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少侠：日本把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到底谁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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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打包在内阁会议上审议通过，引发各方关注。

这三份文件既包含在战略层面对日本军事、外交的顶层设计，也明确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日本的军备规划。很多观点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的防卫政策由此出现重大转变。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日本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一、防卫政策调整意图何在？攻守兼修，成为军事强国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繁，包括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助美反恐，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染指地区安全事务、发展本国军事工业，以直升机驱逐舰之名发展航母，以“离岛防卫”之名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以搜集情报为名派遣军舰远赴中东等等。这些危险动向已经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所有爱好和平人士的警惕和反对。

在此背景下安保三文件出炉，宣称“刻不容缓”大幅提高已连续10年上涨的军费，使日本防卫预算在未来5年翻番，达到GDP2%的“北约标准”；还提出要发展能够远程打击敌方基地的“反击能力”，其中包括改装国产“12式”反舰导弹，在自家装备到位前迫不及待地斥巨资从美国老大那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总之就是要以“防卫”之名获得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中远程攻击能力。

要知道，日本战后一直以“专守防卫”作为最基本的安全政策，将日美安保同盟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轴。尽管如此，日本仍通过不断上涨的军费，积累了居于世界前列的军事实力。

此次三文件的修订，使扩武强军、发展进攻性武器成为日本的既定防卫政策，意味着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在日美安保同盟中扮演“盾牌”的角色，“专守防卫”发生重大转向。其真实意图，无非是在自身增长失速、世界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向于己不利方向倾斜背景下，趁着国家还有些底子，依托经济存量寻求军事安全领域突破，为更多介入国际地区事务、实现政治大国目标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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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过程深思熟虑？一意孤行，反映错误对华认知

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国家层面修订出台如此重要的防卫政策文件，照理说应该广开言路、反复斟酌、深思熟虑。然而从日本媒体揭露的幕后情况看，三份文件的修订、讨论、通过过程异常地简单粗暴。

连日来，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抗议示威，主张如此重要的文件修订没有在国会认真讨论，不应由日本内阁擅自决定，高呼“准备战争是违反宪法”“武力无法创造和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哪里是专守防卫”等口号，对三份文件及其对国家发展走向的影响表达了强烈不满。

更令人担忧的则是日本固守冷战思维，沉迷于阵营对抗的国际关系叙事。面对民众的广泛质疑，日本政府罔顾事实，还在渲染周边军事威胁，煽动挑拨地区紧张局势。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安保三文件公然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对台湾问题等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在涉海问题上重复陈词滥调。这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背弃两国间“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给中日之间平添战略隔阂和障碍，损害两国关系根基。

人们不禁要问，把一个持续发展的重要近邻树为假想敌并以此为由整军备武，是让日本更加安全还是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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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国雄心能否如愿？一子落错，不啻毒药砒霜

日本在公共债务已超过GDP的2.5倍情况下，仍如此激进推动防卫政策调整，大规模增加在军事安全领域投入，不啻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少学者分析认为，面临疫情反复、本币贬值、财赤高企、老龄化加剧等多重压力，实施安保三文件绝非易事，前所未有的庞大防卫费很可能成为压垮日本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2年12月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为确保增加防卫预算，2027年度起每年需要约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40亿元）的额外财源，其中逾1万亿日元计划通过增税来筹措。

然而，该增税设想并未获得日本党政高层的一致赞同，民众更是普遍对此表达强烈反对和质疑，对于岸田政权面临如此困难的经济形势不惜掏空家底也要穷兵黩武感到极为不解。

日本这个曾经标榜走和平道路并实现了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国家，非要另攀险峰，真不知要把国民经济民生搞到何种地步才能罢休。如果主张“重经济、轻军备”的岸田派祖师爷吉田茂、池田勇人两位前首相泉下有知，看到后代弟子如此颠覆该派政策，不知会作何感想。

