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陈文才 1月8日早上，戴着口罩、鸭舌帽的曾先生独自一人在文锦渡口岸右侧休息区的凳子上坐着。要不是因为袋子上那朵玫瑰花，记者无法注意到他也是刚刚回到“家”的人。
曾先生
不久前，曾先生听说深港要恢复通关，他立马就申请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他接到深圳医院的电话，得知自己的母亲生病住院了。这加速了他回家的步伐。
文锦渡口岸
8日，曾先生起了个大早，乘坐跨境巴士前往文锦渡口岸，他独自踏上回家的路，“一路都不用走路，都有车坐，通关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不少。”不到半个小时，他走出口岸，安静地坐在石板凳上等待外孙女来接他。这是今年75岁的曾先生三年来头一回跨越口岸回到深圳。
曾先生说，他准备一会儿就去深圳市中医院，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医生说，老人家的病情不算太坏”。他还计划过几天回老家新会一趟，“好多年没回去了，想家了！”曾先生说。
延伸阅读
在港女子：去年从香港回上海，我用了8天时间，花了三万
2023年1月8日起，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在过去将近3年里，疫情爆发、航班熔断、一票难求、 24/48/72小时核酸证明、14天、7+3隔离，不断的突发情况、不停调整的政策，让在海外求学、工作生活的华人，常常望洋兴叹，家人团聚、国际差旅变得困难重重。
有些人默默承受了三年的亲人思念之苦；有些人千辛万苦，终于打通了回乡路。界面新闻采访了几位在疫情期间试图奔赴漫漫归途的海外华人。
从2020年1月20日实施新冠病毒肺炎“乙类甲管”，到今日正式放开入境管控，历时1084个日夜。他们紧张不安、惦念不舍、无奈艰辛的个人经历，终将定格在历史的瞬间。
“外公外婆不住在南京，住在手机里”
章早立和朱毅荣夫妇住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疫情前，他们每年都会利用假期回国看望父母，或是接老人来美国住几个月。
资料图
2019年，夫妻俩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因为新生儿旅行不便，他们计划等来年女儿满周岁再回国，不料这一等就是三年多。
夫妇俩起初想把父母接到美国，外公外婆也是见外孙女心切。但2020年美国迅速出台禁令，禁止14天内曾到过中国内地的非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入境。夫妻俩只得改变计划，准备等疫情稳定后再回国。
“那时还抱有幻想，以为跟03年非典一样，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后面越来越难。”章早立回忆。
“登机前7天就要到达底特律，入境后在落地城市隔离至少14天，回到老家还要再隔离14天，我们根本攒不出这么长的假期。”朱毅荣说。
章早立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从未如此渴望回家，三年见不到面的亲人在大洋彼岸相互惦记。
“我们在这边天天担心父母被封控，他们年纪大了，什么行程码、健康码都搞不明白，也不会网购，生活物资怎么解决？父母在国内也天天担心我们，新闻总说美国水深火热，他们怕我们在这里感染了、日子过不下去了。”
时间飞逝，女儿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上幼儿园了。和很多在国外出生的“疫情宝宝”一样，女儿还没回过国，外公外婆只是视频电话里的陌生老人。
有一天，章早立说起故乡南京，说起她从小生活的家，女儿突然打断她：“外公外婆不住在南京，他们住在手机里。”
“我一下子就很难过。”章早立说。
所幸，他们现在可以准备今年夏天带孩子回国，女儿终于可以见到在南京的外公外婆了。
“2020年一整年，为了家人回国，我不停与政策赛跑”
在旧金山工作的郁育葱，自从2020年送走春节来小聚的父母，自己迄今还没能回国和家人团聚。
而2020年为了送母亲回国，他几乎一整年都在和政策赛跑。
2020年春节过后国际旅行还正常运转，看着美国的感染数字一天天上升，郁育葱的父亲考虑工作原因先行回国，而刚刚退休的母亲希望再多陪儿子一个月。
万万没想到，就在父亲回国两天后，回国航班锐减，母亲购买的3月份航班被取消了。
3月份，美国疫情刚刚开始，口罩等防护产品产量低，基本买不到，国内的亲友开始东拼西凑给他们寄口罩，但国际物流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半个月10个N95和医用口罩漂洋过海才拿到。
