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被魏国降将郭循行刺身死。
费祎，三国时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费祎，字文伟，荆州江夏鄳县人，深得诸葛亮器重，曾出使东吴，孙权、诸葛恪、羊茞等人以辞锋论难，而费祎据理以答，辞义兼至，始终不为所屈。
孙权甚异其才，自礼遇之，费祎也因常使吴。北伐时为中护军，又转为司马。当时将军魏延与长史杨仪不和，坐常争论，费祎常为二人谏喻，两相匡护，以尽其用。诸葛亮死后，初为后军师，再为尚书令，再迁大将军，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蜀汉的发展尽心竭力，性格谦素甚廉，家无余
费祎在蜀国的官职是什么，他曾在蜀国后期充当什么角色？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县人。费祎少时丧父，跟随族父费伯仁生活。伯仁之姑，正是益州牧刘璋之母。刘璋遣使迎接费伯仁，费伯仁便带着费祎游学入蜀。后来刘备平定蜀中，费祎便留在益土，并与汝南人许叔龙、南郡人董允齐名。其时许靖丧子，董允与费祎正要一起到功出席葬礼。董允向其父董和请求车驾，董和便遣一乘开后鹿车给二人。董允见此，面有难色，费祎却从容走前先上鹿车。及至丧所时，诸葛亮及国中诸贵人均已齐集，而备有车乘的人甚少，董允神色犹未泰，而费祎却晏然自若。驾车人回来后，董和问及备细，知其如此，于是向儿子道：“我常常以为你跟文伟（费祎字）之间的优劣未可分别，但从今以后，我对这个问题不再有疑惑了。”
公元221年蜀昭烈帝章武元年刘备立太子时，费祎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迁庶子。
公元223年蜀昭烈帝章武三年，蜀后主建兴元年刘禅继位后，以费祎为黄门侍郎。
公元225年蜀后主建兴三年丞相诸葛亮征讨南中而还时，朝中众官数十里设道迎逢，这些官员的年位多在费祎之上，而诸葛亮却特请费祎同载，由是众人对费祎莫不改变其看待。诸葛亮以刚从南归之由，遣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东吴以通款好。在招待宴上，孙权为人性既滑稽，向费祎嘲啁无方，而诸葛恪、羊茞等吴臣以才博果辩，也纷纷论难，辞锋不绝，而费祎以顺畅的言辞及笃信的义理，据真理以作答辩，终不为所屈。费祎别传载道：孙权与众吴臣别酌好酒以灌费祎，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及当世之务，辞锋问难累重而至。费祎便辞以酒醉，退而撰想其所问之事，然后事事条答，最终并无所失误。
孙权曾大醉问费祎道：“杨仪、魏延，皆为牧竖小人。二人虽常有鸣吠之益于时务，但既已任之，其势必不得为轻，若一朝无诸葛亮，二人必为祸乱矣。你们这样胡涂，不知防虑于此，如何为将来打算呢？”费祎愕然不能即答。其时襄阳人董恢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于是看着费祎说：“可速指杨仪、魏延之不协纯起于私忿而已，二人并无黥布、韩信等难御之心。如今正要扫除强贼，混一国内，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果舍此不任，辄尔防其后患，那不就等于害怕风波而废其舟楫吗？这并非长计。”孙权方才大笑而乐。（《董允传》引《襄阳记》）
对于费祎使吴时的应对，《吴书》亦有相关记载：费祎使吴，于廷上受接见，东吴公卿待臣皆在坐。酒酣时，费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费祎问道：“蜀字云何？”诸葛恪便道：“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费祎复问：“吴字云何？”诸葛恪道：“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薛综传》引《江表传》）
孙权曾设食招待蜀使费祎，先逆令群臣：“蜀使来时，伏食勿起。”不久费祎来到，孙权停食迎之，然而群下却自不起。费祎嘲之道：“有凤凰飞来了，麒麟懂得吐哺停食，奈何驴骡无知，只是伏食如故。”诸葛恪便答：“我们种植梧桐，本欲等待凤凰，现下一些甚么燕雀，竟也自称来翔？我们何不弹而射之，让它返回故乡！”费祎停食饼，索笔而作一篇麦赋，诸葛恪亦请笔作磨赋，互相称善。（《诸葛恪传》引恪别传）
孙权对费祎甚表器重，向费祎道：“先生是天下之淑德，将来必成为蜀朝的股肱重臣，恐怕不能常来东吴了。”费祎别传载：孙权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予费祎，费祎答道：“臣不才，何堪当明公之任命？然而刀是用以讨不庭、禁暴乱之物，但愿大王可以勉建功业，同扶汉室，如此则臣虽暗弱，也不负这次东顾贵国之行。”费祎回国后，迁为侍中。