“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日本应冷静思考，通过发展军事实力追求大国目标是否可行，是否真正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在美国默许纵容之下的军事松绑，到头来不过是更加紧密地绑定美国的地缘战略，难道这样就能实现日本保守势力孜孜以求的“正常国家”？

身处亚太这一和平发展高地，只有认清大势潮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方能和邻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如若在错误的轨道上渐行渐远，偏离时代主题，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重蹈历史覆辙。

来源：环球网

简述美国对我国安全长期综合性的威胁的基本体现？

论美国对我国安全构成综合性威胁；
摘要：美国从地理位置上讲与我远隔万里，但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却近在眼前。中美关系像天气一样，时有变化。美国曾经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与我国进行过战争较量。中美建交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从美国的国家性质、战略目标、特别是两极格局终结后的政策走向来看，无论是遏制派还是接触派，其实质都是企图延缓中国上升为世界强国地位的速度。为此美国对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处制造事端，甚至鼓动、唆使我周边国家与我对抗，从而成为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中对我威胁最大的国家。

1．政治上，加紧实施“西化”、“分化” 战略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全球霸权主义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企图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采取军事威胁、政治渗透两手并用，实现其独霸世界和“消灭共产主义”的野心。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日益强大终将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美国视我为其称霸的主要障碍，明确将我列为2015年后美全球战略对手之一，因而始终对我怀有敌意。其对华政策的实质是诱压兼施，两手促变，归根到底是企图最终将中国纳人西方体系。政治上，美将继续利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对我进行牵制，加大西化、分化的力度。经济上，企图按美国的模式将我纳入美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攫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加强对我的经济渗透、控制与打压。

2．军事上，对我全面遏制和防范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近年来，利用其绝对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加紧在我周边地区投棋布子，对我进行预防遏制的战略部署。通过强化军事同盟和对我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渗透，逐步缩小对我的军事包围圈。从90年代以来出现的美售台武器、“银河号”事件、“小鹰号”事件、美航母编队干扰我演习、用导弹袭击我驻南大使馆、海南岛撞机等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随着美全球战略的逐步推行和对我军事部署的完成，美利用军事手段对我进行牵制、打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旦我被迫用武力解决台湾、南海等问题，美国必然进行军事干涉。在我面临的可能对手中，美对我构成的威胁是最大的、全局性的，也是长期的。我安全方面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有美国的背景，祸根大都在美国。

3，利用台湾问题进行战略牵制

近年来，美国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实质上的“一中一台”政策，暗中支持“台独”活动，其目的就是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筹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我实现祖国统一的严重障碍，也是可能诱发台湾政局动荡的重要根源。军事上，以提供先进武器为标志，扩大对台军售。。二是售台武器性能先进。。三是转让先进技术，协助台湾发展先进武器。

