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第一张为外科手术而设的重症监护病床在北京协和医院建成。1994年，杜斌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系完成了八年制培养，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杜斌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从事重症医学工作，并着手创建了医院内科ICU。
在医学领域，杜斌被称为国内的“重症八仙”之一，几乎参与了国内所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2020年1月18日，作为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杜斌第一时间进驻新冠疫情的风暴眼——武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杜斌说，他不是公共卫生学方面的专家，他的专长是危重病人的救治，但是从2003年的SARS，到如今亲历新冠大流行，他也开始思考，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应对下一次可能的公共卫生危机。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说。图/受访者供图
一些专家呼吁，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国重症医疗资源的不足，疫情后应该加大投入，但杜斌并不这么认为。在医疗资源整体有限的情况下，他强调，应通盘考虑，更好应对下一次公卫危机的关键，不在于激进扩建设施，而是如何培养人才、缩小医院间诊疗水平的差距，在紧急状态下做好扩容。
不同地区医疗水平差别大是主要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新冠疫情三年中，对于不同区域间医疗资源的差距，尤其是重症医学学科的差距，你有怎样的感受？
杜斌：2020年，我最先去了武汉，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定点医院指导危重病人救治，而后又去了哈尔滨、乌鲁木齐、青岛、满洲里、石家庄、通化等城市，2022年上半年参与了上海奥密克戎疫情的救治。
医疗资源天然不平衡，在全球都是如此。我没有去过特别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但是，就我看到的县级医院，尤其是东南各省市的县级医院而言，重症医学科的床位数量和医疗设备的地区差异不太明显。
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医疗救治水平的差别的确非常大。这种差距，倒不是说不会一个具体的操作比如气管插管，而是掌握的知识和治疗理念的水平有高低。
不过，我也能理解，这是很现实的情况。如果基层的医生能力比较强、得到了好的培训，他就有很大的可能离开基层医疗机构，比如通过报考研究生的方式。近年来，国家卫健委一直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也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减少区域间、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在医疗水平上的差距，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临床治疗的标准化或同质化，被公认为是医学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些年你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中国重症医学发展中的最大短板是人才培养。中国重症医学人员的现状是怎样的？你认为应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杜斌：中国重症医学人员数量确实是不够的，这与疫情来不来没有关系。重症监护室，是一个医疗和护理强度要求都很高的科室，因此所配备的医护人员数量也比较多。
以英国为例，一张ICU床位至少要配置7名护理人员，但在国内，即便我们要求一张ICU床位配置2.5~3名护士，绝大多数医院依然很难达标。尤其是出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在ICU救治的时候，人员短缺问题就暴露得更为突出。
在政策上，原来制约我们发展的瓶颈是没有重症医学的住院医师规培制度，不过，2020年跟国家卫健委反映后，已得到解决。当然，我们会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应去想想怎么吸引年轻医生加入到重症学科中来，怎样培养出合格的医生和护士。
在发达国家，比如德国，社区诊所、小规模的医院和大医院之间，医生的水平固然有差别，但都在一定水准之上。我觉得不同国家间的差距是从医学教育开始的。我们的医学院教学水平差别很大，而且教师们面临着很大的申请各种科研基金（如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开展科研项目的压力，难以全心全意教授学生。
中国新闻周刊：重科研的评价体系，对于临床医生这一群体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甚至会影响他们在临床诊疗能力方面的发展？
杜斌：我觉得会。我有时候愿意说一些“风凉话”或者是抱怨的话。现在任何一家医院，都要求医生又会看病、又会写文章、又会得奖、又会教书，又会申请基金和课题，如果什么都会，为什么还在这个医院待着？
在当下评价体系当中，不同医生、不同专科之间的诊疗水平很难衡量，因此最容易被量化的指标就成了评价的“尺子”，这包括论文、基金课题数量、奖项等。但是，我们的体系需要允许医务人员在职业道路上差异化发展，从事科学研究要基于兴趣。真正能够引领学科发展、做出创新发现的人是很少的。
如果一个医生醉心于教学，能够培养出很好的医学生和年轻医生，哪怕不从事科学研究，他也是一名合格的医生。正是因为采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才有这么多医生会花钱买论文，导致这些年国内被撤稿的医学论文很多，在科研诚信上出了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说。图/受访者供图
盲目扩容，可能带来资源闲置和浪费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带来的医疗基建扩张？比如兴建一些传染病医院，扩建医院ICU病床数量，大量购置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等设备。该如何做好“平战结合”，避免资源浪费？