公元227年蜀后主建兴五年诸葛亮北伐汉中，请费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常出使东吴。
公元230年蜀后主建兴八年费祎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当时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互相憎恶对方，每次并坐皆争论，魏延常举刀刃指向杨仪作威吓，杨仪则泣涕横集。费祎常介入二人坐间，为他们谏喻分别，以释其意，因此诸葛亮在世之时，可以各尽魏延、杨仪之所用者，全赖费祎从中匡救之力。
公元234年蜀后主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病故，密与费祎、长史杨仪、护军姜维等安排身殁之后退军的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死后，军中秘不发丧，杨仪便使费祎往揣魏延之意。魏延道：“丞相虽亡，我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都入葬，我自当率领诸军击贼，岂何以一人之死而废天下之事呢？而且我魏延是甚么人，会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吗！”便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费祎与他手书连名，告下诸将。费祎知其不妙，便讹道：“我当为君回去劝解杨长史，长史是文吏，甚少管知军事，他必不违命。”于是出门驰马而去，魏延寻悔，但已追之不及了。
公元235–236年蜀后主建兴十二至十三年诸葛亮死后，费祎为后军师。初时，杨仪为先主刘备的尚书，而蒋琬为尚书郎，后来虽然俱为丞相参军长史，然而杨仪每次从行，都身当军中的劳事剧务，又自以年宦先于琬，才能亦逾于琬，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当时人们畏其言语不节制，莫敢相从，惟有后军师费祎前往加以慰省。杨仪常对费祎诉恨，前后云云数遍，又向费祎道：“往者丞相亡没之际，我若举军以降魏，处世会当落得如此境地吗！这实在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费祎乃密表其言于上。十三年，杨仪被废为庶民，徙汉嘉郡。杨仪至徙所，又上书诽谤，辞指激切，朝廷于下郡收押杨仪。结果杨仪自杀，其妻子还蜀。
不久，费祎代蒋琬为尚书令。费祎别传曰：于时举国多事，公务烦猥，而费祎识悟过人，每次省读书记，举目稍视，已能究知其意旨，其速度数倍于人，而且过目不忘。费祎常于早上听知政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每能够尽宾客之欢，而不废自身大事。后来董允代费祎为尚书令，欲效法费祎之所行，但在旬日之中，事情多所愆滞。董允不得不叹道：“人的才力竟可相去若此之远，此实非我之所能及啊！我听事终日，却犹觉没有余暇可处。”
公元241年蜀后主延熙四年冬十月，费祎至汉中与蒋琬谘论事计，岁尽而还。
公元243年蜀后主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涪。十一月，费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公元244年蜀后主延熙七年春闰月，魏大将军曹爽、夏侯玄等兵向汉中，镇北大将军王平拒守兴势之围。费祎便留镇南大将军马忠于成都，平尚书事，自己则督诸军往兴势赴救，率众御魏。光禄大夫来敏至费住所祎许别，求共对围棋。其时军中筹备严驾，纷纷营营，而费祎与来敏留意对戏，面无厌倦之色。来敏便道：“我只是聊观试君而已！君信可人，必能对付贼者。”费祎至兴势，果然立退敌军，封成乡侯。秋九月，还成都。
后来司马懿之诛曹爽，费祎曾设《甲乙论》评其是非。论曰：“甲以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属，得蒙顾命之任，而骄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树朋党，谋以乱国。懿奋诛讨，一朝殄尽，此所以称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为懿感曹仲付己不一，岂爽与相干？事势不专，以此阴成疵瑕。初无忠告侃尔之训，一朝屠戮，搀其不意，岂大人经国笃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谋主之心，大逆已构，而发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从后闭门举兵，蹙而向芳，必无悉宁，忠臣为君深虑之谓乎？以此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祎本传》引《殷基通语》）