1)美国曾经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与我国进行过战争较量。中美建交后，美国与我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从美国的国家性质、战略目标，特别是两极格局终结后的政策走向来看，美国对我国安全构成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性威胁将长期存在，是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主要战略对手。
(2)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与“和平演变”战略，与我国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意愿十分强烈。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全球霸权主义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企图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采取军事威胁、政治渗透两手并用．实现其独霸世界和“消灭共产主义”的野心。而冷战后，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趋势势不可挡，中国自然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于是中美之间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矛盾，就是建立一极独霸还是多极共处的世界秩序问题。除了这一结构性矛盾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制度矛盾。因而与我国在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上存在着尖锐对立和根夺冲突。
(3)美国视我国为长期战略对手，力图以政治、经济手段“西化”、“分化”和遏制中国。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日益强大终将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因而始终对我国怀有敌意。苏联解体后，美国把我国视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和长期战略对手，其对华接触政策的实质是诱压兼施，两手促变，归根到底是企图最终将中国纳入西方体系。
(4)美国军力强大并在亚太地区保持前沿部署，具有威胁我国安全的军事实力与潜在企图。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均对我国形成绝对优势。近年来，美国重新把我国列为“敌性国家”和潜在作战对象。其在亚太的军事部署有明显针对我国的一面，一旦形势需要，随时都可对付我国。
(5)美国推行实质上的“一中一台”政策，是我实现祖国统一的严重障碍。台湾与祖国统一最大的外部阻力来自美国。近年来，美国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实质上的“一中一台”政策，暗中支持“台独”活动，其目的就是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砝码，并连通西太平洋一线对中国达成包围态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我国实现祖国统一的严重障碍，也是可能诱发台湾政局动荡的重要根源。
美国在我国周边地区的主要举动
1、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新一轮全球军事调整重点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完善作战指挥体制,加强军事基地建设,提高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反应能力和干预能力。一是改组、整合和完善太平洋美军作战指挥体制,裁撤驻日、驻韩美军指挥部,建立“东北亚司令部”,统一指挥协调美军在东北亚的行动,辖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及台湾海峡,以提升协同和跨区作战能力。二是加强以关岛为核心的战略基地建设,强化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军力量。准备将关岛建成美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保障基地、最大的弹药储存基地以及对亚洲大陆实施纵深打击的最大战略前哨基地。三是加强在东南亚和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努力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准入权”。在获取了新加坡樟宜军事基地后,先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泰国、菲律宾等国签署了有关军事基地的使用协定。四是谋求在阿富汗和中亚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强化与中亚各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五是制定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中长期规划,构建美日澳导弹防御系统网,并企图将印度、台湾纳入其中。
2、强化与传统盟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并极力扩大盟友队伍。一是强化与日、澳、韩等传统盟友的合作。将美日同盟作为美在亚太战略的基石,强调美日同盟的核心作用,极力推动日成为其全球伙伴,强化军事同盟,建立深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合作机制。2005年2月19日,美日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召开安全磋商委员会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拓展和充实美日同盟的领域、内涵和层次,第一次把安全合作范围扩大到台湾、南海直至印度洋,明确列出两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共同战略目标,强调将在同盟框架内加强在国际事务、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将朝鲜半岛、大规模武器扩散、中国军事动向、海上战略通道等作为共同战略目标,大力拓展和提升美日同盟关系。将澳纳入导弹防御计划,在澳建立两国联合军事训练中心,强化美澳同盟。借朝核问题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合作。二是极力扩大盟友队伍。加强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的军事关系,频繁举行联合军演。2003年10月、2004年3月先后宣布菲律宾、巴基斯坦为其非北约盟国。不断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日益加强与印度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加大对印军售力度。
3、加强对该地区能源、战略要地和通道的渗透和控制。美借反恐占领阿富汗,驻军中亚,强化与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企图控制里海油气资源。鉴于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战略地位,美以反恐为借口于2004年3月提出在马六甲海峡实施“区域海上安全倡议”,企图部署军事力量,染指和控制马六甲海峡。
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影响是综合性的、长期的