网络图片
先一步回国的父亲那时候打电话，全家在电话里讨论的话题只有两个：“寄的口罩到没到？”、“改签什么航班？”。本来郁育葱和母亲还想等一等旧金山直飞，不考虑洛杉矶出发。而焦急的父亲则坚持“赶紧先回来，还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果然，随着政策进一步收紧，国航只有洛杉矶飞北京这一条线，一周一班，座位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已经不再考虑起飞日期，只要能改签成功就行。
3月、5月、8月，此后几个月里，“改签”就成了郁育葱工作外最重要、最头疼的事。
他先改签到5月，心想说不定到时候情况就没有那么糟糕了。然而，形势却不遂心愿，4月份他就得知预订的航班没希望按时起飞了，只能继续往后改签。
国航改签必须拨打国内客服电话，当时咨询国际航班的人非常多。为了错峰打通，只能抢在国内客服上班的时间点打进去。
由于时差，一到美国晚上十一点，郁育葱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拨打客服电话，排队等待的音乐成为他无数个不眠夜的背景音。
但后来不管打进去几次，客服的回复永远都是“您选择的航班空位已全部售出”。
所幸，在3月的航班被取消时，他同时购买了一张1000美金左右、2020年10月的远期机票做两手准备，这架航班最终没有被取消。
在等待回国的8个月里，郁育葱白天忙碌上班，母亲就一个人孤单在家，只有每隔三周母子俩会去趟超市采购生活必需品。那段时间手机里母亲的照片都是出门买菜拍的，没有什么旅游照。
临近10月，当时从美国回中国需要72小时内的两个核酸阴性检测报告，但美国医院只能保证5天内出核酸结果。为了确保在规定时间内拿到结果，郁育葱特地请了一天假，驱车带着母亲前后跑了三家美国医院和一家私人诊所做核酸。
为了确保不在归国前夕感染新冠，他和母亲在航班起飞七天前就不敢出门了。即便是去做核酸在室外都很担心，打开车窗医护人员就会帮忙采样。
“每次拉下口罩都很紧张，感觉空气里都是病毒。”郁育葱说。
拿到核酸报告，已经只剩不到24小时让他们上传报告、填写申请，等待人工审核批复“防疫健康码国际版”绿码。
第一次上传核酸得到却是红码，旧金山领事馆电话打不通，离起飞时间越来越近，绿码却迟迟申请不下来，郁育葱和母亲的心理压力达到了顶峰。
终于通过邮件得到回复，再次核对材料上传，才拿到绿码，母子俩手套、面罩和两层口罩全副武装先飞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机场，看着母亲进入安检通道，郁育葱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放松后，他突然心头一酸，“下次再见母亲，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现在政策放开，尽管国际机票还很高，但郁育葱知道只能靠电话视频和家人沟通的日子快结束了，老板也和他说今年有机会让他回国出差。
“从香港回上海，我用了8天时间，花了三万元”
在疫情爆发前，内地往返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港铁东铁线串联深圳与香港，从罗湖口岸到九龙红磡，只需40分钟左右；如果乘坐高铁，从香港西九龙到深圳福田只需15分钟。许多人甚至选择“深港生活”，即住在深圳，每天过关去香港上班。但在新冠疫情持续期间，香港与内地实施出入境管制，政策一再调整，入境之路变得异常复杂漫长，需要大量时间、精力乃至运气。
资料图
蒋丽敏在香港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平时和母亲住在香港。去年6月底，她要做项目对内地企业实地调研，加上祖母在上海离世，蒋丽敏便计划和母亲一起回内地。“那时香港的疫情已经比较稳定，我们也持有有效签注，可以直接回来。”她回忆。
尽管如此，入境政策并未放松。蒋丽敏面前有三条路线：一是经由深圳湾口岸走陆路入境深圳，二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珠海，三是乘飞机直飞内地。三条路线的基本要求都一样，持出发前24小时核酸阴性报告，入境后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3天。
根据深圳市政府的政策，进入深圳需提前预约隔离酒店名额，称为“健康驿站”。每天早上，线上系统会放出几百到几千个名额（不同时期数量有变化），用户必须凭身份信息抢到名额，才能申请入关。