后蒋琬固让州职，费祎复领益州刺史。祎当国功名，可比蒋琬。费祎别传曰：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公元245年蜀后主延熙八年十二月，大将军费祎至汉中，行围守。
公元246年蜀后主延熙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大司农孟光于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所为大赦，乃偏枯之物，不是明世所宜设有。除非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才可权量而行赦。如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要数施非常之恩，以让奸宄之恶受惠呢？又鹰隼（凶猛之禽）始其毁正之击，而朝中更原宥有罪之人，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驽朽无用，不达治体，但却认为谓此法难以经久，岂是万民具瞻，所望于明德之政呢！”费祎闻言，但顾谢而已。《孟光传》
公元248年蜀后主延熙十一年夏五月，大将军费祎出屯汉中。自蒋琬至费祎领事以来，虽然自身在外，但朝中一应庆赏刑威，皆遥先谘琬、祎落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费祎任内，亦器重董允、杜琼、陈祗等人。
费祎辅政其间，姜维自以通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计画引西北诸羌、胡以为羽翼，并指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之。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祎向姜维说：“我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何况是我等呢！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以其功业等待有能者去继承，不要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果不如其志，悔之无及。”（《姜维传》引《汉晋春秋》）
公元251年蜀后主延熙十四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有望气者（观云气测吉凶之人）指都邑无宰相位，因此入冬后费祎复北屯于汉寿。
公元252年蜀后主延熙十五年后主命费祎开府。
公元253年蜀后主延熙十六年春正月，汉寿举行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修）亦在坐。其时费祎欢饮沉醉，不及戒备，结果为郭循亲手持刃所害身死，追谥曰敬侯。怃戎将军张嶷，初见费祎恣性泛爱，过于待信新附，张嶷曾致书戒之道：“昔日岑彭（东汉初名将）率师，来歙（东汉初名臣）杖节，然皆见害于刺客，如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应宜鉴知前事，稍为警惕。”然而费祎终为郭循所害。费祎死后，其子费承嗣，为黄门侍郎。次子费恭，尚公主为妻（祎别传曰：恭为尚书郎，显名当世，早卒）。费祎长女配太子刘璇为妃。 希望对你有帮助
半史三国：费祎被刺身亡之谜
蜀国尚书令、大将军费祎在宴会上遇刺身亡，是三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那么，费祎遇刺的幕后凶手会是谁呢？两个人嫌疑最大：一个是姜维，一个是魏少帝曹芳。
一、姜维为何会成为嫌疑人
姜维和费祎，虽然都是蜀国重臣，二人之间却存在尖锐矛盾。姜维是积极的主战派，他秉承诸葛亮的遗愿，一心要北伐曹魏收复中原，先后十一次出兵北伐，屡屡挑起对外战争。但因为蜀国国小力弱，姜维本人才干有限，因此从始至终都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说是劳民伤财一无所获。
费祎的态度则更为现实冷静。他认为，以蜀国的国力要击灭强大的曹魏，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的不切实际之举，蜀国应当奉行“保境安民，谨守社稷”的国策，励精图治，发展农业振兴经济为主，不宜一再发起战争。
两人的矛盾非常尖锐，姜维每次出兵北伐，费祎都要多方阻止，以至于姜维能调动的兵力常常不过万人，姜维对此十分不满。加之刺杀费祎的凶手郭脩，也是经姜维之手招降的魏国武将，因此姜维存在刺杀费祎的动机与条件。
二、魏少帝曹芳为何会成为嫌疑人
