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3月22日电 近日，韩日两国关系迎来大幅回暖。然而，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的一句话，让两国根深蒂固的矛盾，再次浮出水面。
据韩联社报道，林芳正日前在日本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有关“日本未曾强征韩籍劳工”的言论。对此，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称，韩国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并表示遗憾。
林芳正 资料图
3月21日，朴振出席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据他所知，林芳正此言是指在有关条约中没有“强征劳动”的内容。这或许是日方狭隘的法律认知，韩方决无法理解，也不会接受。
被问及日方对韩方抗议作何回应时，朴振表示，在此无法透露具体内容，但此事与日本国内政治不无关联。
此前，韩国总统尹锡悦积极推动韩日关系解冻，但韩国民众并不买账。3月1日，在出席韩国“三一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时，尹锡悦称“日本已经从军国主义侵略者变为了携手合作的伙伴”，引发韩国民众不满。
随后，韩国政府公布以第三方代为赔偿的形式，向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作出赔偿的方案，遭到民众抗议和多方抨击，称是“屈辱外交、无能外交”的结果。
3月16日尹锡悦访日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痛批尹锡悦无视国内公众舆论，“最终选择做日本的仆人”。
李在明参加抗议集会
与此同时，被批评为“最糟糕屈辱外交”的韩日首脑会谈，其后续影响正向各界扩散。20日，韩国大学政策学会、全国教授工会等17个教授、研究人员团体表示，“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外交惨剧”，敦促政府撤回解决二战被日本强征韩籍劳工索赔问题的第三方代赔方案。
他们认为，尹锡悦在韩日首脑会谈中表现出的“屈辱性投降行为”，是总统否定历史教训的浅薄认识引发的结果，应该立即撤回第三方代赔方案，尹锡悦应具体表明须承担的责任。
近日，多个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施政差评率超过60%。
延伸阅读
尹锡悦访日，被反对派称“仿佛听到了日本的嘲笑声”
文 | 海上客
韩国总统尹锡悦3月16日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
这看着是日韩之间重启了中断12年之久的双边首脑访问。
尹锡悦（左）在东京与岸田文雄会晤
01
如果单单论日韩之间的外交关系的话，尹锡悦访日确实有些成果，甚至可以说，有不小的成果。
譬如日韩同时给对方松绑——
日本方面，宣布取消针对韩国半导体芯片生产所需材料的出口管制。 什么光刻胶，甚至整个芯片产业方面，日本卡了韩国好几年。当然，在日本卡脖子的情况下，韩国这两年在这些领域倒是有了长足进步。无论如何，日本算是给韩国松了个绑。
韩国方面，宣布撤回此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针对这些日方限制措施提起的申诉。 这么看，难道韩国民间又将开始买日货，喝日本啤酒了？也是一种松绑。
3月1日，尹锡悦出席在首尔中区柳宽顺纪念馆举行的“三一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并致辞
其实，在尹锡悦访日前，就在准备送给日本的大礼包了。3月1日，在首尔中区柳宽顺纪念馆举行的“三一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上，这位韩国总统就已经说出了这样的话——
“日本已经从军国主义侵略者变为了携手合作的伙伴”。尹锡悦甚至根本没有敦促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做出反省，而单单说韩日合作，更加之韩日美合作，对于当下亚洲格局的重要性。
连海叔都有点儿佩服尹锡悦的勇气了！要知道，因为日本曾经长期侵略朝鲜半岛，加之在二战之后并没有彻底反省，韩国民间对日本有不小的怨气。尹锡悦胆敢这么说话，真是不顾韩国国内选民的看法吗？
韩联社对于尹锡悦出席“三一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报道的截屏
不顾韩国国内舆论哗然，特别是一些“慰安妇”、被日本强征劳工后裔以及相关组织的反对，3月6日，尹锡悦当局悍然宣布，将以第三方代为赔偿的方式，对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进行赔偿。
这就有意思了——在韩国人民和日本之间，尹锡悦当局成了“第三方”？
说白了，这种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的“日本强制动员受害者支援财团”代替日本企业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无非拿着韩国纳税人的钱来赔偿被日本侵略者伤害的人。这是拿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当玩笑吗？
2022年11月29日，强征劳工受害者梁金德老奶奶在记者会上抹眼泪 图：韩联社资料
难怪哪怕尹锡悦在“三一抗日独立运动”纪念仪式上也曾言向英烈和爱国志士致敬，在韩国国内却没引起什么反响。
02
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3月13日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比此前一周下滑4个百分点，降至38.9%；差评率为58.9%，比此前一周上升5.7个百分点。
完全可以说，尹锡悦就是不顾国内舆论相当一部分不满，而前往日本做访问的。
反对党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直接怼他——
“韩国国格已经跌入谷底。我仿佛听到了日本的嘲笑声。”
尹锡悦夫妇抵达东京
其实，就日韩两国发展关系来说——
这两个国家本身是邻居，理论上也都是独立国家，互相友好应该是对两国本身、地缘政治都有好处的。想来，哪怕是韩国国内来说，也不至于完全反对日韩首脑接触。譬如在文在寅任总统时，照样前往东京参加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哪怕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时，双方都“拗造型”斜视一番，但其实也是有交流管路的。
哪怕在尹锡悦访日之际，3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访的评价仍是这样的——
“希望日韩关系能够朝着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方不反对日韩正常接触。
为什么如今韩国国内反对尹锡悦的人在增加？
毫无疑问是他在访日前，以及访日时所作所为所言所感，在一些韩媒眼里简直是媚态百出。
譬如汪文斌也提到了，中方注意到最近日韩之间的互动和关系的变化，也提醒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日本能深刻反省历史，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在此基础上同亚洲邻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
03
