千余件文物，其中100件珍贵文物被鉴定为国家级文物、8件为一级文物，2件是国宝级文物。除了在黑市上以800万天价交易的“虎钮金印”外，另一件50两金锭，也能印证张献忠的富有。
这铊金锭拳头大，表面凿刻有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吏杨旭，匠赵。”
吴天文解释，“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是1621年长沙府上供藩王王府的岁供黄金，是已知的明代金锭中的最大
锭型，存世稀少，价值极高。
四川省文物局文博专家陈志学印象中，50两金锭不仅是明代以来发现的最大锭型，明代之前，也没有这么大的金锭。“至少在四川范围内，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金锭!”张献忠所在的年代，一两银子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开销，这个金锭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开支40多年!
1月5日，相关部门正式启动了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工作人员李飞相信，江底还将有东西出土。“金属探测仪器已经有所反应，财富之谜会进一步破解。”
最大谜底
成都九眼桥
河床下有宝藏?
作家蒋蓝研究称，面对敌军，张献忠曾选择将财富埋藏。一处埋在青城外山，一处埋在龙泉驿百工堰。随后，张献忠载着上千艘宝物离开成都。在江口，杨展得到了张献忠的多数宝物，只有少数沉入江底。除了江口，张献忠沉银地还在成都九眼桥一带1.5米河床下。
此外，张献忠宝藏之谜还有三种说法。
埋于锦江
《明史》记载，张献忠在被迫撤离成都前，让部下在锦江筑堤，抽干江水，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出数丈深的大坑，将劫掠来的财宝倾倒其中，再重新决堤放水，将大坑冲平、淹没，以此掩人耳目。后来的史书《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沉于锦江
地方志《彭山县志》对张献忠宝藏的下
落另有说法：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只得改道由水路出川，但船队沿锦江刚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便遭到当地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张献忠不得已退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则沉没于锦江。
流逝江底
民间流传的第三种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兵败，撤离成都前，提前让手下做了许多木筒，将银锭灌藏其中，投入锦江，使其顺水漂流，准备在狭隘处打捞。可惜途中遭到杨展兵马的埋伏，尚未来得及打捞便兵败如山倒，那些木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沉于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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