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十号：增加在台驻军（枢密院-排行榜大全

来源：枢密院十号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3日的这篇报道，估计和前两天被爆出的美国“毁台计划”一样，把台湾人惊出一身冷汗。

美媒截图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国将扩大在台湾的驻军，以应对中国大陆的威胁”。报道声称，未来几个月内，美国可能把在台湾部署的美军增加超过3倍，就是从一年前的约30人，未来几个月内可能增加到100—200人。如果真的话，这将是美国自1979年以来在台湾最大的兵力部署。

根据美国国防部数据，美国现行的驻台兵员包括特种部队和陆战队，自2019年起人数变动不多。未来计划一口气变成四倍，其背景是美台为反制大陆成长中的军力而越走越近。

五角大楼资料图

美军印太司令部、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对上述消息不予评论。

先来回顾一下历史：1951年，美国根据与国民党当局签署的“共同互助协议”，向台湾派出“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几年之间顾问团人数从最初的12人增加到2300多人，除了团本部及下辖的陆、海、空、联勤四个组外，还在台军海陆空三军营级以上的编制单位内，至少派遣一名常驻美军士官进行督导。

后来台海军事冲突逐年减少，顾问团不仅人数减少，团长的军衔也从少将降到准将和上校。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军顾问团余下的几个人陆续离开台湾，军售、技术与交流等业务归到当时新成立的美国在台协会（AIT）处理。

美军顾问团在台期间，经常违法乱纪，还曾与台湾民众发生重大冲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57年的“刘自然事件”，台湾陆军少校刘自然在台北市阳明山美军宿舍区内遭到驻台美军陆军上士雷诺枪杀，引爆台湾民众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此外还有美军人员酒驾撞死“立法委员”、美军士兵强奸与杀害妇女等暴力事件，让台湾民众十分反感。

话说美军撤走后，还是与台湾当局“暗通款曲”，但后者一直不承认。直到2021年10月，蔡英文在接受美国CNN采访时，首度证实有美军在台湾，但她没有说明具体人数，只是回答“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台“国防部长”邱国正则一直在强调，美军是“协助”，不是“进驻”，是军方人员交流。

蔡英文资料图

CNN援引美国五角大楼的记录说，驻台美军的人数从2018年的10人，增加到2021年的32人。

2022年４月，特朗普时期的前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在演讲时鼓动说，美国应通过更多的威慑手段“保卫台湾”，除了台湾和美国都应该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外，美军也要像1979年之前那样在台驻军。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披露，美军正是在博尔顿的游说下，开始训练台湾军队，希望能够“击退解放军潜在的两栖攻击”。

如今《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披露，驻台美军要增加到一两百人，即使是协助台军训练，也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更别说驻军了。中美建交三原则明确规定“断交、撤军、废约”，美军驻台不管人数多少，都违反了这一原则，增加了台海的风险。此举给台湾民众带来的不仅不是安全，反而是更多的风险。

延伸阅读：

媒体:"毁灭台湾"计划一爆出岛内一些人就慌了

拜登称美国有“毁灭台湾计划”的消息一经爆出，岛内一些人慌了，连“行政院长”都出面否认，台“外交部”更是攻击称有人与大陆对台的“认知战”相互呼应。但这些毫无底气的否认，只能让岛内民众更加担心。

美国著名主持人嘉兰·尼克松

据台湾媒体21日报道，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当天在脸书分享了美国华盛顿广播节目著名主持人嘉兰·尼克松的推特发文。尼克松称，白宫内线消息透露，当被问到有什么比“新保守主义乌克兰方案”更具灾难性的事情时，拜登竟回答说“等你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

社交媒体截图

实际上，嘉兰·尼克松在14日还有一个推特讲到台湾。这个推特模拟拜登的说法“嘿，台湾，你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盟友……就像乌克兰和德国一样！”而他给台湾的反应是一张惊恐的婴儿脸。

这张脸也可以说是岛内这两天最直接的反应。

马上岛内就有人替美国辩解说，可能是拜登又失言了。

确实，拜登被认为不断失言，比如演讲时说儿子在伊拉克“牺牲”，还说过要“解放伊朗”等等。其中一些失言一度让民进党当局窃喜。比如，他在访问日本时突然喊出“美国会保卫台湾”。

还有人马上进行否认，层级还非常高。

台“行政院长”陈建仁22日称，“这是不实报道”。但他没说如何不实，更没拿出证据，反而夸自蔡英文上任以来台美关系达到了历史最好，“请大家不要轻信谣言……我想台美关系到现在是史上最好”。

台“外交部”声称，该消息来源完全未经查证，“以近年台美关系持续正面发展、美国行政部门高层不断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对台湾的坚定承诺来看，也绝非事实”。