好歹尹锡悦是大韩民国的大统领啊！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态度呢？
在海叔看来，尹锡悦之所以要急于媚日，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不在于其自己想要如何如何，而是美国在指示他这么做。
最近，无论日本采购各种进攻性导弹，还是美国主导美日韩加强军事联系，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收紧了牵着日韩的绳子，同时紧张兮兮地希望他们盯紧中、俄、朝等邻居。
当地时间2月13日，美日韩在华盛顿进行副外长会晤，磋商加速安全一体化进程
也就是说，美国在幕后大力策划和推动，才是日韩关系目前貌似“改善”的最大动因。对于岸田文雄政府来说，如果借着美国人的力道，将日韩关系走冷问题解决了，当然是好事。这样一来，日本不仅能重新占据更多韩国市场份额，且起码在东亚来说，其致力于未来韩国能跟在日本屁股后面。
唯一看着有点儿倒霉的该是尹锡悦。其不惜背负“投降外交”的骂名，看似做成了日韩关系改善的事情。但国内并不买账。在国际上来说，亚洲那些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国家，当然也会对他这种“效忠美日”的方式有所不满。
04
不过，对尹锡悦来说，且甭考虑这些远虑吧。就在他出访日本期间，近忧已至！
3月15日，韩国警方突然搜查了韩国国防部，查扣车辆通行记录、监视器画面等资料。据称，原因在于尹锡悦被指——听从算命师建议，在担任韩国总统后，将官邸从青瓦台迁至原国防部长官邸。
尹锡悦上任就忙着搬迁总统府
本身，青瓦台是韩国历朝历代的风水宝地。但尹锡悦据称有些信邪，认为自大韩民国成立以后，历任在青瓦台办公的韩国总统都晚景凄凉。因此他想到了请风水师，想到了搬离青瓦台。
但目前看，总统瘾还没过够的他，却似乎比几位前任更早地遇到了司法方面的麻烦。
从日本回到首尔后，尹锡悦会怎么处理这场官司呢？不妨拭目以待。也不妨畅想一下，后尹锡悦时代的韩国是不是快到来了。要知道，有朴槿惠的先例，尹锡悦未必能干到任期届满的啊！
哎，尹锡悦访日前，可能没看风水……
中日甲午战争的评论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日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清朝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大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
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人都在对这场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众多方面带来巨大冲击的战争进行反思，相关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这些相关的研究从多个层面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2014年又恰逢甲午年，当年这场战争的三个当事国中国、韩国和日本（虽然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是由朝鲜问题引发，且成欢驿战役、平壤战役等是在朝鲜的国土上进行的，更何况在战争爆发后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攻守同盟，向其提供战争支援，故韩国应算是这场战争的当事国）之间的关系又陷入复杂的紧张之中，中日、韩日之间的外交往来几陷停顿。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甚至不断发出好战言论，一时间战争乌云似乎又笼罩在东亚上空。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与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及北洋政府对内压榨对外妥协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是由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十月革命的影响；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这些为学术界所公认并多有论述。另外还有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那就是留日学生爱国斗争对国内的影响，也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就所见到的史料来说明这一问题。一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归国后发起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在广大学生中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怒潮，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留日学生“从日本人学到的近代知识，和从他们得到的轻蔑对待，混合了他们自己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政策的愤恨，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注:〔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28页。】。因此，在当时的爱国运动中，他们很自然地走在前列，“‘五四’前夕几次大规模的学生斗争，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发动的”【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早在1915年初，当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后，留日学生便怒不可遏，当即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2000多学生集会抗议；随后500多人组成归国请愿团，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李大钊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印发全国，呼吁“举国一致”，“众志成城”【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页。】，督励政府，不许卖国。5月7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表示承认，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总会又立即开会表示反对。李大钊再写《国民之薪胆》一文，编入《国耻纪念录》中广为散发，要求全国上下“永永世世勿忘此五月七日”。这些活动对当时及以后国内爱国运动的开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1918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如同郭沫若所评价的那样：“当时在国内留下了不小的影响。公平地说来，这当不失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之一。”【注: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页。】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1册，第594页。】这里，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披露。留日学生听到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连日晚间举行集会。5月4日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联合会议，一致通过留学生全体归国问题；5日的联合会议讨论了救国大纲，宗旨为“一致对外”，拟组织“先发队”归国。5月6日，留日学生各省各校代表46人（内有女生3人）在东京神田维新号中国饭馆集会，议决归国程序、方针等问题。日本警官数十人与侦探数人持刀闯入，不问情由，对学生拳脚交加，并全部逮捕至西神田警署加以审问、殴打和侮辱。学生们毫不畏惧，慷慨陈词。署长理屈词穷，次日黎明不得不将其全部放出。
