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代的考据学肇源于清初，因反对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而逐渐形成，至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并占据了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故有“乾嘉学派”之称；
2、乾嘉考据学或汉学的产生虽然说与清代文化专制有关，但是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的贡献应该说是巨大的；
3、具有比较踏实的科学态度，发展了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即考据法；
4、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儒家经典进行了整理训释；
5、诞生了一大批训诂名著。
明清考据学（朴学）的发展是怎样？
明清考据学的兴起与发展：
一批学者反对心学空谈，致力于用考据方法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形成了被称为“汉学”、“朴学”的新学风。始于顾、黄，为清学术的开山。其学术特征，一是以对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辨伪、考证为主要工作，二是在研究中广泛运用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等学科知识为辅助手段。
清初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采用考据学，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胡渭的《禹贡锥指》、《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有贡献。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风更盛，发展为专门的学问，被称为“乾嘉学派”，也是整个清代学术的主流。分吴、皖两派，前者以惠栋为代表，著有《古文尚书考》：后者以戴震为领袖，其弟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之类，皆为古文字学经典著作。
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批、毕阮的金石考订，钱大昕、王鸣盛的史籍整理，皆能名称一时。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弨的《群书拾补》，都是第一流的著作。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考据对古代文献学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献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考据。文献资料的正误、真伪的考证通常是文献研究的主要工作和终极目的。今文经学的出现嘉庆、道光间，反对考据学，讲经书“微言大义”，对其进行发挥，对后来的维新变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脱离现实，于时无补。为学术而学术，与高压政策有关。
考据学详细资料大全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国小、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基本介绍 中文名称 ：考据学 外文名称 ：The textual research 类别 ：治学方法 别称 ：考证学或朴学 方法 ：“实事求是”，“无证不信” 范围 ：经学 发展概况,产生原因,作用及影响,其他学科,代表人物,《圣经》, 发展概况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同所谓汉学是密切联系的，是汉学家所使用的治学主要方法。汉学是对宋学的一种反动，滥觞于明末清初，大盛于乾嘉时代，考据学大体也是这样。 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它与清代考据学不论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清代考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小异。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有前进一步。 产生原因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于清初的文字狱政策。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讲义》）。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 *** 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清史》）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文字狱成因说提出质疑。其实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清 *** 对于一些纯学术的‘异端’思想有所容忍，文字狱并未造成学术界的人人自危，学人们将兴趣转向考据学，是受家学、师友和风气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乾嘉学人并非学术专制下的懦弱者，他们并未感受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生活在乾嘉时代的不幸，在他们身上看不出遭文字狱‘打磨’后的圆滑，一些学者照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反叛精神。考据学在乾嘉时期的辉煌，是考据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并非文字狱所造成。 作用及影响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郭沫若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 其他学科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国小研究方面“因声求义”说、“古无轻唇音”说、“四体二用”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说等等，以及王念孙父子总结的一些校勘、训诂规律，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自然不能说清代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该书第290页）当然，考据学也不是万能的，它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期望某一种封建时代所产生的学术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 代表人物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孙怡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章学诚，王鸣盛 《圣经》 《圣经》考据学被译为" 《圣经》批判学" 或" 《圣经》评断学"。考据学的历史久远，中国的考据之学鼎盛于清朝乾嘉年间，故又名乾嘉学派，欧洲的《圣经》考据学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新学科，它用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考据、训诂、比较的方法，研究《圣经》各篇的真伪、联系、年代及可信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督教产生时期的早期历史。近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直接致命的打击来自《圣经》考据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圣经》的权威性，促使人们开始把《圣经》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中所发现的古代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大批原始资料汇编、专论和专著促进了《圣经》考据学的发展。在众多的研究者中，杜宾根学派的影响最为突出。 杜宾根学派的《圣经》考据学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传统信条、教义以及对产生信仰唯一来源的《圣经》的信心。在对早期基督教会史和《圣经》的批判研究中，杜宾根学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神学派别，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它把基督教历史中记录的所有奇迹都作为人类本身的思维创造，当作一种人为的伪造而彻底摒弃。从而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真实面目，奠定了研究早期基督教会史的科学基础。
清代的学术风气：考证
乾嘉考证之学，盛极一时，可说是清代学术成就的巅峰。
考证之学起，代替了义理之学。
对于这一现象，一般的解释是清廷文网太密，压制太严，不容明末自由讨论的学风，于是学者躲入忌讳最少的考证之学，以取自保。
这种解释未尝不能自成一说，然而考证之学兴起，应当也有学术发展线索的逻辑，未必完全可归因于政治压力。
两汉儒学发展的轨迹，或可借来理解清代学风的演变脉络。
西汉董仲舒建构了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由此方向演变，一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微言大义，诠释经文往往有太过穿凿之处。另一方面，谶纬之学更是割裂经文，甚至肆意编造。
东汉学者遂反其道而行之，从训诂下手，力求清理经典中的讹误，恢复经典原貌。东汉学者的学风，在汉末三国魏晋，又一变为玄学清谈风气。
清代承明末高谈义理的风气，也有意拨乱反正。顾炎武志在经世，但惩于学者一任己意援引经典，遂考订声韵，也摸索制度沿革。因此，顾氏毋宁为清代考证之学的始祖。
考证之学包括音韵、文字、训诂、校勘，更扩大一些，史事真相、制度沿革和地理变迁，也可列入考验证明之学。
这些方法学，亦即实证的研究方法，必由材料下手，从证据中归纳可信的结论。是以，考证之学虽然号为“朴学”，却是胡适之所说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学问，义理、辞章、考据三个部分中，辞章是文学创作的领域，考据则是义理的根本功夫。没有可靠的典籍，而后谈义理，难免会有无根据的猜测，由此取得的阐释，也未能免于主观的陈述。
清代考据之学中，阎若璩（1636—1704）从事经典的考证，其《尚书古文疏证》，当是第一件从大量证据归纳为结论的研究工作。
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兄弟两人都是黄宗羲的学生，前者是经学家，从会通诸经中寻找经文的正确解释，后者是史学家，从许多史料中捡取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事迹。
乾隆时代考证学大师戴震（1723—1777）明白指出，所谓义理不能舍弃经文，凭空得之，认为凡学必从“离词”（分析词句）、“辨言”（分辨语意）开始，最后才能走到“闻道”的地步。
这一态度，清代考据学界的大家，大多都能持守。但是，考据之学成为风气之后，从事实证工作的学者，也就难免被狭窄的专题罩住，全力在细节上周旋。
迷失了穷经是为了通经的本义，遂为了考据而考据，功夫细密却没有由此引申的余地。
清代官方编辑大部头的丛书，为数不少。康熙、雍正朝除了宣扬武功的“方略”外，有字典、韵书、类书及经书的集解。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
考据学的影响
考据学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主张学术要有关当世之务，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弊病，提倡汉学。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对《六经》的主观主义的解释，主张从小学入手，以求训诂名物的真义。他们主张经世致用，是从抗清的立场出发的。但是，随着清政权的巩固，清政府一面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钳制，一面提倡整理考订古典文献，以转移人们反清斗争的目标。在这背景下，顾炎武等人所提倡的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已不可能，而他们重视考据的治学方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快就成为一种风气。稍后于顾、黄的阎若璩、胡渭诸家的著作，树立了考据的范例。胡渭精于经义，尤精舆地之学，他所著的《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阎若璩更是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他深于经史，亦精于地理。他沉潜三十年，著《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用比较严谨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人伪造的。从阎若璩、胡渭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更加盛行起来，形成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讲义》）。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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