台“外交部”发言人还攻击爆出这一消息的人说，岛内若干“有心人士”刻意放大“疑美论”“反美论”，借由引述耸动帖文，以传播不实信息的方式伺机见缝插针，与大陆对台进行的“认知战”相互呼应，“企图侵蚀台湾民众对美国的信心，进而破坏台美伙伴关系”。

但民进党当局毫无证据的否认更让人怀疑。

“进行查证了吗？”很多人批评台湾“外交部”的所谓澄清根本无力。

还有网民表示，这件事情由台湾“外交部”来“澄清”非常奇怪！因为嘉兰·尼克松指控的是拜登政府，知情的也是白宫。为什么台湾“外交部”要急着帮美方澄清？

媒体报道截图

民进党还有一些人对嘉兰·尼克松本人进行攻击。

对此，蔡正元22日表示，民进党集团像抓了狂一样，不去问“交情很好”的白宫，到底有没有“毁灭台湾”的计划？反而倒过来攻击嘉兰·尼克松，说他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

蔡正元说，民进党集团真是低能弱智，如果嘉兰·尼克松是俄罗斯记者，早就被制裁了，还能天天在华盛顿府主持广播节目？

蔡正元说：“再告诉低能弱智的民进党，嘉兰·尼克松不但是华盛顿的名主持人，还经常上福克斯电视台，担任政治评论家，相当有名气！”

“美国毁灭台湾计划”在岛内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与台湾社会的“疑美论”的不断发酵有关。

上个月，台“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民调发现，分别有38.8%和17.8%受访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美国是个讲信用的国家。这就是说有高达56.6%的台湾人并不相信美国的承诺。

这一结果让美国官方的宣传机构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采访了参与民调问卷设计的研究员吴建辉。吴建辉认为，台湾一向被视为亲美，包括蔡英文、马英九和李登辉在内的诸多菁英都是接受美国教育与文化洗礼的人士，但不可否认的是，台湾现有一批民众并不信任美国。

说到最后，该宣传机构又把这一结果归咎于“中国大陆的认知战”。

这倒与台“外交部”22日的表态出奇地一致，但美国冒出那么多摧毁台湾的主意，自己不知道吗？

媒体报道截图

2021年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一篇文章提到，台湾面对解放军时应采取“焦土策略”，必要时炸毁台积电。该提议的出发点是“有价值的资产不可以落入敌手，避免助长对方势力”。

美国海军研究所出版的《议事录》杂志在2022年5月号中，刊登了在美国陆军部队服役的安全事务专家克里斯多福·布斯的文章，同样主张美军陆战队必须协助台湾摧毁破坏基础建设，以阻扰解放军在台湾的监控能力。

台湾中天新闻网说，有媒体认为，是拜登失言还是心底里的真心话，答案在美国的行动里。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美国已在加快台湾“乌克兰化”速度，实质就是“摧毁台湾的计划”。仅以军售为例，美国要卖台湾M136火山布雷系统，就是要台湾做玉石俱焚的打法准备。

