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2年第二“虎”被提起公诉！涉嫌受贿、隐瞒境外存款，被指大搞金融腐败）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涉嫌受贿、隐瞒境外存款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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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王滨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王滨，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王滨利用担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西省分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后更名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王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隐瞒不报境外存款，数额较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滨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
被指制造、放大金融风险，大搞金融腐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1月8日消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王滨1958年11月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硕士，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办公室主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等职。
2010年6月，王滨升任交通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北京管理部总裁，2012年3月转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2018年9月起任现职。
王滨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去年12月29日。当天，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广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广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银理财”）在上海举行揭牌仪式，成为国内股份制银行第七家正式揭牌成立的银行理财子公司。王滨在活动中为“广银理财”揭牌。
值得一提的是，王滨落马前不久，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刚刚对中国人寿集团进行了巡视。2021年10月上旬，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中，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中国人寿集团，巡视为期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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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组表示在工作动员会上表示，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中央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中国人寿集团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中国人寿集团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讽刺的是，当时，王滨还在动员会上表态，要强化政治担当，以巡视为契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对高质量金融保险服务的需求，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国人寿落地生根见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2022年9月1日，王滨被官宣双开。通报指出——
经查，王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治意识淡漠，拒不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大决策部署，既制造、放大金融风险，又大搞金融腐败，长期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大搞任人唯亲唯私唯利，严重污染所在单位政治生态，管党治党宽松软，不愿监督、抵触监督，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和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巨额钱款，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家风败坏，长期极度纵容甚至帮助其亲属进行违纪违法活动；毫无敬畏，擅权妄为，甘于被“围猎”甚至主动寻租，将公权力当作攫取巨额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项目合作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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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滨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综合自长安街知事、中纪委网站等）
金融危机是怎样产生的？
一、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垄断经济和国家货币被私有所有操作造成。
例如货币和资源的投机炒作等等。过度的私有制自由化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造成隐患和危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金融危机就不会停止，只是显现时间的周期迟与早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滋生金融危机而且还有转嫁危机的可能。比如发动战争入侵，进行经济封锁，经济干预等等。
因为高度的私有化自由贸易制度决定了无限制的垄断膨胀，必然会导致各种危机。解决危机和隐患必须从社会制度上思考，使社会制度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平衡发展为目标。
反对垄断和制止垄断。及时平衡和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和方向，向有利于百分九十以上的大多数人民利益方向调整，向不平衡的国家和地区调整，实行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二、我国人民币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人民币是中国的国家货币，随着中国贸易走向世界，中国的贸易额差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际信誉增强，实行的国际结算办法依原来的结算方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风险越来越大。
为了规避风险，保持国家利益不受侵害，不缩水，不受影响，可在贸易国设置中国银行分理处依所在国实行人民币当时汇价结算。人民币果断的向更多的国家覆盖。坚定信誉，坚定信心，坚定发展，走向世界，承担责任，规避风险。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必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那些重要影响 ,我们应如何应对。答:应该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和挑战，带来了现实教材和答案。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完全的自由化贸易和垄断，疯狂的投机和炒作，必然会导致并往复危机。
这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警示和思考。调产业，调结构，调协调，调平衡，创新型，增实体，扶薇企，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意识和共识。防泡沫，防炒作，防投机，防垄断已成为我们的警示和思考。我国将依协调平衡，创新思维，全面发展，稳定发展，科技创新，良性发展。
并以我们发展的优秀范例为世界所借鉴，引导发展，共享发展，互惠发展，互利发展。共同前进。我们将在不断的学习、借鉴、创新、探索、思考中稳妥前进，走向辉煌。
扩展资料：
首先，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
理论上而言，“金融”与“经济”本身就存在较大差别。“金融”是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系列活动总称，与它相对应的主要概念有“消费”和“生产”，后两者则主要是围绕商品和服务展开。
所谓金融危机，就是指与货币、资本相关的活动运行出现了某种持续性的矛盾。比如，票据兑现中出现的信用危机、买卖脱节造成的货币危机等。就美国次贷危机而言，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货币信用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被无限放大，在较长的时期内带来了货币信用供给与支付能力间的巨大缺口，最后严重偏离了现实产品市场对信用的有限需求。
当这种偏离普遍地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各个领域时，次贷危机，也就是局部金融矛盾，向金融危机的演化就不可避免了。
“经济”的内涵显然比“金融”更广泛，它包括上述的“消费”、“生产”和“金融”等一切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相关的活动，它的核心在于通过资源的整合，创造价值、获得福利。就此而言，“经济”是带有价值取向的一个结果，“金融”则是实现这个结果的某个过程。
因此，经济危机，是指在一段时间里价值和福利的增加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比如，供需脱节带来的大量生产过剩(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萧条)，比如，信用扩张带来的过度需求(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影响程度和范围不同。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过程危机，而经济危机则是一种结果危机。?