美国从地理位置上讲与我远隔万里，但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却近在眼前，美国的干预和影响渗透到了我国周边的大多数地区，中美关系时有变化，总是处在不断的摩擦和碰撞之中，近期的中美关系，处在由轰炸我驻南大使馆而引发激烈对抗后的平静期，但从长远看，中美之间的对抗将长期存在，美国对我国安全将构成长期、严重的威胁。从美国的国家性质、战略目标、特别是两极格局终结后的政策走向来看，无论是遏制派还是接触派，其实质都是企图延缓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脚步。为此，美国对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处制造事端，甚至鼓动、唆使我周边国家与我对抗，从而成为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中对我潜在威胁最大的国家。
经济方面：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越来越频繁，合作领域和层次也随之不断拓宽和加深。但是更深刻的现实是，美国仍然不放弃任何机会对我国实施经济制裁。因此，在研究美国对我国周边安全的经济影响时，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已经出现,并且将在短期内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热点。汇率的剧烈而不适当变动对中国的出口、就业、外汇储备、金融体系以及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都将产生严重影响。
第二,随着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增强,贸易摩擦将持续上升,贸易战将不可避免。从“谷物战”到“汽车战”的各种贸易战都有可能发生。一旦发生贸易战,就会引起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大肆攻击,甚至引发安全问题。
第三,技术出口控制已经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打破美国的技术壁垒,将是我们的长期艰巨任务。中国不仅需要美国的军事技术,更多的是需要普遍适用的民用技术,如能源节约和环保技术、农产品增产和保管运输技术、医药和医疗设备技术、交通和建筑技术等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尖端人才特别是年轻一代人才向美国流失的趋势正在增强,这种技术软资源的丧失比技术硬资源的获取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四,美国对华投资可能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美国大公司对中国国有大企业和重要战略资源的直接投资和并购对国有金融大企业可能构成生存威胁;同时，中国股市的逐步开放,对美国投资基金的巨大冲击难以提防。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而金融体制的弊端和漏洞恰恰给了美国资本大规模打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第五,在国家制度上,美国始终把中国定位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由此带来的种种限制和歧视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把中国定位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政治标准,即没有实行多党政治,其中还隐含着西化中国政治制度以及和平演变的意味。
除此之外，与非传统安全相联系的其他经济因素也在上升。其他战略资源如粮食和矿产的供应,中国的脆弱性仍很突出。在防止跨国疾病传播和环境恶化方面,美国的技术仍大大领先于中国。美国针对中国的弱点可以找到新的施压手段,令人防不胜防。
文化方面：
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威胁我国周边的安全，而且在文化上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地区文化交流合作的日趋频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并开始大范围的传播渗透。美国将其文化力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引发了地区上的文化安全问题。那美国是通过什么来进行它庞大的文化渗透呢？
我将之概括为以下三点：1.利用文化产业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国式力量。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居世界首位，成为最大的文化输出国，繁杂的美国文化商品超越地域、时空限制，到达五大洲的每个角落。面对美国消费文化，尤其是媒体冲击着中国文化市场，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就会潜移默化地西方化或美国化。目前中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文化产业不够发达，不能够满足有些青少年衣食住行高标准的需求，使青少年对美国产生崇拜、向往之情。一部分青少年的文化价值重心偏向西方文化，“西化”思想在这些青少年中深受欢迎。
此外，美国还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拿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即进行“美国化”之后，据为己有，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不仅为其带来高额利润，而且达到宣扬美国民族主义和文化至上观念的目的。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其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孝道。而在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中，其主题已经变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孝道的主题居于次要地位。中国一些青少年可能会产生迷惑，主题到底是什么。也许10年、20年后，《花木兰》的传统主题会被“实现自我”的主题所取代；由此推知，如果更多传统题材的文化遗产被西方国家开发利用和篡改，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面临丧失的危险。
2.利用网络文化上的垄断地位进行文化渗透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的公开性、全球性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十分方便地突破国界和地域限制来推行文化霸权，渗透价值观念，扩张文化影响。这种文化侵入不仅会模糊青年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削弱民族感，甚至使他们成为崇拜美国文化的人。
美国网络文化霸权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还突显在网络语言英语化上。如今在互联网上，主导性的语言是英语，约占90%以上，汉语却占不到1%；90%以上的信息是英文信息，加之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网点多，上网信息含量大，因而他们的网站成为上网者访问最多的地方。英语成为一种通用的时尚化标准语言，不懂英语几乎难以在网上交流，这激励了中国青少年学习英语的热情，却使他们忽略了汉语的重要性，导致他们驾驭汉语的能力下降。最明显地表现在汉字的书写上，一是提笔忘字，错别字增多；二是字迹潦草，美观度降低，书法被严重忽视；三是对文言文、古代诗词歌赋渐渐失去兴趣，影响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以致汉语面临萎缩的危险。
3.在中国网罗大批青年人才，培植西方文化代言人美国针对中国青少年的人才战略：在高校设立奖学金项目，使青少年对美国产生崇拜、感激之情，吸引他们毕业后自愿到美国定居或到美国在华的外企工作。如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在清华、北大和复旦等中国一流高校中设立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利用教育优势，放宽美国的留学政策，不断从中国的高等院校乃至中学选拔比较优秀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高薪、优越条件等吸引其中的突出人才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培养在跨国公司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形成美国式的工作理念、生活习惯，成为美国价值标准的所谓的“白领文化”，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中国青年的生活中，形成一种时尚文化。所以，面对美国如此强势的文化渗透，采取措施来保持我国本土的价值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总结陈词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在战略上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这一点是长期不变的。中美之间的关系连着一条敏感的神经，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一触即发。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是一种战略行为,对此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但是，只要我国在研究、分析、抵制、抗衡美国的种种经济战略手段的过程中,强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危机反应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就能为和平崛起开辟出更大的空间。