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唐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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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枢密院，以朱温诛杀宦官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枢密院主要作为内诸司机构存在，后一阶段枢密院成为中枢机构的一部分。晚唐至宋初，正是枢密院从内廷机关向外朝军政机构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的完成，也意味着宋初二府体制的形成。以二府制的形成为旨归，自然须以晚唐至宋初作为研究单元。这一转变发生之前，唐朝枢密使的产生、发展、对中枢体制的影响等问题，作为“转变前史”，将其纳入讨论范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者的研究起点也就从晚唐进一步上溯到枢密使产生的中唐。《枢密院》一书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来谋篇布局，作者分上、中、下三篇分别探讨了唐后期、五代十国、宋初枢密院的发展情况。就枢密院来说，唐五代史料较少，但研究比较丰；宋代史料丰富，但研究不多。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面对学界众多观点看法，作者在重新解读材料的基础上，对不少学界的“老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读。一、内枢密——枢密使的唐朝形态（一）唐代枢密使的设置关于唐代枢密使一职的初设，后世主要有五种说法，即：永泰二年说；元和元年说；元和五年说；宝历二年说；咸通七年以后说。对于永泰二年说，主要依据《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总序》：永泰二年，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代宗用董秀专掌枢密）……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原注：刘光琦、梁守谦为之）。同时，《旧唐书》卷一二六所载：“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与《资治通鉴》纪事：“宦官董秀掌枢密。”对于董秀掌枢密一事也有相关描述。综合上述几则史料可以得知，永泰二年董秀的确已经掌枢密事务，但是并不能确定此时是否已有“枢密使”的使名。主元和元年说者，主要是以《册府元龟》所提示的刘光琦在《资治通鉴》中元和元年八月条：“掌后主书滑涣久在中枢，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始见于元和元年，遂以此年为置使之使。《册府元龟》卷665《内臣部》：永泰二年，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原注：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李鸿宾认为枢密使设置于元和元年，由刘光琦充任，梁守谦在元和七年充任，遂成二员制。但是这一说法与主永泰二年者有同样的问题，仅以出现“知枢密”为判断依据，与董秀“掌枢密”相差无几。主元和五年说者主要依据《资治通鉴》：“宪宗复使枢密使梁守谦密谋于李绛。”因为在这时明确出现了“枢密使”的使名。但也应注意一点，此处是依据《资治通鉴》，但若以《旧唐书》为准，出现最早的枢密使却是王守澄：“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贼，诛绛王，迎上于江邸。”介于以上矛盾，故有学者提出宝历二年说，因为在宝历二年，两《唐书》、《资治通鉴》对王守澄的官职一致使用了“枢密使”的名称。至于咸通七年以后说，则是赵和平先生依据《记事备要》中卷，里面“西院直公”一职疑为承旨枢密院的枢密使身份，但却未有“枢密使”这一使名的明确出现。关于“枢密使”一职到底何时设置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唐长孺先生认为：“代宗、德宗时但有宦官掌枢密，无使名，元和始置使。”也成为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作者通过排比材料，以《旧唐书》中对杨复恭的记载为例，认为“史籍中对枢密使的记载，如是强调其职务，通常是 ‘枢密使’或‘内枢密使’；如是强调其职任，则往往是用‘掌枢密’‘掌枢机’‘知枢密’‘知内枢密’等用语” ，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确认董秀为史料所见首任枢密使，将枢密使的设立时间上溯至代宗时期。此从这可以窥探出，作者对于置使纷争，似乎可以被认作是“使职”与“使名”的纷争，矛盾之处在于“职务”与“职事”之别，像永泰二年说依据的董秀“掌枢密”，元和元年说依据的刘光琦“知枢密”都是以此判断此时已经出现了枢密使的职事，只是还没有明确的职务名称。到了元和五年说的依据“枢密使梁守谦”以及宝历二年说的依据“枢密使王守澄”，都已明确出现了“枢密使”的职务。对于内枢密使，作者认为：“内枢密使”是比“枢密使”更为正式的称谓。除后代史书记载出现“内枢密使”的名称，还有唐人自做的碑铭、墓志得以印证。例如，王元宥其妹之墓志铭“兄特进公元宥，累更重寄，今为内枢密使。”、僖宗时《西川青羊宫碑铭》中苗允礼的职衔“内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和李顺融的职衔“内枢密使、骠骑大将军”等。通过以上“内枢密使”主要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运用，故作者认为“内枢密使”是唐代枢密使之职出现后的正式称呼。并据此进一步推断，史籍所见唐代“枢密使”均可作“内枢密使”之理解，两种称呼的交替出现，原因就在于正式称呼与简称的不同。内枢密院关于两枢密使设置的时间，以往学者多根据《册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的记载，认为两枢密制度的出现是在元和年间，具体时间却并无定论。各家围绕“枢密使之名何时出现；刘、梁二人是否同时任枢密使”展开讨论。杜文玉先生依据《梁守谦墓志铭》：“授正议大夫，总枢密之任。”和《邠国公（梁守谦）功德铭》：“五年加金紫，掌枢机。”中梁守谦职务的分析，将梁守谦任枢密使的时间确定为元和五年。主张枢密使设置于元和五年，同时出现两枢密使制度。