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老师是伏生。
伏生，字子贱，汉人，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卒于汉文帝三年，享年100岁。汉国济南，今山东滨州市邹平县韩店镇苏家村人，曾为秦博士。伏生系孔门弟子轌子贱后裔。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暗将述录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
记史为良老师二三事
从大学同学朋友圈转发的一篇巜水产前沿》的报道，得知大学老师史为良先生辞世的消息，我独自静默了片刻。
这是我大学毕业近二十年来第一次敬悉关于史老师的消息，未曾想到，却是先生离世的噩耗。
其实，我虽信奉唯物，不信唯心那一套，但有几次却分明体会到了心灵感应。
这一次，应当算一次。
有时候，会无意间忆起大学期间的一些人和事，史老师便是其中一个。
就在去年，我独自顺便回过一次大连，走在曾经生活了四年的校园里，还心中默默地问自己，史老头现在怎样了？是否还依然健在？
我毕业之后，与大学老师的联系几乎没有。虽然没有联系，但还是依然清晰记得那些老师的音容相貌，史老师算是尤为深刻的一位。
其实，那时候，在上史老师的“大水面”-《内陆水域增养殖学》课程之前，久闻史老师的大名-养殖系“四大名捕”之首史老头。（那时，史老师教我们，属于学校返聘，已年近七旬，学生们私底下爱称其为史老头。）
也许是一开始就心存畏惧，还是说史老师期末考试对我没有“另眼相看”，我的本门专业课居然侥幸及了格，没有进入补考环节。事隔多年以后再想起来，其实，这两者都不是。归根结底，还是史老师的直率天真的性格、讲课风格、幽默风趣、针砭时弊、理论紧密结合实际、不象有些老师纯粹是个复读机，让我对这个老师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进而对这一课程产生了一些兴趣。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想起大学期间补考的往事，都不禁要得出一个结论：象我这种学习能力并不算是差到极点的学生，之所以会有课程不及格要补考的事情发生，原因不在于我，而在于老师—-一个成功优秀的老师，是不能够让一个有所抱负有所志向有所潜力还有一点梦想的学生掉队的。
写到这，我不禁为自己的谬论自己笑话自己了—我怎能这样厚脸皮，大言不惭？
教授，教授，知识面当比常人宽广，这是勿庸置疑的。史老师的学识渊博与否，我哪有资格评说。倒是有一事，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记得。
班上有一吕姓同学，来自陕西渭南韩城。史老师知道后，马上就说，他与司马迁是老乡。《史记》我们多少看过一两篇，但是，确实没注意到司马迁原籍何方。经史老师，这么一说，我算是记住了司马迁是何方神圣。
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本想，若有可能，5月10日，去大连，默默地送先去一程，怕是愿望不能成真了。
忆及先生过往诸多旧事及细节，只觉得先生是率真的、耿直的、可亲可敬之人。
随意写下此短文，爰为志。
张卫明，20181118日，初记。
有幸聆听过史先生一学期的课。回首水院求学时光，凭心而论，我之所以未能在校期间培养起对水产专业的兴趣与热爱，一是自己任性不懂事，二是遇见史老师这样的老师太少了。
史老师江湖人称“四大名捕”之首，我确在这一学科获得高分。
外传其人严肃，我却能在他的课堂收获笑声。
史老师，人已驾鹤西去，但我忆及水院生涯，总首先忆及老先生。
他真的是有老顽童的一面，童心童真。
今天拿到这本论文集，翻开一看，全是熟悉的名字，尤其惊喜的是看到了老院长刘焕亮老师的序，果然是大家手笔，对史老师的介绍与评价，非常贴切、真实，完全合乎我们学生的感受与印象。
看来，拥有史老师亲笔签名的这本论文集，闲暇时偶尔拜读一下，不光可以收获知识，还有助于珍藏记忆。
—卫明，20200809日，再记。
合并整理，20200810日，子夜
司马迁是怎样写古代史的？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他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中文名： 司马迁
别名： 太史公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龙门县(今山西省河津市)
出生日期： 前145年
逝世日期： 前87年
职业： 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主要成就： 著有《史记》
代表作品： 《史记》
个人履历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这便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念"假"] 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公元前90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
夏阳，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人物生平：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后世对司马迁的评价极高，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的说法，齐名于西汉的大文豪家司马相如、三国时期最璀璨的人物诸葛亮。
作为星象家的司马迁：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象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宫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向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何以同一词条内，司马迁的逝世年份3处尽不相同？
司马迁年表
●中元五年：出生
●元朔三年：20岁，开始“南游江淮”的漫长旅程。