日本警察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了留日学生的愤慨，加速了他们的罢学归国。据5月17日《朝日新闻》报道，截至16日有390多人回国，“这一骚动，使历来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一时无法继续上课，大多要停课”。而实际归国者比日方报道的数字多得多。当时留日学生共约3000人，其中95％以上参加了罢课抗议斗争。据中国“五月十七日报载，仅至上海者已达一千四百余人”【注: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95页。】。到8月为止，“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注: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留日学生归国后大部分滞留上海。他们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团，颁布了数条工作方法，旨在唤起全国民众，拒签《中日军事协定》。救国团总部在上海创办发行《救国团日刊》、《救国日报》，以激烈的言词，鼓吹救国；组织演讲队，通过幻灯、电影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派代表往见军政各界人士，并通过谈话会等形式促进各界民众的交往与合作，使上海市内很快出现了国民救亡会等群众团体。5月31日，上海13校2000余名学生前去淞沪护军使署请愿，要求召开各界联合会，得到允许。经过留日学生筹备，上海各界联合会议于6月23日开会，后来它成为上海民众联合进行爱国活动的半合法组织，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分赴各省区的留日学生，先后组织起本省或本市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近20个，基本上遍布全国，他们发动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日爱国活动，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的掀起打下了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北京学生的请愿斗争。留日学生派到北京的代表是李达、龚德伯、王希天和阮湘4人，由阮负责。1918年5月15日，李达等到达北京之后，立即去北京大学进行联络。第二天，北大学生积极分子邓中夏、许德珩等便到其下榻的湖南会馆，共同商定在北京学生中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经过几天的奔波，很快得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简称“高工”）等校学生的热烈响应。高工学生张传琦曾断指血书“亡国条件不取消不达目的，勿限于五分钟之热血”，以此激励他人。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等闻讯“慷慨握拳击案，促速图之”【注:《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1日出版。】，不遗余力地参加救国活动。5月20日晚，由阮湘等人发起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学生大会，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各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会上留日学生代表首先发表了要求废除卖国的《中日军事协定》的演说，许多人在会上痛哭流涕，纷纷表示和留日学生一致斗争，并定于次日去总统府请愿。
5月21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两千余人，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前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学生们情绪十分激昂，出发时高工学生夏秀峰当众断指血书“条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的誓言，表达了坚强的决心。学生们推举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等8名代表，手捧清愿书，去见当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冯国璋，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冯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
由于学生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事前没有组织，听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几个被推去见冯国璋的代表被冯一场园滑而兼恐骇的话骗了出来；所有同去的学生也就不得不各自跟着代表回到学校里去了。”【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第二天便宣告复课。后来，由于政府当局的阻挠压制，在京的留日学生只好南下或北上继续斗争。
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也是留日学生到达后才大规模开展起来的。阮湘离京赴津后，立即同各校学生建立联系。5月22日，1200名学生赴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省长向北京政府转达学生们不承认卖国条约的意见。6月8日，近千名学生在老西开集会，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均到会。会后又召开了京津各校代表联合会议，决定协同行动，分步进行。留日学生的爱国举动，在山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地的学生中，也产生强烈影响并得到响应。这在实际上已形成了初步具有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它为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实为五四运动的预演。
二