作者通过考证发现，“元和七年（812）正月，刘光琦赠扬州大都督，此前不知何时即‘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致使’，而梁守谦可以确定在元和五年由翰林学士院使迁枢密使”。故而梁守谦存在补刘光琦致仕之阙的可能性。以上着重考察刘光琦或者梁守谦什么时间并置为枢密使，忽视了后刘光琦时期情况的考察。基于此，万斯同和贾宪保着重考察了刘光琦之后枢密使任职状况后，分别得出两枢密始于穆总或始于敬宗的看法。万氏认为是两枢密之始是穆宗长庆年间的王守澄、魏从简；贾宪保先生固守着“两个并列的枢密使”的出现，认为文宗宝历二年“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才是两枢密制度之使。作者通过对刘弘规事迹的考察发现：在元和十一年以前，梁守谦是唯一的枢密使，此时并无两枢密制度。元和十一年至十三年间，刘弘规与梁守谦大约会有两次机会成为枢密使，不过时间都不长，都与梁守谦的或为监军，或奉诏出使有关。至元和十四年，梁守谦已迁，刘弘规复出，枢密之职不可能悬而不除，那么元和十四年枢密使当为两使并置的格局。这两人就是刘弘规与魏弘简，这一局面一直保持到宪宗之死而不变。在这我不禁起疑：“枢密之职不可能悬而不除”但是否一定是“二使并置”？作者根据《师全介墓志》的记载：“元和初……充内枢密孔目。”判断元和初年有衙署、有官有吏、有印、有文书管理制度的枢密院便已存在。同时，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始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判断唐代的枢密使自其使便是有使有院，不曾有使无院，也不存在由使到院的发展。只不过早期的院可能组织简单，院吏也不多，但随着时势的发展，枢密院也在与时俱进，至晚唐遂有所谓二院、六厅之组织。但作者在这说“唐代的枢密使自其使便是有使有院”，那么唐代宗永泰年间的枢密院又在何处？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初不置司局。”已经证明了代宗永泰年间没有司局的存在，仅仅是贮文书的房屋也只能算作“库房”一类，而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是否又与作者所说的“有使有院”自相矛盾？二、枢密使与中晚唐中枢体制（一）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与枢密使的产生关于唐代枢密使设置的动因，史籍中并无明确的记载。陈绎、项安世主“枢密使取代枢机房之说”，即玄宗为了防止相权的无限扩大而经常派宦官插手枢机房事务，至代宗遂有枢密使之设。但有学者提出枢密使与枢机房两者地位不同，所掌有异，故枢密使之设置应非专门针对枢机房而来。同时提出代宗设枢密是为了避免李辅国专权故事重演。因此，枢密使是皇帝在宦官权力上升的形势下在分散宦官权力而设。无论是枢密使取代枢机房之说，还是压抑宦官之说，都是基于权力之争的一种考虑，意谓枢密使是君主为了分割相权或者限制阉权而进行的制度设计，目的是加强君权。但作者提出，如枢密使尽夺枢机房的职掌，则宰相必丧失部分职能而权力萎缩。枢密院也势必承担起原枢机房所具有的行政职能，即须具备走出外朝治事的功能。但枢密院并未走出外朝，枢密使也不曾分割相权。所以，枢密院最初设置一定不会是对枢机房的取代。同时提出，以阉制阉也绝非明智的制度设计。揆诸史实，文、宣、代、德之世并未出现制衡之势。故而作者提出，枢密使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中枢体制发展的需要，这个新体制便是中书门下体制。枢密使的出现是着眼于统治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分割相权，新体制的发展与新形势的结合终于催生了新制度。（二）唐代枢密使的职能及其人选受宋代枢密使掌兵权、枢密院为总戎之司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唐代枢密使为掌军之职，即使不把枢密院看作是军政机构，但仍认为其所掌与军政有关，是掌管军事机密，或者军机文书。作者通过考察唐人任官制书发现，枢密使一职的职掌，在于沟通君主与宰相、外朝枢密与内朝枢密，“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但唐代枢密使始终未取得决事权力，高力士“小事便决之”与李辅国“皆因辅国上决”，只不是凭借君主的信任与个人威信而增大其内侍之权，只能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制度化措施。虽然枢密使这一职位看起来权力不是很大，但却是相当紧要的位置。因为枢密使是为君主掌枢密，故其人选必为君主亲信、谨密慎重之人。君主需要这样的人选为自己服务，以更好地沟通外朝宰相，提高效率，而不是处处掣肘宰相。所任既亲，所掌又重，加上在枢务程序上的特殊位置，使得枢密使很容易突破职务上的界限。枢密使与晚唐中枢体制中晚唐有“四贵”之称的枢密使与神策中尉对中枢体制的影响尤其受到学界的重视。吴枫先生认为，翰林学士号为“内相”，枢密使实为“内相”，他们与中书门下首脑鼎足而立，形成朝中“三大势力”，但吴枫先生认为二者只是对旧体制产生了冲击，但没有改变现行体制。贾宪保先生突破三省制的框架，提出唐中后期形成新中枢体制，即翰林学士承旨制、枢密使制和身侧中尉制。相比之下，袁刚提出的“新三头”概念比前者更新奇且富有想象力。袁刚认为，安史之乱以后，三省中枢体制走向崩溃。中书门下、翰林院、枢密使构成了一个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新中枢体制，称为“新三头”。“新三头”的权力结构继承了三省制，三者各以其草诏、出纳、奉行的职能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施政程序，相集为一个完整的中枢施政系统。尽管对于枢密使在中枢体制中的定位不一，但大多数学者对于枢密使的权力和地位的看法基本一致，核心论点总结起来为：一是枢密使具有人事权，可以参与宰相及其他重要职官的任命；二是枢密使具有议政权，可以参与廷议，或与宰相共议国政。但作者认为，废立皇帝是宦官之“势”，而非枢密之“职”或者“权”。并且通过辨析崔铉、郑覃、崔慎由任命为相的史料发现，枢密使在其中起到的只是负责重要文书或者信息传递的职能，并没有参与任命宰相或者其他重要官职的权力，也并未取得枢密宰相共参国政的权力。作者提出，枢密使地位的提高也并非独自享有，而是与宦官整体势力的上升相适应。唐代的枢密使虽然与中尉合称四贵，一起享有内廷领袖的地位，但最为宦官所重的一直是中尉而不是枢密使，枢密使可能会是君主的亲信，而中尉则从来都是宦官集团中的实权派。除了在懿宗、僖宗朝少数几个特殊时期外，枢密使中少有能获得参与中枢决策者，对唐代政治也并无显著影响。