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论述啊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

2．半岛局势僵局难破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包括维护中朝边界的稳定、阻止对华包围圈的形成以及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与可能性。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害。日本大地震的国际救援行动以及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远近排列顺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国家；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国。具体来说，处于中核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快速协调应战能力方面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第二层次的间接盟友也发挥了快速集结的配合救助优势。第三层次的关系主要体现了“情感投资反哺回馈”的良友关系。第四层次则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而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明显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资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选择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从日本领纳其他国际赈灾救援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其现代版的“远交近攻”策略。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上力量。从长期来看，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的态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互信的建设，可能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恶化。

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日本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和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社会化和地区化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到民生。

二、雁型安全模式的升级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随着伊拉克战争进入尾声和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将外交关注的焦点重新向亚太转移。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希拉里承认，中美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为了管理这种关系，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加速转型。实现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是，美国将把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发展专家、跨部门团队和永久资产——分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角落。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调整包含政治、安全和经济的内涵，目标是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安全秩序和地区机制上的主导地位，化解中国崛起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侵蚀和挑战。美国政府高官在多个场合宣扬，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其主宰世界的雄心和霸气溢于言表。

1．美国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升级

从2010年开始，美国逐步在中国周边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不仅使中国直接面对美国日益增强的战略挤压，也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国家间关系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模式中，美国是雁首，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石”，美日韩三边存在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印尼、越南和印度的关系，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

“雁型安全模式”是冷战以来美国亚洲战略的第三个阶段。从冷战开始到21世纪初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前苏联为对手的轴毂模式，第二个阶段以日本为对手的扇形模式，这两个模式各自具有明确的运行模式和内在机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不同模式并非是替代性关系，而是逐步累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战略与政策的继承性大于变革性，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三个阶段的“雁型安全模式”正是综合美国对苏战略、对日战略的历史经验，以军事、经济两手都要硬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美国制定亚太战略的首要因素，美国的对华战略已经站在美国亚太战略之上，挟亚太以制衡中国正是美国战略的手段。

2011年美国对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主要表现在：

首先，进一步强化与盟国的双边安全合作。

希拉里表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3月份日本大震灾加强了非对称性的美日同盟关系。美军的救灾努力凸显了铁血同盟的正面形象，有利于美日同盟的稳定。震灾后上台的野田首相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和外交的基础和最大财产”，主张以稳固的日美同盟为基础推进与亚洲邻国的关系。野田内阁已决心进一步推动日美同盟的发展，认真解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如果野田内阁在基地搬迁问题上取得进展，可以预计美日同盟将进一步提升。美日两国已达成新的协议，由日本政府出资50多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军队常驻日本，两国将加强情报共享，并启动关于亚太事务的战略对话。

美韩同盟进一步强化。“天安舰”事件后，美韩密集的联合军演使两军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加强，美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2011年10月12日，《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这使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增添了新的“经济”要素。韩国总统李明博表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将揭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未来美韩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增强。

在美泰、美菲、美澳双边层次上，美国也进一步深化了同盟关系。希拉里11月16日在菲律宾访问时，双方签署了《马尼拉宣言》，美国承诺为菲律宾提供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并协助菲律宾防卫“海域疆界”，希拉里表示希望升级两国的同盟关系。面对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水灾，泰国政府请求美国派直升机协助监控洪水灾情，希拉里16日晚到访泰国时表示，美国将向泰国提供民用和军事援助。