联系
其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有联系的。
从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来看，大部分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都是相伴随的。也就是说，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往往会先出现一波金融危机，最近的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也不例外。这表明两者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其主要缘由在于，随着货币和资本被引入消费和生产过程，消费、生产与货币、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以生产过程为例，资本在生产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投资阶段，便开始介入，货币资本由此转化为生产资本；在第二个阶段里，也就是加工阶段，资本的形态由投资转化为商品；而在第三个阶段里，也就是销售阶段，资本的形态又由商品恢复为货币。
正是货币资本经历的这些转换过程，使得货币资本的投入与取得在时空上相互分离，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的不确定性和矛盾都足以导致货币资本运动的中断，资本投资无法收回，从而出现直接的货币信用危机，也就是金融危机。
当这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在较多的生产领域中出现时，生产过程便会因投入不足而无法继续，从而造成产出的严重下降，引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这便是为何金融危机总是与经济危机相伴随，并总是先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原因所在。
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排除金融危机独立于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初便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政策措施，比如，通过大规模的“输血”政策，有效阻断货币信用危机与生产过程的联系，此时就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或深入。
参考资料：：金融危机
吴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具体指的是什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中，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罪与非罪界限比较模糊，难以界定，这是近几年来对此罪名的解释和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的主要原因。中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准确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该罪的行为主体的不特定性和危害金融秩序的具体性的统一。
概述
中国刑法虽然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一直到1997刑法公布，法律并未对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并未对此进行过司法解释。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下简称《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四)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实践中争议主要在于《办法》能否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罪量刑的依据。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存款是指存入金融机构保管并可以由其利用的货币资金或有价证券，它是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中国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则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从事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不仅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还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如果上述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采取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或者不得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必然影响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宏观监管，损害金融机构的信用，损害存款人的利益，扰乱金融秩序，最终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由于贷款需求的扩张，各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现象已愈益突出，这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本法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之后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惩治。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所谓存款是指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向存款人支付利息的一种经济活动。所谓公众存款是指存款人是不特定的群体，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是特定的，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本罪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类：
1、以非法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其主要表现方式为：吸收存款人径直在当场交付存款人或储户的存单上开出高于央行法定利率的利率数来。因而此种方式又可简称为“帐面上有反映”方式。
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一样，是中央政府对本国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一般情况下，国家需要刺激和扩大社会总体消费时，多降低存款利率，反之，当国家需要控制市场消费、以更多回笼货币来投入更大量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以加强社会生产力度时，多提高存款利率。基于此，无论是存款、贷款利率，各国一般都由央行统一制定和发布。中国也一样，在中国，除了中央银行以外，任何其他单位、团体包括其他金融机构乃至央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均不得擅自提高存款或贷款利率。凡以不法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吸收存款、争夺存款大户者，其行为显然违反中国《商业银行法》第47条的规定，同时也扰乱了中国金融竞争秩序，行为法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
2、以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所谓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是指吸收存款人虽未在开付出去的存单上直接提高存款利率，但却通过存款之际先行扣付、或允诺事后一次性地给付或许以其他物质、经济利益好处的方式来招揽存款，以使存款方在事实上获得相当于提高存款利率的“实惠”后，欣然“乐于存款”于该吸收人所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此种方式，又可简称为“帐面上无反映”方式。实践中，行为人以变相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吸收存款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
(1)以“体外循环”手法非法以贷吸存。“体外循坏”又称“绕规模”，通常指贷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未在上级行规定的放贷规模内放贷，而以帐外吸收存款、帐外发放贷款的违规操作法存贷。通俗地说，体外循环就是谁能给我拉来存款，我就将此笔放贷规模“体”的存款的全部或大部返贷给谁。此种体外循环本身，如其 “造成重大损失”者，也属本法第187条所规定的用帐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行为。
(2)以在存款中先行补足自己擅自抬高的利率息差的方式非法吸收存款。此种情况下，吸收存款人为了不从帐面上反映出自己不法提高利率的违规操作情况，往往采用在存款人前来存款之际，直接从存款人交付存款的帐上为存款人划出一笔款项、作为自己擅自抬高了的利率的息差，补偿结存款人，从而在事实上抬高了存款利率，并以此高利手段来吸引存款人前来自己所在银行或金融单位存款。
(3)以擅自在社会上大搞有奖储蓄的办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实质，仍然是变相抬高国家所规定的存款利率，情节严重者，必定扰乱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