1918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不仅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和各种社团的大量涌现，从而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留日学生发起的这场斗争，虽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北京学生的请愿也以失败告终，留日学生除极少数留在国内外，大部分重新东渡扶桑，但是它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及影响。学生们从中受到了锻炼，增强了团结，激起了对国家命运的进一步关心，也取得了深刻的教训。“他们初步认识到两点：第一，就整个国家的情况说，在军阀的统治下，这种丧权辱国的事总还会不断地发生的。第二，事先没有准备，没有核心的组织，单靠临时由激于义愤组织起来的队伍是没有力量的。”【注:刘熏宇：《忆工学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25页。】“觉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2页。】。自此，学生们更加关心议论国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如北京的部分学校联合成立了“学生爱国会”，并派代表许德珩等经天津、会同天津学生代表南下济南、武汉、九江、南京，最后到上海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河海工程学校、南洋公学等学校的学生及在沪的一些留日归国学生取得联络，随即诞生上海学生会。此间，上海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及天津来的刘清扬，拜会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民国领袖；并与史量才、黄炎培等知名人士取得联系。经过一番奔走、联络，各地学生纷纷加入救国会，使之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到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会员均加入了学生会。
留日学生在救国会组织过程中起了较重要作用，这从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可以得到证明。1918年7月22日《内务部取缔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军事协定回国组织救国团爱国会咨稿》中写道：“留日学生代表阮湘等前因抗议中日军事协定条件，废学回国。业经本总长多方开导，谕令刻日东渡，继续就学。乃倾闻该生等出京之后，有仍在天津以救国团、爱国会名义，招引校生徒集会、结社，并将遍设支会、分会于各地方等事。该生等此种行动，实属轶出教育范围，亟应查禁。”【注:《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页。】反动政府对留日学生的恐惧，恰好说明了留日学生的功绩。
为了加强联系和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学生救国会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注:《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7页。】。0把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觉悟程度的青年学生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既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谢绍敏、顾颉刚、周炳琳、李泽彰等；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易君左、曾琦、吴载盛等。1919年1月，他们创刊了《国民》杂志，主编为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等。黄日葵也是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回国的留日学生，1918年8月和留日同学易君左报考北京大学。黄日葵与李大钊认识，并取得李大钊对《国民》杂志社的帮助与支持，李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另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京报》主编邵飘萍也曾对《国民》杂志社予以援助，蔡亲自为《国民》杂志创刊号作序，称赞“学生之牺牲其时间与心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并提出“正确”、“纯洁”、“博大”三项办刊要求【注:见《国民杂志序》，《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24～25页。】。这个刊物的突出特点是公开谈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其中有些是许德珩、黄日葵撰写的。
写在“七七”丨说说日本十大侵华罪徒
在 历史 的长河中，总有一些重要的时刻值得铭记。每年的七月七日，就属于这样的时刻。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值此七七事变爆发84周年之际，我们为读者列举了在推动和实施侵华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十位罪徒，揭开他们的丑恶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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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十大日本侵华人物》
作者：蒋丰
东条英机
（审判台上的东条英机）
1937 年 3 月 1 日，东条英机继板垣征四郎后出任关东军参谋长。很快，他在“所管各地的战斗中，摆开了堂堂的阵势，愈益提高了皇军的威望。当时，给所有来往中国大陆的日本人留下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关东军有个东条英机’。不服满洲国王道之徒，一听到东条将军的名字，就喊‘东条来了！’吓得直打哆嗦！”东条英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指挥着第 1 师团的步兵第 1 联队和第 3 联队，组成所谓“东条兵团”，开始对中国的河北方面作战。其实，之所以把东条派到这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就是保护鸦片种植地。
东条英机是个“笔记狂人”。在他还是个小小中佐的时候，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和他说话时候他总是能迅速掏出记事本，做行政科员是一点儿错也不会出的”。宇垣的话在上司中传开了。一向看不起他的石原莞尔认为这种事是下级军官才做的，公然嘲笑地把他叫做“东条伍长”。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插曲并不影响东条英机野心勃勃的步伐。 作为陆军中的绝对主战派，东条英机的强烈主张几乎影响了日本的战争走向。
河本大作