奥巴马于11月16日访澳大利亚后，美澳两国首脑就加强军事合作达成共识。根据新签署的军事协定，从2012年开始至2017年，美国将在澳最大的海军基地达尔文港部署最多2500名军人，以增强对亚太地区的军事辐射力，特别是南海地区。这一协议标志是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不仅直接影响南海局势，也将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比如．如果2012年东帝汶选举出现乱局，那么美澳同盟必然加以干涉，加上日本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势必使东盟的分化加深，从而影响中国——东盟合作的大局。

其次，“雁型安全模式”中不同梯队间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和中国崛起。

随着南海争端的白热化，美国不仅增强在太平洋的军事实力，还主导和支持“雁型安全模式”不同梯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在美国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中，既包括了南海争端的主要相关方菲律宾和越南，又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它们分别处于梯队的不同层次，除了直接与美国保持紧密程度不等的安全合作外，彼此之间还存在密切而频繁的互动，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制衡中国。日本新政权试图以南海问题为由头，借美国之威，拉拢印度、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等国，构建约束中国的多边海上安全机制，2011年9月，日本和菲律宾发表了包括加强南海安全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菲律宾和日本还达成共享海上情报协议，日本同意出资训练菲海岸警备队。10月，日本新任外相玄叶光一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旨在深化与东盟各国在海洋安全上合作。日本还与越南签署了海洋战略安保协议，一致同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同一协调的政策，应对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强势动作。日本和印尼认为有必要构建多边框架解决南海纷争，印度也加强与越南在油气勘探开采、军事等方面合作。

美国推动联盟的多边化出现新的进展。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日韩军事三边体制成型。除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谈外，美韩联合军演邀请日本观摩，美日联合军演也首次邀请韩国参加。美国还重建与新西兰的安全关系，目前美澳新三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紧密合作，不仅包括东北亚局势，也包括斐济和其他岛国及南太平洋的发展问题。美国也积极支持美日印的新三边对话。

2．强力推进TPP框架协定，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2011年11月12日在夏威夷举办的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宣布与8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达成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定，日本也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美国希望高标准的TPP能够成为样本，最终形成亚太自贸区。如果TPP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对跨太平洋的贸易整合产生重大影响。

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对美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之际，美国更加看重亚太的经贸潜力。美国商务部长表示，亚太可以弥补对欧洲出口的缺口。美国强力推进TPP，很大部分是冲看中国来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接受采访时称，亚太经合组织夏威夷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明确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将全力参与构建亚太地区经济、安全和政治的未来。

TPP不仅是经贸安排，更是一个战略的考量。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TPP一旦运转，将对中国产生复杂影响。首先，亚太地区其他经贸体制将面临被架空和掏空的危险，亚太地区也将会更加分化。这可能使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前景黯淡，东盟主导的10+3机制的作用也被弱化。东盟已经意识到达一点，开始加快了以东盟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政府间磋商。

其次，美国主导下的TPP使美国成为亚太经贸机制的中心，这将改写亚太经贸版图。TPP旨在处理各种非关税的贸易屏障问题，包括政府采购、国有企业行为、监管融合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奥巴马极力推动TPP意在实现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其背后一方面是调整国内政治经济结构，适应新一轮以金融服务业为目标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也想让东亚的经济增长不那么依靠中国市场，打断中国越来越引领东亚发展的势头。

最后，除经贸之外，TPP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军事和政治领域。TPP的经贸吸引力将增强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同样也会形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意识。日本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认为不要将TPP看做是美国的对华包围圈，此话明显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TPP战略最重要的内容实际上是搞一个美日自由贸易协定。日本部分有识之士是明确知晓其中利害关系的，TPP引发的日本国内政治对立短期内难以消除。

3．积极参加东亚峰会，塑造亚太地区多边架构

2011年11月1 9日，第6届东亚峰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参与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峰会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将产生复杂的地区效应。