●元狩四年：27岁，结束为期七八年的游历各地的旅程，入朝担任郎中。
●元鼎六年：35岁，身为郎中的司马迁奉命安抚巴蜀。
●元封二年：37岁，春天随武帝巡视缑氏、东莱。夏天黄河瓠子口决堤，随武帝前往治河，负薪塞河。
●元封三年：38岁，继任父亲的职务，为太史令。
苦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祠墓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相关评价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吗请给我确切的答案，最好有史料证明。急用。。。谢谢~
在司马迁以前，没有真正的可资借鉴的历史书，也没有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古代历史，并赋予了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司马迁自己称之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如何“厥协”与“整齐”历史文献，构建中国古代史，即司马迁编纂史学成书的基本方法，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原始察终。“原始察终”，司马迁又称“综其终始”、“谨其终始”、“咸表终始”（《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批评错误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聘其词，不务综其终始”。“谨其终始”
其二是见盛观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方法论。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个历史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原始察终”，前已述及，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一个历史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把握历史大势，就要把握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把握与观察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兴旺的时候，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历史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变，是历史的永恒主题。所以司马迁写历史，最高原则与目的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个命题是司马迁针对他的老师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提出的。这表明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家，他考信历史的总原则是“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夫子”，但又不盲从。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及不同价值取舍的原则上，又“不与圣人同是非”。
其三是详变略渐。“详变略渐”是把握古今的一个原则，它又是“详今略古”的一个特例。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基本原则是详今略古，在详今略古的前提下，又“详变略渐”，即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详今略古”包括“详变略渐”，“详变略渐”不能代替“详今略古”，我们可以看成是两个原则，在“详变略渐”的题目下，一并讨论。
司马迁简介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首先我想请问您这一论述从哪儿来的？有考证过吗？公元前127年 司马迁是9岁还是19岁一直没有定论，我比较赞同郭沫若的考证，9岁；而且，司马谈仕于建元和元封间，前127年司马谈在长安已多年，没有随父迁茂陵一说。
其次，史记汉书只有问故安国，也就是针对古文和今文汉书求教某些疑惑，跟写史记无关，但是跟学习知识有关，这种求疑解惑的学习也不足以说明太史公曾师事安国。
董仲舒第一次贬为中大夫闲居江都有可能来长安的时候，司马迁刚出生，还在龙门山上放牛耕读，等到他11岁的时候董仲舒就已经第二次出任诸侯相国去了胶西王那，四年后辞职回老家河北，也就是说太史公11岁到20岁随父长安的时间，董仲舒不在长安，然后20岁他开始游学，5年后回长安当士官生（郎中），那年，董仲舒68岁，在河北老家，随后司马谈去世，守丧三年后继父为太史令，才开始接触正儿八经的社会和官场，这个时候董仲舒71岁在河北老家养病，四年后去世，也就是说司马迁估计这辈子都没见到过董仲舒。
太史公在自序中提到他和壶遂的对话，再早也只能是元封三年到太初元年之间的事，因为在这之前他不认识壶遂，也没有著书的理想，而这个时候的董仲舒已是71~75即将在老家河北病逝，离长安还是挺远。也就是说他在自序中提到的“听董生说”那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是辩词，论述回答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写春秋。
所以，结论是安国和董仲舒都不曾是司马迁老师。
司马迁所提出的“侠义”可以分为哪几个层次？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引自百度百科