说到河本大作，我（即笔者蒋丰，下同）就会想到日本有关他的两本传记。一本是平野零儿写的《满洲的阴谋者——河本大作命运的足迹》（日本自由国民社，1959 年），一本是相良俊辅写的《降落在满洲原野的红色夕阳——鬼才河本大作的生涯》（日本光人社，1985 年）。尽管这两本传记对河本大作的描写各有侧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传记中指出：河本大作是 1928 年在中国“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今天看来，这起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暴恐袭击事件，而是 1931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九一八事变”的先声，是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的铺垫。
（河本大作策划的皇姑屯事件现场）
简单说来，河本大作 1883 年（明治 16 年）1 月 24 日出生在兵库县佐用町（当年称为“佐用郡”）三日月町，他的老爸是一个地主。木村武雄这样讲述：“1894 年，正是大作初小毕业进入高小的时候。那一年，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受此影响，大作和小伙伴越来越喜欢战争 游戏 。以前，他玩 游戏 的时候，常常出手伤害小伙伴。回家后总会被父母臭揍一顿。现在，父母好像也理解这个时代了，对大作把小伙伴打伤的事情不再处罚。当时，大作最喜欢读《少年世界》杂志，对刊载在上面的日清战争的‘豪杰’松崎大尉、樋口大尉、山路独眼龙等极为钦佩，立志要做这样的‘英雄’。”读到这里，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河本大作成年后敢于在中国东北暗杀“大帅”张作霖，应该与他童年时被洗脑是有关的。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已经埋下一颗蔑视中国的种子！
1945 年，日本战败。“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中国接收，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河本大作作为这家公司的“总顾问”，留下来继续运营这家公司。接下来，河本大作担任了“日侨俱乐部委员长”，他和在太原的日本人一起，与阎锡山的中国国民党的山西军共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河本大作成为俘虏，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5 年 8 月 25 日，虚岁 73 岁的河本大作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据记载，直到河本大作病死之前，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一起被关押的日本人都骂他：“就是因为你，我们才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近卫文麿
“我不会忍受作为战犯受审的耻辱。”这句话，听上去倒有些宁为玉碎的骨气，看起来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说这话的人是谁？
1945 年 12 月 16 日清晨，发动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祸首——前首相近卫文麿在即将被捕前的数小时抛下这么一句话后，服毒自杀了。
（近卫文麿服毒自杀）
1937 年 1 月，由于对华政策招致各方不满，广田弘毅内阁集体“下岗”。在乱哄哄的局面之下，近卫文麿终于等来了登场机会。6 月 4日，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下，他就任首相。46 岁的近卫文麿，一时被称为“青年首相”。
如今，日本许多学者喜欢谈论 1937 年 7 月 9 日近卫内阁发表的“不扩大方针”。似乎这项方针可以让近卫文麿逃脱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这些“公知”总是希望把天皇、首相一个一个地从战争责任中完全剔除出来，最后把这场战争笼统地归结到“军部”身上，从而淡化侵略战争的罪恶。
广田弘毅
“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决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与德意建立法西斯同盟、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且重大的责任。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要求时，一向赞成使用武力。发生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他明知日军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杀人、强奸及进行其他暴行，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停止暴行。因为他对此行为的默认，造成了人间惨剧。”1946 年 3 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清清楚楚写明了广田弘毅的桩桩罪行。
（广田弘毅在法庭上）
《悲剧宰相广田弘毅的实像》里记载，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日本外务省曾向陆军提出了“改善要求”。但超过 8 周的连续屠杀中，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根本没有任何提议。日本外交官日高信六郎曾向内阁进言“这样做会有反效果”，但广田弘毅却表示“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战时的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的时候也说，当时外务省先后接到 76 次有关在南京发生残虐事件的报告。
可以看出，广田弘毅之所以对南京大屠杀视而不见，是因为他内心认同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行为，他举手点“赞”还来不及，怎么会劝阻！当然，这些行为，也成为他日后被送上绞刑架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广田弘毅被起诉的罪行中，“默认非人道行为罪”、“共谋侵略亚洲罪”是最大的两项。其判决书第十章中这样写道：“作为外务大臣，他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立即接到了关于这类暴行的报告。根据辩护方的证据，他认为这些报告是可信的，并曾将这项问题咨照陆军省。还从陆军省得到保证，说将让当地部队停止这种暴行。在得到这种保证以后的至少一个月内他陆续收到有关暴行的报告。根据本法庭意见，广田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停止暴行，也未采取其他可能的任何措施来阻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慢。多达数万的杀戮、对妇女的暴行以及其他残暴行为每天都在进行，上述保证却根本没有被执行，广田本人对此很清楚，但他却仅仅满足于陆军省的保证。他的故意不作为已经达到了犯罪性过失的程度。”
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广田弘毅默许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认定！