(4)以暗自先行给付实物或期约给付实物的手段非法吸收存款。
(5)以暗自期许存款方对其动产、不动产的长期使用权来非法招揽存款。
3、依法无资格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对此类行为，无论其是否提高了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也不问其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的手法来吸收存款，只要其从事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属“非法”行为，一概构成本罪。
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即便构成本罪既遂。这也反映了立法上对本罪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从严打击的意向。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依本条第2款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这里的单位，既可以是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商业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是不能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可以是其他非金融机构。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是明知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会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过失不构成本罪。有的金融机构由于工作失误造成利率提高而吸收了大量公众存款，由于利率不是该金融机构故意抬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属于其故意实施，因此不构成本罪。
立案标准
对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是否立案侦查，取决于有没有涉嫌以下三种情形中的一种：
一是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是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户数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三是从造成的经济损失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构成特征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客体是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金融交易主体之间形成复杂的金融关系，金融关系的有机整体就是金融秩序。金融关系包括：金融交易关系，金融管理关系，金融机构的内部关系，金融管理关系是指国家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业进行监管和宏观调控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即纵向金融关系。金融秩序由金融管理秩序、金融交易秩序和金融机构内部秩序三个有机统一的方面结合而成，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保证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向，保护广大公众的利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不仅侵犯了金融储蓄的管理秩序，而且由于因为金融储蓄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对储蓄管理秩序的侵犯必将侵犯整个金融信贷秩序。所以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
(二)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以或者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所谓“公众”意即吸收存款对象的不特定性，指社会上大多数人。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存款包括个人存款和机构存款，所以公众包括法人。且本罪只要求行为针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要求实际从社会上大多数人得到资金。但由于现代法人的发展，法人规模越来越大，其成员构成规模也越来越大，法人内部的特定对象也满足不特定性要件。所以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行为的性质是否金融业务活动。如果行为属金融业务活动，而对象又为特定少数人，则可以依刑法的“但书”出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个人或法人吸收公众存款，另一种是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对于后者，依《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将存款用于帐外经营活动;(二)擅自提高利率或者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三)明知或者应知是单位资金，而允许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四)擅自开办新的存款业务种类; (五)吸收存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客户范围、期限和最低限额;(六)违反规定为客户多头开立帐户;(七)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存款行为。其中第(一)项将帐外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时才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后几项行为行政法规中也没有被规定为犯罪，不宜作为犯罪。所以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不构成本罪。只有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能够构成本罪。
目前存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形式很多，如利用非法成立的类似于金融机构的组织吸收存款，典型的包括抬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一些合法的组织也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如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等。对这些组织上从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本罪论处。
金融活动表现为资金的流动，因此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也表现为量化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扰乱金融秩序”，既可以作为本罪的社会危害性量化的标尺，同时也是对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性质的说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本质正是一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三)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也可以构成本罪。
单位指各类非法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其业务范围仅限于成员单位的本、外币存款，不具有对外吸收公众存款的资质，其从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达到定罪标准，就构成犯罪。有论者认为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实施的违法吸存行为，情节严重的，也能构成本罪，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行政犯，应当以行政法规作为立法与执法依据，而中国的行政法规仅将这些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所以不能构成犯罪。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但行为人不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量刑
依照刑法第176条的规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处罚。
争议问题
概念不清
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刑法并未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因此，什么样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样的行为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刑法本身没有解决。造成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援引了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定做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决。《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但是，根据中国宪法第67条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法律无权做出解释。因此，援引《取缔办法》界定刑法条文，援引行政规范做出刑事判决显然与宪法相悖。还有的法院在刑事判决中援引了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上高息来界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导致援引民事规范做出刑事判决。