首先，影响东亚合作进程。过去，坐在东亚合作驾驶员位置的东盟习惯于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强调舒适度，美国的加入，有可能给东盟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冲击东盟的话语权并迫使其在区域合作议程方面作出调整，设置更多美国所期望的区域议程。东盟如果想继续领导东亚合作，将不得不更加谨慎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此外，如何协调东亚峰会与地区内外既有合作机制的关系也将是一个紧迫的课题。特别是东亚峰会与东盟+中日韩(10+3) 、中日韩机制及APEC的关系。如果中、美、俄能共同为地区安全稳定提供公共产品，推进建立一个稳定的多边地区安全架构，有可能进一步推进东亚合作进程，给东亚中小国家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市场及各种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因各方利益冲突难以调和而导致东亚峰会成为中、美、俄等大国竞争的场所，或是峰会内部形成集团和阵营对抗，东亚峰会和东亚合作进程必将毁于成员国激烈的内部倾轧。

其次，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对中国崛起进程或将产生不利影响。制衡和防止中国在东亚确立优势和支配地位，是美国选择加入东亚峰会的重要动因之一。可以预见，加入东亚峰会后，美国在峰会制度设计和议程设置方面不会选择消极无为，这必然对中国在东亚峰会中的参与力、贡献力和影响力构成限制和冲击。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助于东盟从一个“清谈馆”转变为务实的组织。东盟不可能无视美国的意愿，一成不变地坚持东亚峰会原有的运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参与很可能会抵消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峰会内部扩大的影响力。

第三，用议题逐步改变峰会的定位。美国希望东亚峰会成为讨论地区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场所。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不希望东亚峰会讨论南海议题，但随着美国和周边国家在海上安全方面密切互动与合作，未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多边压力。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构想的是，美国、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有可能对中国推动建设的上海合作组织产生影响。在中国两翼的安全框架中，西部地区受到北约的压力日益增大，而东部地区则不断遭到美国的挤压。

由于亚太地区的未来走向攸关美国利益，可以预计，即使排除国内政治因素(如2012年选战)的影响，亚太地区在未来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仍将不断上升，美国对该地区相应的战略投入也将不断增加。事实上，目前针对亚太地区的新的美国大战略已经隐现，即在继续巩固和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同时，充分利用亚太地区既有或正处于塑形阶段的APEC、TPP和东亚峰会机制在经济上重返亚太，实现新一轮的战略扩张，绘制新的亚太贸易版图和权力版图。这是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美国“机制霸权”的一次自我调整。在未来中长期内，能否有效利用成熟的伙伴关系和地区多边机制，将决定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构想能否成为现实。

三、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1．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其实质是中美海权的较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为制约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长，美国未来还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加大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对中国而言，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其挑战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一个新的海洋秩序。

受限于技术，中国发展航母短期内根本不会对美国海上安全直接构成挑战，但是在外交层面上会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政治化。中国发展航母的目的十分明确：中国不当海上霸主，不争夺海上霸权和地区霸权，不以任何国家为作战目标，不对他国构成安全威胁。中国将来拥有航母只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近海防卫战略不会改变。但是对美国的一部分人而言，中国海上力量增强却是挑战海上安全的信号。一部分专家认为，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无需立即改变其军力发展计划，只要持续增加在太平洋西海岸的海军部署，并加强与该地区盟友的防务合作以及提升美国航母在该区域内港口的存在，就可以维持美国在西海岸的海上优势。

在美国新一轮战略扩展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步入了战略焦虑期。美国的战略焦虑在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产生包括领土在内的更多利益诉求，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焦虑则在于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因美国重返亚太而引发的安全上和经济上的联动效应。战略焦虑的现实存在，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可能放大中美之间的分歧，使得中美之间风波不断。如果美国的权力是建立在抵消和解构中国对区域影响力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就难以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中美竞争加剧促使中国周边的利益分化重组加快。通过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回顾与展望，我们发现，“周边”的范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化而延展，目前已经发展为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地区体系。在这样一个周边世界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衔接、霸权国家与地区强国共存。尽管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实力增长必然导致军事扩张，但中国试图摆脱历史的宿命，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激烈的冲突。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2．大选年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