司马迁的父亲就是一位史学家，他的父亲曾经立志要写一部震古烁今的史书，但是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自己的愿望，司马迁自己付继承自己父亲的遗志，延续前人的希望，子承父业成为了汉朝的史官。在自己父亲的熏陶之下，司马迁从小对文学历史有深厚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也走上了和自己父亲。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他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完成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记，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和精力全部放在著书立说上。
史记这部历史典籍在中国文学和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是中国前四史之一，也是中国二十四史之一，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开辟了史学著作的先河，为后世记录史实开创了新的记录手段和方法。
司马迁为了保证历史的正确性，他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实地考察。上记录了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
司马迁的侠义精神，是他为人处世的一项基本精神。司马迁的时代，统治者对侠客采取扼杀的政策，那么司马迁的侠义精神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由他的家庭环境、个性、社会阅历及进步的历史观所决定的。明朝有人认为“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世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实，这仅仅是产生侠义精神的原因之一。司马迁从小受崇尚道家思想的父亲司马谈的薰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称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全。”这是一种重自然，重实际的思想法则。侠者正是以这种思想法则来衡量生活中的法、度、情、势的，对于违背者必不相容，不惜“以武犯禁”。这种思想法则与侠义精神是一肪相承的。《论六家要旨》又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这里强调人的精神的重要性，和侠者“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也是相一致的。司马谈的这些思想不能不深深地影响司马迁，所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1）父亲而外，司马迁的亲朋师友也对他的侠义精神多有影响。司马迁的祖父是司马喜“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位。”（2）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腴”。中“有行”（3）之士；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在霍去病得势而“日益贵”、卫青失势而“日退”之时，“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4）另一好友田仁是黄老派田叔的少子，田叔死时，鲁王送来百金祠，田仁不受“不以百金伤先人名”（5）何等重义轻利！并冒险处死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6）关系的奸吏三河太守，获得了“不畏强御”（7）的称誉；此外，友人壶遂，史称“其人深中笃行君子”（8）；友人东方朔敢于向皇帝“直谏”等等，这些无不影响着司马迁的侠义精神。司马迁富有浪漫的性格。杨雄说：“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9）李长之先生亦云：“多爱不忍，是司马迁的同情之广处，爱奇，尤其是司马迁的浪漫性格之核心……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10）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对受压迫而无可申诉、遭难处而无人排解的奇人，分外同情，歌颂了为此而默默奉献的“乡曲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赞美了各式人等的侠义精神。司马迁有三次大范围的游历活动，除广东、福建外，几乎游览了全国。他有意识地深入民间，“与燕赵豪杰交游”，广泛地了解下层社会的生活，这促使他搜集、采访了人世间的种种侠义故事，任太史令后，“ 史记石室金馈之书”，在读万卷书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侠义精神，自然更多，《史记》中荆轲等侠义人物的事迹，就是有选择地参照了先秦史籍的记载。司马迁丰富的生活实践，低贱的社会地位和不幸的自身遭遇更是形成和强化侠义精神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司马迁遭受了李陵之祸，更认清了统治者专横凶残的本质，更深切地体会到救人急难的侠义精神之可贵。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求实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进步历史观，也必然冲破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羁绊，产生与统治者对抗的侠义精神。 要认识司马迁侠义精神的深刻性和进步性，就要与古人的观点进行比较。由于古人对“侠”的不同理解，对待侠义精神就有不同的态度。且不说文艺作品中的千差万别，即使在正史、稗史笔记等史籍中，对侠义精神也有不同的描述和评价。韩非子的《五蠹》篇，最早提出“侠”的概念，认为“侠以武犯禁”为特征，列为“五蠹”之一。荀悦的《汉纪》则称游侠为“德之贼也。”班固虽承认郭解之辈是“有绝异之姿”的游侠，但斥其“不入于道德”、“其罪已不容于诛矣。”