枢密院的厅舍

枢密院建筑位于东京都皇居内，建于1921年，二战后供最高裁判所厅舍和皇宫警察厅舍使用，1984年（昭和59年）停用荒废，2006年（平成18年）重新启用修缮，2012年（平成24年）完工，2013年（平成25年）再度作为皇宫警察本部的厅舍使用至今。

解读「 ”枢密使”：五代十国第一军政重臣的发展史

枢密使和枢密院的发展历程枢密使一职，源于唐代宗永泰年中所设置的「 ”掌枢密”之职，当时是有宦官担任，而且没有公署，唐宪宗时期开始改为枢密使，但仍然是由宦官担任，并出现了枢密院这个机构。唐灭亡前夕，唐僖宗、唐昭宗二朝，宦官横行，「 ”杨复恭、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宰相挽首听命，权势无有其匹。”朱温为了诛灭宦官，用心腹蒋玄晖为枢密使，监视朝廷，参与朝政。不久之后，朱温急于篡唐，怒蒋玄晖办事不利，诬其与何太后私通，捕杀之，遂罢枢密使。、后梁建国后，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崇政院初置崇政院使1人，判官1人，自后，不置判官，另置副使1人。后唐建国时即复置枢密院，及灭后梁，废崇政院，从此，枢密院之名不再更改，后晋虽曾一度废置，但「 ”勋臣近习不知大体，习于故事，每欲复之”，旋又恢复。后唐明宗以安重诲为枢密使，四方奏事皆令其读之，由于安重海不晓文义，乃置端明殿学士，以翰林学土冯道、赵凤充其任，「 ”盖枢密院职事官也”，且规定:「 ”今后如有改转，仍只于翰林学土内选任。” 另据《文献通考》卷58《职官考一二》载：五代时期枢密院还置有参知枢密院事、枢密院都承旨、副承旨等职，后两种职务以诸卫将军担任。又置枢密主事若千员。银台司亦为枢密院所属机构，掌封驳，「 ”下寺监皆行札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至此，枢密院机构日趋完善和固定化。然而作为枢密院办公机构的枢密厅署始置于何时，因史载阙如，尚难确定。据《旧五代史?王峻传》所载，后周立国不久，枢密使「 ”（王）峻于枢密院直厅事，极其华侈”，太祖郭威问道：「 ”枢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 照此来看，枢密院至迟在后周初期就已设有厅署，而且规模不小。伴随枢密院机构的定型，枢密院在应对和处理军国大事的活动中，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最高机关。枢密使权力的演变对于枢密使权力在五代及后世的演变情况，宋人欧用修曾经有如下概括和评价: 「 ”梁之崇政使，乃唐枢密之职，盖出纳之任也，唐常以宦官为之。至梁戒其祸，始更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始用于外也。至崇韬、重诲为之，始复唐枢密之名，然权重于宰相矣。后世因之，遂分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枢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 结合其他史料，上述说法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后梁时的崇政院尚未形成最高决策机关，直至后唐的枢密院才具备这种特征。后梁崇政院职能是「 ”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始用于外也”，可见，崇政院在后梁初期仍为内朝机构，尚不具备直接对外行事的权利，实际上起着衔接内朝与外出的桥梁作用。但是由于崇政院使多系皇帝潜龙时的元从，深得皇帝信赖，较之其他臣僚更接近皇帝，故而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后梁时的敬翔和李振均为宣武军幕僚，他们在后梁太祖和末帝时的政治作为，即是明证。后唐时期，随着枢密使权力的膨胀，枢密院最终走向外朝，并称为决策军政大事的最高机关。史载「 ”至后唐复至枢密院，郭崇韬、安重诲相继领其事，皆腹心大臣，则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而且枢密使「 ”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贴也”。枢密院由此完成从内职至外职的蜕变，并一举跃升为中央决策机关。其次，枢密使权力在后唐时期发展至顶峰，大肆侵蚀宰相之权，最终超迈宰相，成为首屈一指的权臣。后唐庄宗时，以幕僚中门使郭崇韬、宦官监军使张居翰并为枢密使，兼用幕僚宦官。宦官张居翰畏惮郭崇韬，不敢干预政事，当时「 ”邦家之务皆出于郭崇韬。居翰自以羁旅乘时，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颜免过而已”。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后，张居翰告老还乡，诏许之。自此枢密使再无宦官担任的情况。而明宗所任枢密使，又是他的中门使安重诲。后唐时期以武臣为枢密使，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枢密使「 ”权重将相”现象的出现。郭崇韬任枢密使，敢于任事，是甚有识见的人物，宰相豆卢革、韦说挽首听命，恭谨备至。而枢密使自郭崇韬以后，往往位极人臣，权倾中外，故而才有「 ”枢密使任事，丞相充位而已”的说法。此后，任枢密使的安重诲虽然不学无术，目不识书，而宰相冯道、赵凤却都要仰起鼻息，听其颐指气使。他可以凭一时怒气任意处斩「 ”误冲其前导”的殿直马延，矫诏冤杀宰相任圜，甚至指使河中镇将杨彦温发动兵变，逐走明宗养子、河中节度使李从珂，然后杀杨彦温灭口。至于后晋桑维翰为枢密使，政事堂为拱手而已。后汉郭威任枢密使兼平章事，出师平叛，途径洛阳，西京留守府加同平章事王守恩，贪庸昏暴，为祸一方，历仕后唐、后晋、后汉，自恃位兼将相，坐着轿子前去迎接。郭威因其不恭大怒，辞而不见。王守恩还在外面等候，郭威已派白文珂代他任西京留守。郭威此举，虽然出了贪暴，但行功确实专横跋扈，后汉朝廷不敢非议，只能于以认可。随后，郭成带枢密使衔出镇邺都，手握强兵，以外制内，遥控朝廷，权势无匹，及至起兵邺都四方响应，灭亡后汉，不过挥手之劳。其权势岂止是宰相所能比拟? 而正如赵雨乐教授所说的：「 ”后唐枢密使比较后梁崇政使，最不同之处在于不单做帝王元从之咨询顾问，而是在其职责范围内具有实质之政治力量，能够专行于外，任重于宰相。” 枢密使为何位高权重五代枢密使权力之重和地位之高远远超过宰相。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2《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中即云: 「 ”敬翔、李振为（崇政）使，凡承上之言，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见时而事当上决者，则因崇政使以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然是时，止参谋于中，尚未专行事于外。