杜斌：这是现实，但我不认为是对的。我觉得这一轮扩张之后，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浪费。我知道有好多医院的呼吸机已经闲置了。
很多传染病专科医院平时很难生存。在东部某个省份，平时，政府要求全市的艾滋病病人都要转到市传染病专科医院，不然该医院就没有病人。但当疫情来临时，医院却应对不过来，“平时”和“战时”状态差别很大。另外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在综合医院中建设和加强感染科，感染科平时运转压力更小，而且医院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有关如何建设传染病救治体系，在国内学术界和管理界一直存在争议。
今年疫情中，也有一些地方要求扩建ICU床位数。在我看来，ICU床位数应该占到医院总床位数的8%还是10%，这一要求应该基于科学测算，而不是“拍脑袋”的结果。现在大医院的ICU床位数占比不足5％，如果要扩容到10％，首先面临的障碍就是没有这么多医护人员，提供高质量的重症医学医疗护理服务。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重症病人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资源闲置，或者收治一些本来不需要住ICU的病人。
当然，在突发公卫事件和灾难性事故中，需要有效对床位数、救治设施、空间等进行扩容，并且建立一个应急预案机制，让扩容后的医疗机构平稳运转，能够保证医疗和护理的质量，就可以了。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12月，“新十条”发布后，疫情防控的阵地转移到医院，政府也的确加快了重症救治设施的紧急扩容。应急事件中，ICU床位和设备这些硬件是可以短期快速增加的，但是人员问题怎么解决？
杜斌：中国医疗资源整体上配置是比较少的，这是很多专科面临的问题。比如，国外800~1000张床的医院，员工可以上万；而我们现在5000张床的医院，有些员工也只有5000名。但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在医疗资源充沛的国家，比如美国，真到面对大流行的时候，医院依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出现医疗挤兑的情况。
我们不可能在平时就准备好足够的人力和资源，然后自信地说，无论什么样的疫情或者灾难事件发生，我们都足以应对，这是不现实的。
如果平时没有足够的医疗工作量，医护人员无法持续提高知识和技能的话，他们的能力慢慢就会下降，所以我觉得盲目增加人力，不是好的做法。
应急状态下，床位扩容后，如何相应地补足重症医护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各家医院都有各自的做法。一种较为主要的经验是，让重症专科的医护人员担任小组长，带领其他专科的医生，后者可以分担一些医疗工作，比如说，麻醉科医生通常很擅长气管插管。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疫情高峰期间，就你所在的医院来看，重症监护病房的紧急扩容开展是否顺利？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或者困难？
杜斌：我觉得把普通病房转化成ICU并不太难。只要有床位，有压缩空气和氧气，在床位旁边放一个监护仪、放个呼吸机，普通病床分分钟就变成一个简易的ICU床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更复杂的东西。
难处仍然在于重症医务人员的匮乏，在于怎样去管理病床、如何划定收治的标准、如何保证扩张之后的ICU护理安全。
北京协和医院应对得还可以。我们把病人分成几类，单纯用氧疗的或者用无创呼吸机的可以在普通病房；能收治到呼吸ICU、内科ICU和综合ICU的病人，基本上全部都是需要上气管插管或者用ECMO的危重病人，主要还是要靠科学的预案去支撑，根据医院情况去协调资源。
老龄化不一定加剧重症资源失衡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35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30%。中国ICU资源的供给现状是怎样的？ICU作为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科室，你认为该如何应对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增长？
杜斌：如果从绝对床位数来说，中国的ICU病床是少的。国家卫健委有关领导去年年底说，全国ICU床位总数已达13.81万张，接近10张/10万人的水平，其中很多ICU床位数是临时增加的，并非长久设置。
根据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2016年的普查，中国每10万人拥有的ICU床位数平均为3.19张，不过这个调查没有将专科ICU算进来，综合ICU与专科ICU的床位数大致持平，实际应该是再翻一倍。可以做个对比，美国的重症床位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每10万人大概有34张ICU床位，其次是德国，大概每10万人有29张ICU病床。
杜斌认为从绝对床位数来说，中国的ICU病床是少的
不过，在我看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很难简单得出结论，认为重症医疗资源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多、供给就会越来越不足。
英国每10万人的ICU病床数量是6.6张，跟中国差不多。有人比较过英国和美国ICU收治的病人的危重程度，床位数更少的英国，显然收治的病人危重程度比美国更高；美国ICU床位使用率大约是80%，其中上呼吸机的病人也就一半左右。
重症监护病房占用率是供需间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随着收治标准变化，ICU资源供给是有弹性的。如果ICU病床数量不足，一些较轻的病人不再收治进来，依然可以腾出一定的床位。更何况，ICU里面一直存在着“压床”的问题，也就是一些病人长期依赖呼吸机等生命支持设备维持生命。
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史，公共应急事件都是这个专科重要的推动力量。比如，2003年SARS之后，中国公立医院开始了一轮扩张潮，ICU也成为医院评级的重要指标，进入发展快车道。在你看来，新冠疫情对重症医学带来的影响是怎样的？
杜斌：总体来说，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促进了重症医学的专科发展。包括政府、医疗卫生界、老百姓，对重症都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认可；政府的确对重症也有了一些资源的投入，这些都会促进学科的发展。