界限不明
特别是与合法的民间借贷界限不明，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征是行为人“面向社会，吸收公众存款”，而什么是公众存款，争议较大的是代表公众的“不特定对象”，而什么是不特定对象，争议较大的是到底什么人是“不特定对象”，什么是特定，还是特定中的不特定，还是不特定中的特定，实践中争议相当大，很容易混淆界限。然而，从目前全国比较典型的案例分析，以民间借贷性质进行界定，在民事规范上并不发生冲突，其行为完全可以用民法来调整，用不着刑法来调整。理由一：中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愿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此，对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部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不能将违法行为当作犯罪行为来对待。理由二：行为人与相对人而言，在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相对人完全可以以债权人身份凭据借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起诉的法定条件，便可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判。行为人对裁判后承担的后果是民事责任，除非涉嫌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才有可能构成犯罪，但也构不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理由三：从借款用途分析，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动机，行为上也没有实施发放贷款，其借款的用途是投资办企业或生产经营活动，行为人对每笔债务均持有借有还的态度。这对许多大、中、小型企业来说，应当是一件好事，它弥补了银行无力贷款的缺陷，激活了市场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发生，行为人都不会想到在实施犯罪。因此，行为人往往在工作岗位上埋头工作时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所以从借款用途上可以区分其行为是否与国家金融制度相对立，进而区别罪与非罪。
定性不准
刑法第176条把“扰乱金融秩序”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就国家利益而言，金融秩序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要建立和维护的金融秩序应当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金融秩序，而中国现存的完全由政府垄断的金融秩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日渐突出，已经存在的民间借贷和屡禁不绝的“非法”金融市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垄断的不合理性。因此，从发展角度来看，规模化的民间借贷对金融市场垄断的冲击和影响，对于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因此，把规模化的民间借贷以及对金融市场垄断的冲击以“扰乱金融秩序”来界定，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客观规律。除此之外，与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相比，民间借贷尤其是农村民间借贷有限的规模决定了其对金融秩序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有的根本不受影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缺乏金融秩序受到危害以及程度如何的证据。相反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终端还是银行。因此，刑法在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时候，应当慎重考虑在事实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者是众多的债权人，如民间借贷行为人一旦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将涉及到许多大、中、小型企业将面临破产或倒闭，许多债权人无法主张债权。这样从后果上分析，国家金融市场秩序是得到保护，但债权人的利益却受到危害，由此而引发社会不安定问题显而易见。由此可见，刑法第176条对社会危害性定性不够准确。
观点不一
可以这么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目前司法界争议较大的罪名，特别是各地法院在审判中也是观点不一。大城市与小城市、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审判观点都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标准，审判显得很混乱。但从孙大午案件分析，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逐步朝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观念发展，从而显见中国审判制度在不断进步。
此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区别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之间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主要体现在未经批准，非法从事银行业务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是，《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作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之间形成特别法和普通法的竞合关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适用特别法，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但是，应注意的一点是，犯罪行为以特别法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以该罪能够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整体评价为原则，如果行为虽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该罪只能对犯罪行为进行部分评价，不能涵括犯罪行为的整体，而适用非法经营罪能够对行为进行整体评价，则要适用非法经营罪。
此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同，集资诈骗罪是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意图永久非法占有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资金，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人只是临时占用投资人的资金，行为人承诺而且也意图还本付息。
1.从筹集资金的目的和用途看，如果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生产经营，并且实际上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资金也是用于生产经营，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个人挥霍，或者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或者用于单位或个人拆东墙补西墙，则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从单位的经济能力和经营状况来看，如果单位有正常业务，经济能力较强，在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时具有偿还能力，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单位本身就是皮包公司，或者已经资不抵债，没有正常稳定的业务，则定集资诈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3.从造成的后果来看，如果非法筹集的资金在案发前全部或者大部分没有归还，造成投资人重大经济损失，则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非法筹集的资金在案发前全部或者大部分已经归还，则定集资诈骗罪的余地就非常小，一般应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4.从案发后的归还能力看，如果案发后行为人具有归还能力，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实际归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资金，则具有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如果案发后行为人没有归还能力，而且全部或者大部分资金没有实际归还，则具有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
摘自环球网《吴英案法律关键词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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