（11）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侠者之义。《汉书》以后的正史不再为游侠立传了。在《史记》以前的稗史笔记中，明显地写到侠行的有《列子》、《燕丹子》等（12）。《列子》中与了一个“虞氏之灾”的故事：豪富虞氏“击博楼上”取乐，侠客率徒属路过，此时正巧“楼上博者大笑，鸢飞适坠其腐鼠而中之。”于是“侠客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常有轻易人之志，乃辱我腐鼠。’率徒属而灭其家。”这位侠客虽有侠气，却颇有鲁莽性和残暴性。产生于秦汉之际的《燕丹子》，故事虽然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内容大体相近，但是有的不符合史实（如荆轲以匕首击穿秦王耳朵）；有的怪诞不经（如乌鸦白头，马生角），可能是据当时的传闻写成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13）这样看来，在司马迁以前或同时代的人，对侠义的理论论述或形象刻画，有的持否定的态度，有的扭曲了形象，有的刻画得不够光彩，都不如《史记》中的侠者那样深刻感人，放射着侠义精神的光芒。司马迁对侠义的论述和对侠者形象的刻画，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史记·游侠列传》之中。先看其论述。《游侠列传序》里，为了阐明侠义的内涵，司马迁首先把游侠和“独行君子”加以区别。自认为后者自视清高，脱离群众，为当世所耻笑，最多不过是独善其身而已；而“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后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讲信用、舍己救人，不矜羞伐，就是司马迁侠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司马迁还把贤卿相和“闾巷之侠”作比较，认为“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凭借玉者亲属的社会地位和富属势力，招贤纳士，可称为“贤者”，但不能称为侠者。因为他们的扬名，“比如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即他们的德行、名节声闻于天下，是靠侠义精神得来的，“是为难耳”。显然，司马迁所赞颂的是布衣的闾巷之侠。至于“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的“豪暴之徒”，司马迁更不屑于把他们和游侠比较，并为世俗把二者混同而悲慨。综上所述，可知在司马迁看来，只有其行为准则符合其侠义内涵、体现着侠义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侠者。再看司马迁描述的游侠朱家和郭解的形象。鲁国朱家的侠义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他救活豪杰几百人，凡人则更是“不可胜言”，但始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而且“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他解救了季布，后来季布又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就终身不愿相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节衣、缩身、简行，却热衷于振赡趋急：“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 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如此不欲名利、专苛己趋急的义侠形象，即使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也难能可贵。郭解是司马迁所熟悉的人物，其形象也更有丰采。除了侠义精神的共同性之外，郭解还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一是“自喜为侠”，且侠行渐趋成熟。“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如郭解出行，人人敬避，却有一人箕倨坐视，门下客要样他，郭解却说：“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并暗中为他向县吏说情，多次免掉了他的轮值服役。如此侠义修德，已是胸襟豁达、情操高尚的境界！二是能尊重人，不越俎代庖。有人请郭解到洛阳去作仇家的调停人，郭解却让他们听从洛阳贤人的调解，尊重当地的“贤豪”、“贤大夫”切合实情的处置。郭解到了外郡，先替人办事，能解决的就解决了，“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如此尊重人，可谓处处为对方着想，时时以“退让”自处的贤侠。三是能团结百姓、影响百姓。郭解貌不惊人，但在群众中有超常的凝聚力，能团结群众与他一起弘扬侠义精神。“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年，请得解客舍养之”，“争为用。”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郭解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给统治者带来的危害，大大超过郭解亲自杀人的力量，所以终被杀害。司马迁评论说：“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既惋惜郭解被害，又肯定其荣名不朽。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侠义精神的论述和对侠者形象的刻画，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对侠义精神的理解也是独具慧眼，史无前例的。 朱家、郭解这类以行侠为己任、具有多种多样侠行的大侠，历史上毕竟是少数，而且多被统治者扼杀而淹没，司马迁不可能作更多的记载，社会上各行各业里，更多的是讲侠义、有侠气的人，他们虽非侠客，却有侠义精神。