当时蜀汉的国之栋梁，无非是费祎和姜维二人。费祎的贤明仅次于诸葛亮，且文武全才，曾在兴势之战中击败魏国大军的入侵，他的存在显然是魏国的心腹大患。魏少帝曹芳，一向非常善于派遣细作卧底打入敌国内部，曾派遣隐蕃来到吴国，险些刺杀孙权，因此郭脩刺杀费祎，背后元凶也有很大可能是曹叡。
加之郭脩死后，魏少帝下旨对郭脩大加褒奖，“追封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赏银千饼，绢千匹”，郭脩的儿子也被加封为奉车都尉。这种礼节待遇，充分证明郭脩就是曹芳派遣的“死间”，以生命为代价去刺杀敌国重臣。
综上所述，姜维和魏少帝曹芳，就是这次事件最大的幕后嫌疑人。
费祎不死，蜀汉不灭，蜀汉四相之一的费祎究竟有多厉害？
关于费祎之死， 参《三国志·费祎传》载，‘ 延熙十六年（253）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 。’可谓极其简练，并未提供相应细节。
但纵观三国，蜀汉大将军费祎之死，却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拐点—— 三国正式步入终结时代 。
正因如此，后世对于这位蜀汉重臣的突然离世，对于郭循刺杀费祎一事众说纷纭……
其一，即姜维之阴谋 。其论据如下：
首先，姜维是费祎死后最大受益者。参《姜维传》载，‘ 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即费祎常常不听其谋而加以限制。
又《汉晋春秋》云，‘费祎谓维曰：“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
可见，费祎奉行止戈休兵、保境安民的政策，反对北伐。
换言之，二人政见对立。姜维或许存在刺杀动机，而成为嫌疑对象。但仅凭理念不同，并不足以盖棺定论。
其次，《资治通鉴》延熙十五年（252）载，‘ 初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 ’。
即郭循为姜维所俘，由此证明姜维、郭循二人有所关联。而《姜维传》引注《傅子》有云，‘ 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 。’故将郭循认作姜维培养之死士。
就时间而言，郭循降蜀不过二三载，姜维如何将其培养成死士。又参《魏氏春秋》 「刘禅以为左将军」 之载，即郭循归降蜀汉后，由中郎将官拜左将军。从官阶而言，尊贵与之曹魏，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无论从时间、抑或条件而言，将郭循归为姜维死士过于勉强……
其二，即曹魏之阴谋 ，其证据如下：
参《魏氏春秋》载，‘ 脩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脩不为屈，刘禅以为左将军，脩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祎焉 。’
即郭循受降是蓄意为之，欲刺杀蜀主刘禅而不得，于是决定更改目标，刺杀费祎。
虽相对于 「姜维死士」 之说辞，更加可信，却亦是孤证。
且郭循频频 「且拜且前」 之举，过于反常，且可疑。作为降将，绝对会被重点关注。更别提刺杀大将军费祎，故《魏氏春秋》所载，无法令人信服。
又《三国志·三少帝纪》载，‘诏曰：“ 故中郎西平郭修……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后胤，所以奖劝将来。其追封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 。’
从诏书内容而言，曹魏的封赏即对郭循刺杀之行为，予以肯定。
但参考曹魏整体利益而言，费祎的固国之举，同样有利于曹魏稳固国力。且随着时间推移，曹魏只会比蜀汉愈加强盛。同时，曹魏此诏为八月颁布，但刺杀却发生于岁首，时间跨度过大……
参《资治通鉴》载，‘ 延熙十六年（253）三月，东吴诸葛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以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 。’七月，吴军撤退。八月，曹魏宣告此诏。可见，曹魏是未敢于战前宣布。
因为同时‘ 四月，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 ……’
战后刻意声称对此事负责，则目的有二：
其一 、即对刺杀之举的肯定与赞誉。 其二 、暗藏离间之心。并树立榜样，防止降将的再次出现。但如果调整角度，此种行为不过是 「事后诸葛」 ，无法作为有效证据。
裴松之在对《三国志》作注时，亦曾对郭循刺杀属曹魏指示，给予否定：
其一 ，裴言 「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 。
即魏国未受到亡国威胁，不必如燕国一般行刺杀手段。但实则此种说辞，却是诡辩。曹魏是否愿意采用刺杀手段，于是否收到亡国威胁，并无直接逻辑关系。即是敌对国家，自可无所不用其极。