至后唐，复枢密使之名。郭崇韬、安重诲等为使，枢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枢密使对宰相之权的侵蚀密不可分。枢密使权力高度集中，具体表现于对军权的独擅、人事权的掌控、财权的过问和台谏的影响等方面。从军权看，凡军事事务，枢密使都有权过问，而且有权调动中央禁军和方镇之兵。唐僖宗、唐昭宗在位时，枢密院职权就已体现在兵防边备、内外卫戍等军务方面，此后兵革不休，其职掌范围也日益以军务为主。五代时期，枢密使军权之重更见突出，因而时人称之为「 ”执政「 ”或"将”。从人事权来看，枢密使独揽人事大权，荐引人物，随意创设机构，甚至易相置将都已成为常事。从财权看，枢密使不但有权过问财政，而且直接掌管钱谷、凡领取库物必须关由枢密院及三司。从对台谏的控制来看。三省以及御史台乃至司法权已经尽在枢密使掌握之中，谏官的任免也往往服从于枢密使的意志，被誉为天子耳目的谏官已沦陷为枢密使御用的工具。枢密使与皇权、相权的相互制约五代十国枢密使的基本情况大体如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枢密使与枢密院之设，是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均有分割宰相权力的事实和目的，相较于唐朝，枢密使在五代十国时期权力空前加大。但是值的探讨的是，伴随着枢密使权力的急剧扩张，起初为钳制宰相权力以便加强皇权的这种制度设计，在五代十国时期对于君主专制意志的实现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又对后世中央集权机构及其运作带来了何种变化？第一个方面来说，毋庸置疑，枢密使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加强皇权的专制。汉代以来，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总是皇帝以近侍内朝之臣排除外朝公府之臣，如大司马、尚书台等慢慢取相权而代之，昔日尊贵无匹的三公，变为有徒有虚名的元老，冗食而已。唐行三省制，权归中书门下。而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奴视朝廷，宰相受制阉寺，殒身族灭者多矣。可是内宦不论权力多大都毕竟无法在法制上取代宰相。直到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枢密院开始成为决策机构，枢密使成为超级宰相，对军国大政的干预越来越强。尽管五代各朝有一些枢密使被杀、被贬，但枢密使之权并未因此削弱，反而日渐加重。其权力不仅凌驾于宰相之上，甚至凌蔑皇权，觊觎皇位。枢密使安重诲更易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康福不愿意前往，明宗即令安重诲为其改置，重海认为「 ”成命以行，难以复改”，明宗不得已，只好对康福说:「 ”重诲不肯，非联意也。” 后唐枢密使朱弘昭、冯费，乘明宗患病之机，「 ”杀秦王而立憨帝”，明宗亦无可奈何。至于后汉枢密使郭威、后周枢密使王峻，也都屡有欺凌皇权的表现，而且其中郭威最终篡后汉以自立。因此，五代枢密使并未成为皇权专制的有力工具，甚至走向了其反面。但另一方面来说，枢密使权重难制危及皇权的现状，迫使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对原先的制度安排重作调整，这一过程始于后周时期。郭威立国初期，枢密使承后汉之威势，仍然保持重要地位。《新五代史》卷50《王峻传》载：王峻「 ”自谓其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得”。枢密使不光总揽机政，也参与出师征伐活动。「 ”国初..会刘崇与契丹人寇，攻围州城月余，是时本州无帅”，「 ”及朝廷遣枢密使王峻总兵柄，寇戎有遁”。而为防止枢密使易主事件的重演，周太祖郭威开始有意限制王峻专兵。史载：慕容彦超在兖州发动叛乱，王峻「 ”遣步军都指挥使曹英、客省使向训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将兵讨贼，累言于太祖日：慕容剧贼，曹英不易与之敌耳。’太祖默默，未几亲征，命峻为随驾行都部署”。这种安排已显示出周太祖对王峻专权的忧虑。其后王峻愈「 ”益狂躁”，以至周太祖无法忍受，并说:「 ”王峻陵联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观其志趣，殊未盈厌。无君如此，谁则堪之！”王峻被贬为商州司马，未几而卒。此后，枢密使在军政方面的权力不断缩小，连军事谋议也鲜有插手。《新五代史》卷31 《郑仁诲传》载：「 ”枢密使(郑)仁海自其微时，常为太祖谋画，及居大位，未尝有所闻”。枢密使魏仁浦、吴廷祚在军政方面同样缺少作为和建树。与此同时，重大军事活动的参决和主持权都逐渐转移到能征惯战的禁军将领手中。例如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所到之处无不以侍卫亲军局从，且能自行处理河北军务。随着侍卫亲军势力的增长、殿前司的崛起，国家之军政大权，几由禁军将领操掌。而全国南征北讨之统一工作，亦委任禁军将领执行。禁军长官拥兵自重，成为军事权力所在。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欧阳修所说的「 ”后世因之，遂分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也就是说宋代枢密使之权，远非昔日可比。枢密院名义上虽为全国军事最高权力机构，并与中书门下对持文武二柄，号为「 ”两府”，但在军事方面仅有调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即使其调兵权也受到皇帝的制约，有握兵之重的禁军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兵司）却无调兵之权。这样与禁军的相互制衡，使得枢密院对军权的控制更为减弱。然而以枢密使分割相权的意义依然有所体现。史载：「 ”元丰五年（1082），将改官制，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以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于是得不废。” 互相维制，说的就是让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相互牵制，目的仍然是加强皇权的专制。【感谢您的阅读、点赞、转发、评论与关注，我是羚羊飞渡，中简堂历史文化交流群领头羊，擅长隋唐五代史与网文小说创作。中正简素，立志弘扬历史文化，羚羊挂角，多元角度解读历史】