松井石根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1873 年出生于旧尾张藩武士家庭的松井石根，从小就对战争、对杀戮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还有着所谓“完美主义者”的追求。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直到今天日本还有人在为松井石根的阴魂不断地喊“冤”；今天，也还有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请允许我花一点笔墨吧。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
从日军踏入南京城的那一刻起，松井石根认为狠狠“教训”城内军民的时候就到了。他采取的手段就是把南京城当作小时候做错的考卷，擦得干干净净！在松井石根眼中，这可不是什么泄私愤，而是以恐怖的大屠杀威慑中国“反省”，恐吓中国其他城市，减少进攻阻力，属于“战略需要”。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其战略策略不仅包括以强大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与歼灭中国军队，显示其不可战胜的“武威”，还包括在战后对拒不乞降、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严厉的“膺惩”——中世纪式的屠城与烧杀淫掠，两者结合充分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后，10 多万日军烧、杀、淫、掠的“恐怖嗜血之剑”完全出鞘了。日军首先把屠杀指向那些被俘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与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官兵。
12 月 15 日，松井石根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发出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所谓“扫荡”，就是屠杀的代名词。12 月 18 日松井石根在南京“巡视”期间，又命令：“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指屠杀。
1947 年 3 月 10 日，南京政府组织的“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公布了松井石根的“扫荡肃正”结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 28 案，屠杀 19 万多人；零星屠杀有 858 案，屠杀约 15 万人。总计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达 30 余万人。
12 月 18 日下午，举着屠刀的日本陆、海军又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所谓“忠灵祭”———祭奠阵亡的日军官兵。松井石根任主祭，宣读祭文。这天早晨，松井石根还写下了一首题为《奉祝攻克南京》的所谓“挽诗”：“灿矣旭旗紫金城，江南风色愈清清。貔貅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八纮。”这种“挽诗”哪里感觉到半点哀悼的意思，分明是炫耀与吹嘘日军攻克南京的“赫赫战功”、日本霸占世界的巨大野心！
土肥原贤二
从少年时代开始，土肥原贤二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不过，他从狭小的岛国出生，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土肥原贤二最殷切最热盼的事情就是亲眼看到日本征服中国，从而使其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隅。土肥原贤二曾挤着牙缝这样说：“我在中国从事谋略工作的对手，既不是段祺瑞和张作霖，也不是南方的孙中山，而是中华民族。”
（土肥原贤二在法庭上）
1931 年 7 月，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指挥日籍间谍和华籍特务制造“万宝山事件”，策动朝鲜农民移居长春郊外万宝山，侵占当地农民的土地，从而引起双方大规模械斗。然后，让日本媒体报道整个“满洲”局势不稳，已经威胁到日侨安全和日本国家的权益……同年 8 月，土肥原贤二得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上尉部员中村镇太郎在中国东北刺探情报，被中国东北军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并处死。土肥原贤二立即表示“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10 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就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爆发后，奉天特务机关一时成了指挥中心。9 月 20 日，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奉天市“市长”。9 月 22 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会议策划下一步行动。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侵占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最后，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对这一建议大加赞赏。
土肥原贤二在“九一八事变”的事前、事中、事后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的主要推手。因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 1931 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一是事变发生时他主持的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二是他在报刊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三是事变发生后三天他即就任奉天“市长”；四是他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贤二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田中久一
一个日本男人，出身寒门，奋斗了大半生，官至陆军中将，结果，在临近花甲的 58 岁那年，他先后在中国的大都市上海和广州两次被判处死刑，最后在中国万众的热眼围观下被执行死刑，那堆叶落却无根可归的枯骨，至今也不敢公开去向，如孤魂野鬼般飘荡在无尽归途上。大和文化和中华文化一样重生厚死，无论在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看来，“死无葬身之地”，都是对一个人一生最大的否定和惩处。这似乎不再是“无处话凄凉”，落到这个地步，真是可悲可叹！这个日本男人，就是 1945 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土地上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日本人——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在广州被执行枪决）