其二 ，裴言 「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 。
即刘禅、费祎并非不可替代，行刺二人，对蜀汉并无兴丧之危。
然则如此说法，更是强词夺理。无论刘禅、抑或费祎出现问题，对于蜀汉政局而言，皆会是巨大地震荡，打破了朝局之平衡，甚至出现严重内耗。进而削弱蜀汉国力，又如何说无关蜀汉兴丧。
最后，裴言 「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
即郭循被蜀将所俘时，即未能抗节不辱，以身殉国，事后又何必以生命为代价，而实行刺杀行动。至此，裴松之方才真正点出郭循行为的矛盾之处。
如此，我们仍需回归郭循刺杀之动机，再次分析……
郭循降蜀不过二三载，即非姜维死士，亦不会被蜀汉派系所裹挟，故而其刺杀动机来源，更倾向于曹魏。
但郭循在曹魏有子嗣，却略显反常。除非郭循之世家于曹魏势力雄厚，否则郭循之子嗣必受牵连。以此推之，郭循降蜀说明其是贪生怕死之徒。然则，又与郭循执行刺杀之举相悖。
故郭循降蜀之举，自始至终即是一场阴谋布局 ……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政，落入司马氏手中。同时，与郭循降蜀的时间十分相近。又《晋书·景帝纪》载，“ 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 。”
司马师暗中培养三千死士，却在事后消失在尘嚣之中……
客观而言，三千死士隐秘、渗透于军队之中，协助司马家掌控曹魏军权，更符合司马氏之利益。故郭循并非曹魏刺客，而是司马死士。
又《姜维传》云，‘ 十二年（249），假维节，复出西平，不克而还 。’
《资治通鉴》载，‘ 十三年（250），汉姜维复寇西平，不克 。’
针对姜维频繁攻伐西平之举，司马师完全可以提前布局。将郭循安排其中，假意投降，隐瞒了子嗣的信息，成为司马师的一步暗棋，潜伏在蜀汉之中，伺机行动。
司马氏初掌政局，内部却出现了诸多摩擦、混乱。
参《资治通鉴》载，‘姜维问夏侯霸：“ 司马懿既已把持魏国朝政，你看他会不会有征伐别国的企图 ？”夏侯霸云：“ 他正在经营整理内部事务，还顾不上对外征伐 ……”’
故司马氏突然启用了郭循这颗棋子，或有三种可能：
其一 、司马师怀疑郭循叛变，故郭循不得不仓促行动。
又《张嶷传》载，‘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泛爱，待信新附太过，嶷书戒之曰：“ 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於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 。”后祎果为魏降人郭脩所害。’
即郭循利用了费祎 「待信新附」 之性格。换言之，无论是刺杀时间、抑或对象，皆是郭循自主完成。
其二 、嘉平四年（252），司马师新任大将军，欲举兵南征东吴。故而指示郭循执行刺杀行动，即在蜀汉内部制造混乱，让其无法东顾。
不过，或许并未指定具体刺杀目标。
其三 、郭循的任务就是刺杀后主刘禅，抑或大将军费祎。
因为费祎的固国休养之策，并不符合司马师的利益。司马师初任大将军，需要震慑群臣。故以郭循的刺杀之举，行立威之事。
而且如果深入分析，刺杀费祎的意义，亦是极为深远……
费祎采取休养生息策略，稳固了蜀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换言之，蜀汉虽无力北伐，却亦是自保无虞。如此曹魏在费祎时期是南征无望，后续培养的执政者亦有可能萧规曹随。
但是费祎的突然死亡， 从内部而言 ，瞬间打破了蜀汉微妙的政治平衡，以及军事平衡。
从外部而言 ，蜀汉的国策亦从被动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如此，则变相加速了蜀汉的灭亡，以及三国的统一。 亦可以说，费祎之死亦是蜀汉衰亡之始 。
三国费祎是不是姜维杀的
对他是十分器重。诸葛亮器重他到什么程度？话说，有一次诸葛亮南征班师回朝时，文武百官都到成都十里之外去迎接，这些迎接诸葛亮的官员有很多资历和官位都要比费祎高，但诸葛亮却唯独费祎与他同坐一辆车。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费祎的重视。
其次，费祎廉洁奉公，不为财色所惑，坚定本心，为国谋利，为民谋福。《费祎别传》云：
“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彼时身为蜀汉重臣，以费祎的权势，其家庭应该是锦衣玉食享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事实上，费祎家中从无余银，他和他的家人每日都是布衣素食，出入皆不用车马代步，与普通人家没有丝毫的差别。