《史记》中就赞颂了不少具有侠者某方面品质的各色人等，体现了司马迁侠义精神的丰富性。首先，司马迁赞颂了好于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如《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就属于这类人物。除曹沫原是鲁将外，其余四人都是布衣之徒，都有“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阨”的品质，因而符合司马迁的侠义内涵。司马迁所赞颂的并非是他们的行刺本身，而是侠义的精神。曹沫虽非游侠，但他劫齐桓公，乃出于抗暴，伸张正义，显然是一种侠义精神。因此，司马迁在传末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所世，岂妄也哉！”不论他们的行刺成功与否，都肯定了“其义”。这个“义”，就是“不欺其志”的侠义。《史记》中批判汉武帝的专制、酷吏的暴逆等，也可以说是从反面衬托、肯定、弘扬了抗暴的侠义精神。其次，赞美了不顾个人安危、以身作则的侠义精神。这是侠义精神在爱国方面的表现，此时的侠义精神与爱国思想是一致的。如《平原列传》中的毛遂，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在楚迁以据势奋威的侠态，促成合纵，邯郸解围。《廉颇蔺相如列》中的蔺相如，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敢于冒死取回和氏壁；敢于胁迫秦王击 ；为了国家的利益，又甘愿一再对廉颇退让，抱定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的义则。司马迁评论说：“知死必勇，非死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懂得如何“处死”的人，是侠气非凡、智勇兼备的人，蔺相如如此，毛遂也如此。《魏公子列传》载，侯嬴在安排好盗兵符、夺兵权的计谋后，以自杀来激励魏公子完成救赵存魏的大业；协助魏公子夺兵权的朱亥曾说明平日不向魏公子回拜的原因是“小礼无所用”，可见两人是懂得如何“处死”法的，是知道把握国事的大关节的。再次，颂扬了不图报答、见义勇为，不惜以死抗争的侠义精神。如齐国人鲁仲连云游到赵国，正遇上秦军包围邯郸，加上魏国派辛垣衍劝说赵国尊秦为帝的危害，表明了自己宁可“蹈东海而死”也义不帝秦的严峻态度，终于说服了辛垣衍，又适逢魏公子夺晋鄙军来救赵，秦军退去。平原君欲封赏鲁仲连，却终不肯受，“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14）《荆轲传》中的阳光、樊于期为了促成荆轲的抗暴大业，甘愿自杀，更是动人心魄的侠义精神。第四，赞美不势利、重情义的侠义精神。《聂政传》载，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毁容自杀，无人知其姓名。聂政姐聂荣不顾“连坐”的危险，敢于前去向市人说明聂政的来历，并因“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鸣咽悲哀，死于弟尸之旁。对此，司马迁借一些诸侯的议论加以称赞：“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姐也烈女也’”。魏齐与秦之应侯有仇，投奔于友人赵国的上卿虞卿。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15）与魏齐间行至梁，以托庇于信陵君。不料，信陵君却畏秦而迟疑不决，魏齐自杀，使虞卿既失卿相，又困于梁。司马迁评论说：“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16）表面上似乎是批评，实际上是同情，正如李长之所说：“他也是为朋友而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卒困于大梁的，司马迁此时对之当尤具有同情。”（17）所以司马迁的这一问句，实际上是在启发读者思考：虞卿完全懂得利害关系，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可贵的侠义精神所致。第五，赞美危难时刻不变节、不趋炎附势的侠义精神。《田儋列传》里的齐王田横，在统一全国后，率其徒属500余人入海岛。刘邦恐其为乱，派人赦其罪而招纳之。田横不愿奉诏，无奈何刘邦再次派使者来胁迫：“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不得已，田横与其客二人赴洛阳。到了洛阳附近，田横却自刭了。显然，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觅王封侯，而是为了保护其徒属的性命。自刭则是为了保持其高尚的节操。这一侠行感动了刘邦，称他为“起自布衣”的“贤”者。还为之痛苦，以王者礼厚葬之，封其二客为都尉。但是二客的志节不为所动，“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刭，下从之。”刘邦大为惊异，认为田横的门客都是贤才，就派使者去召留在海岛上的500人。结果，“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这一幕幕感人的为义死节，谁能说不是侠肝义胆的烈举呢！传末司马迁十分敬佩地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的侠义精神应是相当丰富而深广的。司马迁选择“扶义倜傥”、“倜傥非常之人”（18）进入传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他们往往显现出侠气，包蕴着侠义精神；而侠义精神正是司马迁的一种“人格理想”（19），是在处世做人方面的一种精神，讴歌侠义精神，“不仅表现了他的崇高卓越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他勇敢无畏，正义凛然的高尚人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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