但是，在短时间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专科都不可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或是增加。因为一个专科得到的医疗资源显著增多，就意味着其他专科的资源显著减少。因此，在重症医学医疗资源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如何谋划重症医学的学科发展，其实是摆在重症医学医务人员面前的实际难题。
中国新闻周刊：经历过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你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能够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以便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杜斌：我们知道疫苗很重要，药物也很重要。但是，下次我们能不能有很好的预测模型？
比如说一波流行冲击来临时，病人数量有多少、持续多久，重症病人有多少、会在何时出现，需要多少物资准备和人员配备，这对于重症医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最艰难的时间是一天，还是将持续一个月，差别很大。合理的预期能够让我们更加科学、有序地进行医疗资源的调配和应对。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要认识到我们不是只看大流行这一种病。当某种疫情来临时，把多少资源放在当下流行的疾病上，多少资源放在其他疾病上，我们要做好统筹和协调。2020年初，疫情早期的时候，肿瘤病人、血液透析等病人的医疗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而且，其他地方后来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问题。
记者：彭丹妮（pengdannie@163.com）
实习生：李金津
“重症八仙”已经有3位已到上海支援，“重症八仙”指的是谁？
人吃五谷杂粮，就很容易生病，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冠病毒，这种病毒会影响人的肺部和呼吸道，严重的还会造成生命危险。有病情的地方，就会有医生，现在上海的疫情比起其他地方来说，要严重的多，感染的人太多了，人们的心里难免会有一点你的恐慌。不过?重症八仙?已经有三位到达了上海进行支援，有了他们在那里，人们的心情变得不那么的压抑，也不是那么的紧张了。所谓重症八仙指的是在武汉疫情的时候，从全国各地去往武汉进行支援的八名医生，他们都是重症科的专家。那么这重症八仙指的都是谁呢？
一、童朝晖和杜斌
童朝晖是北京朝阳医院的副院长，杜斌是北京协和医院里的ICU主任，也是一名教授，这两位都是重症八仙里面的人员。童朝晖主要从事的就是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和肺疾病以及哮喘等方面，对于这次的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他能够给予非常大的帮助。杜斌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的医学经验。
二、管向东和赵蓓蕾
管向东是中山大学附属的第一医院里面的外科ICU主任，也是多重身份，在2003年的时候，被中山大学聘为了重症医学的教授。赵蓓蕾是东部战区的总医院呼吸和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她的职称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和教授，也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是南京总医院里的ICU协作中心的副主任。
三、康焰和姜利
康焰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是重症医学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也是教授和主任医师，他有着非常丰富的医学经验。在2005年的时候，去过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Barnes's 医院，进修自己的能力，主要进修的是麻醉和重症医学科。姜利是北京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是副教授，也是BASIC的认证教师。
四、郑瑞强和邱海波
郑瑞强是苏北人民医院里的重症医学科的主任，也是副教授，也是一名有着贡献的青年专家。邱海波是东南大学的附属中大医院的副院长，重症医学科的主任，是江苏省非常优秀的重点人才。这八名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才，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你知道他们吗？
重症八仙都是哪些人
重症八仙分别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杜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东部战区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蓓蕾、北京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利、苏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郑瑞强，以及重症医学科专家、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康焰。
基本信息
重症“八仙”，是媒体和网友在武汉抗疫时期给8位中国相关领域顶级专家冠以的“称号”。重症“八仙”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的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进驻武汉市集中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的7家定点医院，与各医疗队一起攻坚最后的"重症堡垒"，成就斐然。
相关知识
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后常见体征有呼吸道症状、发热、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在较严重病例中，感染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没有特异治疗方法。