再是，费祎文武双全，对内可安邦，对外可定国。费祎主政蜀汉期间，对内，蜀汉内部事务是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朝中一应庆赏刑威，都能处理的得心应手，且他常于早上听知政事，其间还能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可是每每都能够尽宾客之欢，而不废自身大事。后来董允代费祎为尚书令，也意欲效仿费祎之行，但朝中大事却多所愆滞，引得董允不得不叹道：“人的才力竟可相去若此之远，非我之所能及啊！”。
对外，数次率军抵挡住曹魏的进攻。延熙七年（244年）闰月，位大将军曹爽率军进攻汉中，镇北大将军王平拒守兴势待援，费祎闻援后，留镇南大将军马忠镇守成都，自己则亲率大军赶往兴势，抵御曹魏。御魏期间，费祎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其时军中筹备严驾，纷纷营营。魏军见蜀汉已有防备，且援军军容严整，自知不敌，遂退军。
然后，费祎善于居中调节同僚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可以抛弃成见，专心为蜀汉效力。彼时，费祎为司马时，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两人是互相憎恶对方，每次并坐论事时，他们都会彼此指责对方，往往是魏延举刀刃指向杨仪作威吓，而杨仪则泣涕。而就在两人争论之时，费祎也往往会站出来，为他们谏喻分别，以释其意，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可以和平相处。正如《三国志》所言，诸葛亮去世后，魏延、杨仪能够继续在一起合作，一起为蜀汉效力，全因费祎的居中调节。
最后，费祎也很善于调节蜀吴两国之间的关系。刘禅在位期间，因费祎每次奉命出使办事，都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故常被派出使吴国。吴国君主孙权晚年性格乖张，经常会莫名其妙地作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由此蜀吴的关系就经常因孙权反复无常的性格出现裂痕。而每次只要费祎出使吴国时，蜀吴两国紧张的关系都因费祎的出使出现好转。
与孙权交流过程中，费祎是辞和语顺、义旨笃实，据理答难，每每孙权都能被他说得心服口服。当时，孙权对他是十分器重，曾说；
“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
，大意是先生是天下之淑德，将来必成为蜀汉的股肱重臣，恐怕不能常来东吴了！由此可见孙权对费祎的重视与喜爱。
综上所述，费祎的存在，对蜀汉是尤为重要的。首先，费祎出色的政治与军事能力，可以帮助蜀汉稳定国内局势，抵御外部入侵，继而增强蜀汉国力，延续蜀汉国祚。其次，费祎出色的交际能力，不但能调节内部同僚之间紧张的关系，让他们摈弃成见，携手共进，共创蜀汉未来，还能修复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让吴国可以与蜀国共进退，一起抵御曹魏的入侵。
最后，费祎所坚持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已是征战数十年，疲惫不堪的蜀汉来说也是大为有利的。彼时，姜维每欲倾全国之兵，与魏国决战时，费祎常常是阻止其所为，遏制姜维对魏国的决战“雄心”，只给他数万兵马，以此避免蜀汉国力被进一步消耗，加剧内部阶级矛盾，及国库空虚问题。
可以说，当时就因费祎的存在，在其坚持实施与没休息，避免与曹魏主动作战的政策下，蜀汉国力衰退的局势才得以被遏制，并逐渐显现出复兴的局势。若费祎能够继续主政蜀汉数年，乃至数十年，蜀汉的国祚绝对能够继续延长数十年，乃至十数年。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延熙十五年的时候，姜维进攻西平，虽然西平没打下来，但抓获了时任魏中郎的郭循。后来这郭循大概表现良好，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做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身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最后虽然刘禅没被杀掉，但他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魏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但是这起刺杀事件仔细推究的话，疑点非常之多。就动机来说，这不可能是魏国朝廷策划的阴谋。费祎是出了名的保守派大鸽子，他在任期间是蜀魏两国最平静的一段日子，几乎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魏国正乐不得，不可能刺杀掉他而让鹰派姜维上台，自己找自己麻烦。