田中久一在广东期间，犯下多起战争罪行。广州法庭将审判集中在两起罪行上。1944 年 7 月，田中久一为筹备“湘桂会战”所需物资，命令部下派人到台山县勒索粮食。该县三社乡民众奋起反抗，日军 800多人将三社乡团团围住，杀死乡民 245 人。与此同时，日军进攻开平南楼，俘获中国守军 7 人，拖至附近中国银行楼前，屠杀肢解，并将尸体抛入水中。对田中久一进行庭审时，证人多次当庭作证。田中久一申诉称，这是下属所做之事，他不知情，也不能负责。鉴于田中久一不认罪的态势，广州法庭检察官追加起诉，根据战犯处理条例中的 38 项罪名，指控田中犯有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滥炸不设防地区、劫掠等14 项罪名。1946 年 7 月 15 日继续庭审，田中的违反战争法犯罪事实为：1942 年 1 月进攻惠州时，屠杀平民 2 000 余人；1944 年 10 月攻占广西蒙墟后，将俘获的国民党军士兵集体屠杀。违反人道罪事实为：1942 年 1 月出动飞机六架，对惠州若瑟医院进行轰炸。这样，就将田中久一的罪行上升到战争犯罪的高度。在广州开庭审理过程中，田中久一又因犯有虐杀美军俘虏罪，被美国通过外交途径提解前往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暂时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原来，1944 年，在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期间，曾指挥部属将领虐待因轰炸香港日军而被俘的美军少校飞行员。
1946 年 9 月 3 日，驻上海的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田中久一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判死刑。
田中久一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行，较之虐杀一个美国飞行员来说，实在是更为深重。死一次，不足惜。他仍必须为他治下日军的暴行负责。为此，死刑在身的田中久一，又被解返广州，继续接受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
主任检察官蔡丽金在法庭上对田中久一提起公诉，起诉书列举了田中久一在广东犯下的罪行：“田中久一所率之日军在广东屠杀平民，破坏财物，奸淫掳掠，强拉夫役，滥施酷刑，无恶不作。为祸之烈，史无前例。平民遭其荼毒者，不知凡几，财物损失难以数计。”
此刻的田中久一，虽然自知罪责难逃，但依旧不忘拿出当初对付张发奎的那一套伎俩作垂死挣扎，坚称自己并未下令作恶，从武器性能、指挥权责等多方面为自己辩护。
历时 4 个月，十几次庭审，任田中久一巧舌如簧也无法掩盖他罄竹难书的罪恶，他终于承认：“日中之战争，实由日本政治家观察错误，至有今日之祸，应接受审判。”
根本博
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日本人酸不溜丢地认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政局发生变化，日本人做了许多“贡献”，后来却被遗忘了。应该说，这种“怨妇心态”源于一个臭名昭著的日军将领。在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此人曾作为日军投降代表两次向中方投降。但是，身虽降，心却不死。他作为日本陆军里面有名的“中国通”，深谙中国内战政治势力的布局。战后更是秘密赴台，帮助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兴风作浪、推生事端，一心一意同新中国政权抗争到底，一心一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这个人，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华北派遣军司令、驻蒙疆司令根本博。
（根本博与蒋介石在一起）
复员后的根本博回到了位于东京鹤川的家中。眼看着一批又一批甲级、乙级、丙级战犯嫌疑人被捕入狱、继而判处刑罚，自己却可以摆脱罪名全身而退，根本博不由得从内心里感谢蒋介石的“恩情”（注：蒋介石曾在1926年与根本博会面，并在交往过程中认为根本博比较听话，故战后未将其列入战犯名单）。很快，中国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经历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般地打击着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军队。整个国民党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真是病急乱投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根本博东京的家中突然闯进一个自称“蒋介石特使”的神秘人物，此人手持蒋介石的亲笔信，说蒋介石希望他这个日本将军能够重新出山，帮助他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霎时间，根本博觉得血往脑门上涌，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让他下定决心：“报答蒋介石先生的时刻到了！”他立即答应，随即变卖了家中古董书画等私财，准备去中国大陆帮助蒋介石。干戈相见，铁火无情，战场上的变化没有人能够掌握。根本博还没有来得及出发，他“壮志满怀”一心投奔的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岛了。这下，根本博有点犹豫了。就在这时，日本传奇大间谍、号称“一个人打胜了日俄战争”的原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的长子——明石原长出面邀请根本博赴台。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根本博从台湾前往金门，担任汤恩伯第 5 军管区司令的顾问，领“中将”军衔。为了方便行事，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林保源”。汤恩伯则尊称根本博为“顾问阁下”，每天一起吃饭，并且都让他坐上座。之后全程参与了金门战役。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必须特别指出，如果说根本博此前准备前往中国大陆，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话，此后根本博前往台湾，其活动性质就不仅仅是帮助国民党军队对付共产党军队，而是借帮助蒋介石政权来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
北一辉
提到风景旖旎的日本新潟县佐渡岛，许多人会想到珍稀的“朱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小岛上一块不起眼的农田里，立着一块不起眼的墓碑，上面裂痕遍布，字迹模糊，只有仔细辨认，才能勉强看清上面的字样：“北一辉先生长眠于此。”有人说，埋葬在这里的就是曾经风云一时、炮制侵华理论的日本“纳粹主义教父”——北一辉。
（疑似北一辉的墓地）
