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对中国学术的简称，大师是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者的尊称，国学大师则是指其学问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同时，国学大师不能光看其学问，还要看其道德即人品、文品，看其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评判标准，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而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
国学大师的评判标准
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
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 “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
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
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国学大师的标准是什么？
去年评选中国20世纪十大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至今论声不绝，很热闹。120万人投票选出十大国学大师，很有一些人发表议论，有的认为某一大师该入选而没有入选，有的则不同意其中一些人入选。原因就是对“国学”有不同的理解，对“大师”也有不同的标准。
首先，什么是国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学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但中国学包括哪些方面？当然应该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至于后来印度传进来的佛学算不算国学？有的认为不算，如张岱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没有讲到佛学；有的认为佛学也算，因为佛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化了，成为中国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例如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都有佛教的内容。中国人过的腊八节就是佛教节日，中国人因果报应观念就与佛教有关系，天下名山僧占多，到处有佛寺。旅游业发展起来，很多佛寺、佛像又得到重新修缮、扩建、重塑。佛教如果算中国学的内容，那么基督教算不算？它传入也已经几百年了，到处有教堂，也有许多信众，复活节、圣诞节也有许多人过。而在中国有影响的世界各国文化，如果都算为中国的国学，那就可能泛化，有滥用的嫌疑。一般地说，用汉字撰写的中国古代典籍，都属于国学研究范围，当然包括经史子集。有人提出这只是汉学，不是国学，因为还有很多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著作。汉语在国内叫汉语，叫普通话，叫国语，在国外就被叫成中国语。现在全国许多高校有中国语言文学系，讲的也主要是或者只有汉语言文学。为什么？汉族是最大的民族，是中国的代表。因此，国学、汉学、中国学，平常可以通用。大家按习惯用法，国学当然有一定的范围，主要包括对经史子集的研究。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将《四库全书》作为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没有什么大错。反映了一般的情况和普遍的概念。国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模糊性，非要从概念上进行推敲，那就有讨论不完的问题。如果讨论清楚才投票，可能十年也选不出来。
其次，大师标准是什么？我想，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有比较系统的国学知识。国学以《四库全书》为主，《四库全书》卷帙浩瀚，一般人是看不完的，那些被选入十大国学大师的名家，多数也没有看完。看完不是必要条件，知道得多一些，是需要的。以上十位，看多看少，在这一点上都是合格的。第二个条件是对这些典籍中的某些内容有较深的研究，有创新的见解，即对国学研究有所贡献。研究范围有大小之分，成果也有大小区别，但他们在研究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因此，他们也都合格。第三个条件，对国学有深刻的领会，有的推崇，有的批评，都对国学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第四个条件，总结出国学的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培养出一个或者一批国学名家。有以上三条，没有最后一条，可以称为国学名家或大家，未必够“师”的资格。有的人懂得几国语言，懂外语并不是国学大师的必要条件。但是，懂得较多外语，对于认识、分析国学的问题，会有所帮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孔子是大师，非儒的墨子也是大师，辟杨、墨的孟子也是大师，非子思、孟子的荀子也是大师。董仲舒是大师，韩愈是大师，程、朱是理学大师，陆、王是心学大师，理学是国学，心学也是国学，虽然有诸子百家，都不在国学范围之外。汉学有大师，宋学也有大师，都在国学大师之列。不论批评的，还是弘扬的，只要深入研究国学，都可以成为大师。只有那些没有研究的，或者研究不深入的，没有入国学的门，没有登堂入室，自然不是真懂国学，更谈不上大师。不论他是歌颂的，还是诬蔑的，都说不到点子上，始终是国学的门外汉。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先生对国学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及释例、《史讳举例》、《清初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校勘学释例》等都是重要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都有重大影响。他60岁以后，总结教学经验，创立“史源学实习”课程，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国学名家、大师，如启功、史念海、张守常、单士元、赵光贤、柴德赓。从各个方面来看，陈垣都可以称得上国学大师。有的人提到其他一些人，也都够“大师”的资格，一大批人进行排序，当然就会有前后，不入前十名，即使排在第二十名，也是了不起的大师。因此，我认为有前十名大师，不能误解为只有这十名。另外在国学贡献方面，也不能说前十名就一定比十名以后的大师贡献大，因为投票者真正深入研究国学的不一定多，读过他们的书，并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的投票与候选人的社会影响有极大关系，经常有人提起，名字屡屡出现于报刊，就容易得到选票。如果在十名以外，再有个前五十名或前百名的名录，就像军衔那样，除了十大元帅，还有十大将以及上将、中将、少将。这些“大师”还有各自贡献，有的在某一方面比前十名都更加突出。如果在投票之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的成就作介绍，那就可以推动青年对国学的了解，培养学术的兴趣，树立好的学风。作者：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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