这也不可能是私人恩怨，就算郭循跟费祎再怎么有仇，他也不是神仙，不可能算出姜维什么时候打西平，自己会不会被俘，被俘以后是直接砍了还是受到重用，费祎喝醉了是否会凑到自己身边。而这两个可能都排除掉的话，剩下的最有动机杀费祎的人，那就是姜维。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的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 而姜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象〈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楞青头，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而郭循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是标准的死士作风。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西平战役的发动者是姜维，捉住郭循的是姜维，把他抓住不杀反而送回朝廷的还是姜维。换句话说，郭循看似是偶然地被俘才入蜀，实际上这些偶然却是完全可以被姜维所控制——姜维有能力决定发动战役的时间，地点以及对俘虏的处置，这一连串偶然只有姜维能将其成必然。这几条证据综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很难不叫人怀疑姜维在这起刺杀事件里是无辜的。我们这些生活在后世的人，凭借残缺不全的史料尚且能推断出姜维的嫌疑，当时的蜀国肯定也有人能看出来。但是史书上的记载似乎姜维是完全无辜的，和这事丝毫没关系，这是为什么呢？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有这样一件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一条记载很值得怀疑，因为如果真是郭循上寿时候想刺杀后主而“为左右所遏”的话，那他早就该被抓起来，蜀国怎么可能还会放任他到延熙十六年年初去参加宴会？所以这一条记载不大可能是真的，倒象是事后为了充分证明其邪恶而后加进去的补叙。这种经验大家都有，如果一个人做了什么坏事，那么很多人就会说：“我早看出这小子不是好东西了，前天他在我家门口转悠我看他就象是要偷东西，我就是没说。”郭循这件事也一样，后主听说他刺杀了自己的重臣，大怒之下号召群臣揭批其反革命行径，于是肯定就有墙倒众人推，说：“郭循早就怀有二心，打算刺杀陛下，幸亏我们左右给您拦下来。”反正郭循死了，死无对证。后主智力低，也没想问问：“你早看出来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哇？总之，这条记载应该是刺杀事后往郭循身上泼的脏水。但是，这盆脏水还是有它的用处。它给人一个暗示：郭循是打算刺杀后主，因为太难下手，所以才找了个相对比较软的柿子来捏，结果捏掉了费祎，因此这起刺杀是最开始目标是刘禅，费祎只是次要目标。只要大家都相信了那条记载，那姜维的嫌疑就可以澄清了。是啊，郭循原来是打算刺杀我朝皇帝，找不到机会才转来杀其他目标，费老爷是运气不好被他撞见了。我总没动机杀我朝皇帝吧。如果近一步推论的话，这段记载很可能就是姜维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而在事后说的。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可能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或者郭循根本就死了，姜维拿自己豢养的死士冒了郭循的名字）。西平战役就是姜维为了创造出郭循“被俘魏将，归顺我朝”这么一个令人信服的身份背景而发动的。接着郭循“被俘”，押解给成都，归顺蜀国，得了左将军之位。然后十六年年初大会上，策划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怕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于是在事后对皇帝刘禅和其他同僚说：这家伙早就脑后有反骨，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然后大家“哦”地一声恍然大悟，再不去怀疑姜维杀费祎的动机，纷纷谴责魏国的恐怖主义行为云云。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的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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