但许多症状是可以处理的，因此需根据患者临床情况进行治疗。此外，对感染者的辅助护理可能非常有效。做好自我保护包括：保持基本的手部和呼吸道卫生，坚持安全饮食习惯等。
重症专家：高血压是新冠肺炎致命原因之一！4个步骤教你正确顾好血压
新冠疫情持续延烧，而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患者之后，专家们也观察到了一些「高危险群」的现象。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杜斌接受彭博社的电话采访时，提到武汉1月时有170例首批死亡病例，而其中接近一半患有高血压。
「这是非常高的比例。」杜斌是中国最受尊敬的重症监护专家之一。他表示，「根据其他医生的看法、和我所看到状况，高血压是一个关键的危险因素，虽然现在还没有研究证实，但我们认为高血压可能是导致患者病情恶化、出现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
而即使中国新确诊者增加速度已经大大减少，但还有1万5千人在住院治疗，同时有6%的患者病情恶化，而且速度非常快。「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杜斌说。
台湾有300万人高血压，可能是潜藏的高危险患者！虽然台湾高血压的状况似乎很少，但其实根据统计，台湾约有300万人罹患高血压，其中有1/3的人不知道，就如同有100万人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个不定时炸弹。
高血压学会理事长王宗道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本没有年龄越高、血压可以越高的说法，不管几岁，标准就是120/80mmHg，虽然一般定义的高血压是140/90mmHg，但如果超过120/80mmHg就是要注意的标准，因为『再过一阵子就高血压了』。」
而顾好自己血压的方式，王宗道认为有几个步骤可以做：
一、如果可以，每天固定量血压
我们的血压随时都在变化，健康人的血压，一天内会有15-30mmHG的变动，高血压病人的波动则会更大。血压随着人的精神状态、时间、季节、体温等变化而变化。所以每天量血压，才可以看出自己的血压是不是正常。
二、多运动，运动可以帮助降血压
但适度的运动，可以让血管重新启动新陈代谢，把老旧的细胞去除掉，反而可以让血压控制的比较顺利。
但这个锻炼心肺的目标要实现，必须保持呼吸的顺畅，身体才能顺利的供应氧气，让心脏可以源源不绝的收缩、增加血液供给量；所以最好可以先从有氧运动开始。
三、少吃盐、多吃钾
高血压患者最苦恼的，就是要控制钠离子的摄取量，避免血压控制不住，其实钠离子跟钾离子会互相作用，只要钾离子多摄取一些，钠离子自然就会被身体代谢掉。所以透过摄取钠离子来降低钠离子，让控制钠离子变得更容易。
碳水化合物： 芋头、马铃薯、地瓜、山药、南瓜。 蔬菜： 蕃茄、金针菇、菠菜、空心菜、昆布、紫菜、苋菜、地瓜叶、青豆。 水果： 香蕉、奇异果、桃子、香瓜、释迦、榴莲。四、保持愉快的心情
在测量血压的过程中，即使是听别人讲话，也可以使得血压增加10mmHG，所以心情对我们的血压影响是很大的；保持愉快的心情才比较可以确定血压的正确性。
目前，吉林通化的新冠疫情情况如何了？
目前，吉林通化的新冠疫情情况是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一：吉林通化疫情目前吉林通化全市本轮的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205例，其中死亡1例，另外无症状感染者74例。目前全市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同时继续开展流调排查，通过专业流调队伍对辖区内的人员进行精准排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管控，防止新冠病毒向外扩散。在医疗救治方面，吉林省向通化市派出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治疗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进行中西疗法相结合，为每一个患者制定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全市政府和当地百姓正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
二：疫苗接种当人体感染病毒，在治愈后体内一般都会产生相应的病毒抗体，当病毒再次入侵时免疫系统自行发现并将其消灭。只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体内有抗体，才能有效的阻止新冠病毒在人群中的互相传染，才可以真正形成人群免疫屏障。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能快速检测出新冠病毒和有效的治疗手段，接种疫苗成为最有效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方法。全世界多地已陆续发现变异的新冠病毒，变异后的新冠病毒具有更强的传染力，相关研究表明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仍对变异的新冠病毒有效。所以我们应该在疫苗仍有效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争取早日形成真正有效的人群免疫屏障，防止发生群体感染新冠病毒的事件，严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
三：日常防疫在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之前，我们的日常防疫措施仍需继续保持，应做到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捕杀食用野生动物，不出门少出门，不聚会不聚餐，一旦发现有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如实上报。国内近期发生的多起新冠病毒感染事件，据调查很大可能是来自国外输入，所以机场海关等相关单位应加强落实对外来人员的核酸检测和隔离管控，对进口货物进行完全消毒后才可以放行。自去年年底开始我国境内局部发生聚集性感染新冠病毒事件，这也警示着我们的抗疫还未取得完全胜利，一旦防疫有所松懈，新冠病毒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应努力坚守着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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