然而，由于黄牛抢号，普通用户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预约。7月起，该系统从先到先得改为抽签机制，希望减少黄牛倒号现象，但依然有大量黄牛用空账号抢占抽签名额。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抽了一个多月才抽到，找黄牛则要7000-10000元一个人，还不能保证拿到名额，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 蒋丽敏说。
她也尝试过预约港珠澳穿梭巴士，但更是一票难求：一天6-8班车，每班40个座位，相当于每天只有200-300个名额，黄牛倒票也更加猖獗。多次预约失败后，她也放弃了这个方案。
最后剩下的一条路——坐飞机直接飞回内地，不确定性相对较低，但也是最贵的。当时正值留学生暑假回国高峰，许多学生从海外经由香港转机回内地，机票格外紧张。蒋丽敏先尝试通过各大OTA平台订购直飞机票，始终订不到。
走投无路之下，她只得再次求助黄牛。“当时问到最夸张的价格是3万一张票，过了一周左右，价格才稍微下来一点。”经过多家比价，她前后买到两张从香港直飞杭州的机票，一张13000元，一张14000元。
“飞上海和北京的机票更贵，我感觉浙江的隔离政策相对宽松，所以选择了杭州。” 蒋丽敏说。
在杭州萧山落地后，她和母亲被转运至郊区一家隔离酒店，住了整整8天。虽然隔离政策要求是“7+3”，但最后一天直到晚上8点才被解除隔离，前往高铁站已经来不及，只好又多住了一天。隔离住宿费和餐费总共约3000元，加上机票，这一趟母女俩花了整整3万元。
由于工作需要，蒋丽敏未来还要时常前往内地出差。她期待着通关措施早日简化。1月8日起新政策实施，香港入境人员凭行前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入境，不再实施全员核酸检测。
“在国内出差一个多月，却始终没能和家人碰面。”
宋既逢疫情前经常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商务洽谈。但三年疫情跨国困难重重，导致他只能积攒所有工作安排一次性回国解决。
“疫情前我身边很多供应商和品牌主都会经常去中国交流，堪称中国通，但疫情后这样的交流就很少了，”宋既逢说，“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和交流是无法通过邮件和电话建立的。”
2021年，他虽然很幸运顺利回到国内，但整个旅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给商务行程安排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出发前，他担心航班被熔断，担心起飞前感染。即使飞机降落，隔离期间他也不踏实，担心自己这班飞机检测出阳性病例，隔离时间延长。
“当时国内也有多地爆发疫情，行程随时都可能变更，”宋既逢说，“在解除隔离前一两天我才开始预定国内机票。”
由于无法和合作方提前确定时间，宋既逢有几次只能临时跑去对方公司拜访“撞大运”，十有八九想见的关键人物不在，抱憾而归。
更让他唏嘘的是，在国内出差一个多月，却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和家人碰面。
“我当时在上海呆了两周，老家南京也爆发疫情了，”宋既逢说，“父母年纪大了，出南京需要24小时核酸和各种证明，太复杂他们搞不清楚的。而我一旦进南京，就会被赋黄码，无法登上回加拿大的飞机。”
于是，相隔不到四个小时车程，他也只能继续靠视频和家人沟通，最后遗憾踏上了回程。
2022年6月，宋既逢终于下定决心带着2020年1月出生的女儿回国，让家里长辈见见未曾某面的“疫情宝宝”。
一家三口从多伦多出发，航程在十五个小时左右，还要经停两个小时。由于疫情需要全程佩戴口罩，这对于两三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
“我们带了三个行李，其中两个半都是为了孩子准备的。”宋既逢提到，“孩子5天隔离要用的尿布就占了旅行箱的一半。”
两三岁小孩有许多特殊需求，妻子甚至在行李箱里装了一个小电饭锅，考虑在隔离酒店可能需要自己给孩子做饭。还给孩子带足了画笔、绘本、小恐龙等玩具，让她尽量在隔离酒店少些憋闷、少些哭闹。
看到入境隔离政策不断优化，宋既逢买了1月2号回国的机票，带着妻子女儿回家过年。他说，早知道8号免除隔离，就订晚两天的票了。这也是他15年来第一次在国内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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