北一辉的国家改造理论运动让日本迅速法西斯化，快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而他将侵略矛头最先指向了中国。日本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所著的《日本政治史》（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 年）揭露，北一辉首先将方向定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应战”，给当时的日本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千百万年轻人“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确信“能够与罪恶势力进行战斗，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而且，就连远在“满洲”的日本人中间包括关东军在内，整个伪满洲国都渗透了北一辉的思想。他的著作已成了日本青年将校及军部革新计划者的教科书。他的客厅成了对这些人灌输革新思想的课堂。
他还直接为日本侵略中国出谋划策。北一辉继承并接受了日本传统的大陆政策和“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思想。他在《支那革命外史》的序言中，极力主张“为实现日本的革命性对外政策，必须占有南北满洲和西伯利亚”，待日本的国家改造完成之后，还要设立专门管理对外殖民地机构的“农林省”，负责对“大于台湾几十倍之领土于南北满洲及远东西伯利亚”的管理。
北一辉始终以所谓的“日本生存发展”价值标准来认识中国。对于1904 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他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拯救”，正是由于日本“帮忙”，才使得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蚕食分割中得以保存，而中国对此并不觉悟，不仅不思图报，反而不断地排日、拒日和反日。基于这种思想，当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时，北一辉认为这简直是“忘恩负义”。可是他忘了，所谓“拯救”中国的日俄战争，是以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是日、俄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罪恶战争。
这些歪理邪说，形成了日本法西斯势力对中国蚕食鲸吞的理论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北一辉正是日本全面侵华理论的始作俑者！
德富苏峰
时至今日 , 我都清晰地记着：那次，我到位于东京都大田区的“德富苏峰纪念馆”参观，想认真看看这个影响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舆论思潮的媒体“大腕”的人生轨迹。谁料，当我驻足在纪念馆内，仰首看着密密麻麻的“德富苏峰年表”时，一行黑色的小字撞进我的眼帘——“1945 年终战后，被美国占领军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拘禁在家中，后因高龄未被起诉。”……
（“国民之友”创刊时的德富苏峰峰与社员·后排穿西装者是苏峰）
在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际，德富苏峰开始转变。他开始大声叫嚣“这是绝好的机会”，这是 300 年来“收缩的日本”彻底转向“膨胀的日本”的好机会。他对此兴奋不已，甚至亲自跑到位于广岛的战时大本营去，对当时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等人“零距离采访”。
甲午战争期间， 德富苏峰作出的最大“ 贡献”应该就是汇集出版名为《大日本膨胀论》的小册子。他公开指出：日本人口在膨胀，日本国土也要膨胀。立即对中国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提醒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不要错过“良机”。他曾结合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地区之事发散称，“大日本的膨胀……要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开始扩张的。占领旅顺，割据台湾仅仅是开始。在北方占据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全面侵华，后来又开展所谓“大东亚战争”，将战火烧到东南亚。这一切，都和德富苏峰们设计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1931 年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后，德富苏峰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军用文人”。他相信日本不存在法西斯主义，只有皇室中心主义。这一年，已经 68 岁的德富苏峰仿佛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他声称这是他自 1904 年日俄战争以后最愉快的时刻。
他积极倡导的“打破白阀”，即打破白种人的特权，其实击中了日本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奇怪的是，日本一方面痛感“白人”的殖民统治造成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毫不在意的对朝鲜、台湾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END
日本抗议韩国"独岛虾国宴"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韩时，韩国在国宴中招待特朗普吃“独岛虾”，并邀请“慰安妇”受害者出席，引起日韩之间的口水战。在日本就韩国的“不妥做法”向韩提出抗议后，韩国外交部9日表示，日方的抗议“不妥”。
“国宴菜单及邀请哪些宾客是韩方综合各种因素决定的，日本干涉此事是不妥的”，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圭德9日以此反驳日本政府质疑韩国国宴菜品和宾客，并表示韩国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传达了相关立场。7日晚受邀出席国宴的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李榕秀9日对韩国媒体表示，“当晚的独岛虾比普通虾更好吃，很香。”她还抨击日本称：“韩国在自己的领土独岛捕的虾，日本凭什么干涉。”
日本政府近两日多次就韩国的“独岛虾”国宴向韩表示不满。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8日在越南出席APEC部长会期间通过韩国高官向韩国外长康京和提出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7日表示，在需要韩美日加强协作解决朝鲜问题之际，应避免可能对三国协作造成不利影响的举动。日本时事通讯社认为，韩国外交部发言人9日的表态“是把日本政府的抗议一脚踢开了”。
“独岛虾国宴”还引起韩日两国网民隔空互怼。有日本网民称，“韩国的做法是挑衅，想打架”“这是在用偷来的东西招待客人”。而一些韩国网民则赞叹政府“干得漂亮”，认为“这次韩国不用吹灰之力，只用独岛虾就给日本一个响亮的耳光”。还有不少韩国网民要求日本学习德国真诚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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