枢密院十号：俄军动用了一种“神秘武器”

来源：枢密院十号

围绕乌克兰第聂伯罗市一栋公寓遇袭造成40人身亡的原因，俄乌双方相互指责、打起嘴仗。尽管这次惨剧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乌克兰14日遭到的这次导弹袭击，却在军事层面透露出诸多不寻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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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乌克兰空军罕见承认“我们没有武器拦截俄罗斯导弹”。根据乌克兰的说法，俄空天军14日当天出动了5架图-22M3远程轰炸机向乌克兰发射了5枚老式的Kh-22反舰导弹。其中一枚导弹击中了第聂伯罗市的公寓楼。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米科拉·奥列什丘克表示，“乌军没有能够击落这种导弹的武器”。据称，Kh-22导弹原本为反舰任务而设计，弹头的重量约为950公斤，最大射程可达600公里。但在远距离使用时，与目标的偏差可能达数百米。按照他的说法，俄乌冲突以来，俄军已经发射了210多枚此类导弹，“没有一枚被乌军防空系统击落”，因此“只有西方提供的先进防空系统，例如美国的爱国者-3和法国的SAMP-T才能有效应付”。

这种说法明显与乌军之前宣称“击落大部分俄军导弹”相矛盾。从技术上看，要拦截这种目标明显的老式反舰导弹，难度不算太大，但乌军的S-300等远程防空导弹和配套雷达可能已经损耗殆尽。更大的问题是，当前美国和法国承诺提供的这两种先进导弹均只有一套，它们能防护的范围非常有限。非常合理的猜测是，奥列什丘克这番表态是在催促西方加紧提供更多、更先进的防空系统，以减轻乌军承受的空袭压力。