每次大选不仅意味着国内政局的更替，也意味着地区局势的调整。新领导人上台，变革财经政策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这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换届。处于大选年的各国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也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的压力和动力。

第一，中国成为美国2012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压力和挑战。尽管美国选举拿中国说事早就不稀罕，但在美国战略决策界心理失衡的情形下，美国有可能把对华的情绪性、策略性看法，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一旦如此，中国将面临持续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现在就想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赢家是谁还不可能，但很明显输家已经有了一个，那就是中国。共和党候选人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奥巴马政府面临着压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着内外困境。在国内，两党政治极化严重，关系紧张，围绕着债务上限问题的两党恶斗，让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强烈怀疑；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外交方面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被迫实行战略收缩。美国诸多国内问题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战略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果，“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生动体现。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将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内政外交的调整和变革方向。在未来几年，随着美国内外战略的调整加速，且更多被国内问题、国内利益所左右，中美关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第二，政府换届导致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可能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以菲律宾为例，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为了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拉拢美国、日本抗衡中国，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在缅甸，2011年3月，吴登盛被缅甸议会选举为总统，组成了新的文官政府，掌握缅甸政权20多年的军方强人丹瑞宣布退休。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的新举措使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尤其是9月30日，吴登盛突然宣布搁置中缅合作兴建的密松水电站，这一决定让中国感到措手不及，再次凸显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困境与尴尬。

韩国大选可能给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带来新的契机。“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半岛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与李明博政府对朝鲜的认知和强硬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新政权改变对朝鲜“崩溃论”的认知和僵硬的对朝政策，则可能迎来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进一步促进六方会谈恢复。2011年10月下旬，民间团体和各在野党统统推选出身于民间团体的候选人当选首尔市市长，反映出韩国政治下行的压力。2011年自“阿拉伯之春” 以来的系列“革命”表明，目前新一轮的社会意志渗透进政治体系，很可能引发诸多冲突。

选举对地区影响的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这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以及战略界的情报分析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3．以政经合一的方式管控周边局势

客观地说，中国周边局势的复杂化并不都是因为美国的介入。美国“雁型安全模式”的出现，其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多种威胁，包括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跨国性问题等。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有的周边国家欢迎美国加入，有的国家拒绝美国加入，甚至有的国家既欢迎又警惕，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周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拥有不同的安全需求。

中国在周边地区安全的需求上既有美国的特征(威胁来源于国土之外) ，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影响安全的因素来自内部)。更加突出的是，中国将从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行列，安全需求的升级非常明显。目前来看，中国有着多种安全需求：东北部，传统安全威胁、非法移民与跨境民族；东部沿海，领海争端、资源能源通道、进出口通道；西南部，领海领土争端、水资源、非法移民、毒品与跨境民族；西部，跨境民族、能源通道与“三股势力”。

以多个次区域为依托点的周边外交将是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近代史上，中国存在着以陆上为重心还是以海上为重心的战略论辩。随着资源多元化以及安全威胁的泛化，这种划分的讨论将逐渐失去意义。判断究竟是海上重要还是陆上重要，要看战略性资源的通道、安全威胁的等级以及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基本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一种合作性参与战略。因此，从次区域层次和问题领域来审视各个地区的安全等级秩序会更加有效。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冷静地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短期内也不会出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均势。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收益，但未来20年内权力的分配优势(尤其是军事能力)还是在美国这一边，特别是美国的同盟体系。按照客观的实力分布，那么只能说周边国家是追随美国，而不是制衡中国。弱小的一方依赖强者并不与历史经验相违背。如果历史经验还具有某种长期合理性的话，那么周边邻国不制衡中国的行为是符合东亚的历史情境的。中国外交依然要着眼于为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

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 WTO的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

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