其次，俄罗斯方面则表示，14日的空袭是利用“神秘武器”打了北约和乌军一个措手不及。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15日称，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称，由于缺乏雷达情报和其他消息来源，此次导弹来袭危险通知来得太晚。这是近几个月来美国首次没有及时向乌方通报俄军发动空袭。此前北约的侦察卫星、“全球鹰”战略无人机和预警机一直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黑海上空盘旋，探测俄罗斯战机从机场起飞及导弹发射情报，并及时向乌防空指挥所通报，以便乌军防空部队做好拦截准备。14日，俄军出动了规模空前的17架战略轰炸机，原本不可能避过美国的侦察系统，但北约的探测系统被俄军非常准确和巧妙地“蒙蔽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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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俄军“摩尔曼斯克-BN”电子战系统。据称，不久前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担任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后，得以方便地跨军种和不同军区调动部队，从其他地区增派这种特殊的电子战系统。据介绍，“摩尔曼斯克-BN”电子战系统的干扰半径约为5000公里，这意味着受其影响的范围不仅覆盖整个西欧，而且覆盖大西洋的很大部分。它可以自行收集、处理和分类短波辐射源数据，同时确定其类型和所需干扰功率，以破坏北约的飞机、军舰和地面部队的通信。从去年12月起，黑海地区的GPS信号就受到严重干扰。今年1月4日以来，罗马尼亚西部的北约军用机场发生了严重的无线电电子压制现象。这可能表明俄军实施了强大的电子干扰。西方消息人士透露，北约侦察机的机组人员已感受到“摩尔曼斯克-BN”超远程电子战系统的干扰。“从14日的空袭行动来看，它非常有效。”

枢密院的作用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6条规定了“枢密顾问根据枢密院官制规定，答复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之国务”。向枢密院进行咨询的事项如下：
※皇室典范、皇室令中属于枢密院权限的事项
※宪法条款的草案及质疑
※宪法附属法令的相关草案及质疑
※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的改正
※紧急敕令、紧急财政处分
※国际条约的缔结
※戒严的宣告
※教育的相关重要敕令
※行政各部的官制等与官规有关的敕令
※荣典、恩赦等相关敕令
※其他被咨询的事项枢密院的权限划分为皇室机关的权限和国家机关的权限两类。
首先，皇室机关的权限主要分为议决事项和咨询事项。
议决事项包括在天皇丧失履行职权的能力的情况下设置摄政的决定（旧皇室典范第19条）；在天皇丧失亲理大政的情况下，决定摄政或摄政继任者的顺序的变更（旧皇室典范第25条）。在枢密院召开皇族会议时，临时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
回应咨询的事项包括：皇位继承顺序的变更、太傅的选用和退任、世伝御料的编入解除和世伝御料所属土地上物权的设定。皇室典范的修正增补、皇族的臣籍降下、年号的制定、皇族失踪的宣告等等。
上述事项均要等待咨询提出后再拿出意见，不能自主地展开进行。
其次，国务机关的咨询同样不能自主展开进行，对于议决是否采纳取决于辅弼大臣。交付枢密院审议的事项（枢密院官制6条）主要有：宪法的条款或宪法附属法律、敕令相关草案的质疑、戒严的宣告、紧急敕令和关于处罚规则的敕令、列国交涉的条约和承诺、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的修改，以及其他临时咨询的事项。需要指出的是，除行政裁判法以外的权限争议的裁判也属于枢密院的权限范围。
枢密院禁止参与施政（枢密院官制第8条），也不得与大臣以外的人进行公务上的交涉（枢密院事务规程第3条）。一般当枢密院与政府的政策发生对立时，多数通过对话协商，由某一方作出让步。但1927年为救济台湾银行，第1届若槻内阁作出的紧急敕令案被枢密院以19对11否决，从而导致了内阁总辞职。这是唯一一次由枢密院压倒政府内阁的实例。尽管如此，但实际上并没有明文规定被枢密院否决的情况下，内阁必须总辞职。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偶然事件只是由于首相的软弱造成的。
例如历史上还有一次类似的事件。1930年，滨口雄幸内阁要求批准伦敦海军条约。当时，希望批准条约的政府（民政党执政）为一方，枢密院、军部、鸠山一郎等为主的在野党政友会为对立的另一方。当时有人主张，内阁断然实行军缩是干涉天皇统帅权的行为，枢密院内部也积极开展反对滨口内阁的行动。但是，滨口首相得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和舆论的支持，坚决抵制枢密院，甚至拒绝了枢密院核心人物伊东巳代治的调查要求。当时以东京日日新闻为首的各大报纸也都猛烈抨击枢密院。最后枢密院一方只能让步，批准了这一条约。
双方的对立导致更多的冲突，明治、大正时代，枢密院以山县有朋为后盾策划了一系列反政党的行动，即使是在山县有朋死后的1928年（昭和3年）的批准非战公约等问题上依然如此。
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对枢密院进行改革，将枢密顾问官的定员从38人减至24名，弱化了枢密院的力量。到了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枢密院基本丧失了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