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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调整疫情政策，特别是1月8日起将放宽出入境限制，瞬间点燃了不少人“放飞”的热情。不过，中国“解封”之后，外界的反应不一。热情欢迎的不少，泼冷水的确实也有。近日，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国对近期有中国旅居史的旅客额外增加了入境时核酸阴性证明等要求，一些外国使馆签证服务也不愿照常办理。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27日宣布所谓“限飞令”
日本“限飞令”影响6万香港旅客
近期外界注意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改以往做法，不但要求7日内有中国旅居史的旅客接受“落地检”，如果结果阳性原则上要隔离7天，还在12月27日宣布所谓“限飞令”：从中国抵达的航班12月30日起只能在羽田机场等四个机场降落。
日本政府仓促出台“限飞令”造成香港往返日本的航班大乱，有些航班则突然取消。一些正在北海道游玩的香港家庭，回港的飞机突然就没了着落。据估计，有6万香港旅客受到相关政策影响。
从公共卫生角度看，一些国家出于防疫的需要加强检疫也无可厚非。但是，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说，目前防疫措施的底线应该是“不影响人员的正常往来”。日本政府的“限飞令”，尽管也有着一些防疫上的考量，但究其根本，真的能站得住脚吗？
日本“限飞令”为何站不住脚？
针对此事，香港特区政府也在12月28日和29日连续发布新闻公报表示，正从多方面积极跟进事件，并已致信日本当局，联系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表达强烈关注，严正要求日本当局撤回有关决定，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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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岸田文雄此前的态度，日本出台“限飞令”显得有些“言行不一”。上个月中日领导人曼谷会晤时，岸田曾主动表示，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然而，当中国调整防疫政策之后，日本政府却出尔反尔、重重设卡。值得注意的一个背景是，日本正计划不久后下调新冠级别至5类，与流感同级。既然日本国内已经准备松绑，又为何突然要出台本次“限飞令”？日本政府恐怕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站不住脚，又为何非要执意出台这一政策？不少分析指出，一方面日本国内防疫不力，日本当地正暴发第八波疫情，导致岸田面临执政危机，另一方面，这不免有疫情“政治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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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强烈反对意见和不断的交涉下，自知理亏的岸田政府在发布“限飞令”3天后，也就是12月30日，表示作出让步：容许由港澳两地出发的直航航班，在确定乘客在过去七天内没有到过中国内地，就可在北海道札幌新千岁、九州福冈和冲绳那霸三个机场降落。
虽然事件峰回路转，香港特区政府初战告捷，但特区政府并没有就此止步，认为新措施仍然不合理。有业界人士估计，最少仍有三成人受影响，包括更改行程或变换航班，还有多家航空公司被迫减少航班，会对刚刚复苏香港旅游业造成打击。因此，特区政府再向日本当局要求取消限制。同时，特区政府还敦促香港的航空公司向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最大的支持和协助，妥善安排他们从日本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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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初战告捷 日本无法逆潮流而动
在这场仍在进行的“拉锯战”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态度。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日前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特区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安排感到非常失望，质疑这是单方面的安排，而且十分仓促。林世雄表示，正在要求日方撤回有关限制，或尽量缩小影响范围，感到日方反应正面，有进一步消息会尽快对外公布。
这位具体负责和日方沟通的局长特意强调说，日本当局仅表示是基于防疫考虑作出相关决定，没有作出进一步解释。他不揣测日方的原因，也不评论其他地区的防疫措施，但全球正逐步复常，希望航空交通也逐步复常。
这样的对外表态显示了特区政府理性务实的风格——对日方不揣测，也不评论，但要求很明确，就是日方需“撤回有关限制”。而且，特区政府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全球都在走向开放常态，没有理由限制航空交通。理性务实的关键更在于，为了切实维护香港民众的利益，特区政府反复交涉，反复协调，不过分渲染分歧，而是更关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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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政府转弯了，当然不仅是因为香港的应对举措，更是因为世界多国都在欢迎中国游客，像日本这样“不合时宜”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另外，不合理的“限飞令”招来日本国内强烈反对声，特别是琉球等地的旅游业者，因为中国游客贡献了日本旅游业至少三成的份额。
走出“受害者”剧情 理性务实第一位
西方确实有些势力，处处想挑中国的刺，在疫情问题上更是一贯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国，但他们并不是事事都能得逞，他们不代表全部人，更不可能忽悠所有人。因此，对待外部的挑衅，中国人需要谨记时刻保持理性，走出“受害者”剧情。
什么叫理性？例如，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些国家加强防疫措施并非刻意“歧视”中国人，而是要求从中国出发的各国籍人士接受相关安排。因此，大家防的是病毒跨国境快速传播，我们不必一律解读为“针对中国”。而且，对于阳性旅客的酒店隔离费用，日本政府也是自掏腰包，一律由日本国费承担。更何况，这些肯定是短期防疫政策，不久之后得到解除一定是大势所趋。
大家平时生活中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面对不公，人们情绪往往容易走极端，动辄“打嘴炮”指责对方，也许嘴巴一时“过了瘾”，但实际问题仍然没解决。在这次交锋中，香港特区政府行事的大前提是不将防疫问题政治化，其理性务实的态度值得借鉴，外交斗争更需要理性。
XBB.1.5在美国迅速蔓延日本防不防？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美媒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奥密克戎新变种XBB.1.5在美国迅速蔓延，目前，40%的新冠确诊病例感染了这种新变种，高于前一个星期的20%。在东北地区，约75%的确诊病例感染了XBB.1.5。科学家们表示，由于具有较高的“免疫逃逸”能力，XBB.1.5已经迅速取代BQ.1.1和BQ.1，成为美国的头号流行毒株。
真想问一问岸田政府，对于美国XBB.1.5新毒株，日本将如何防范？实际上，日本政府对外政策一直是“两副嘴脸”。当初美国疫情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日本也并没有对美国旅客施加任何限制。如今，岸田政府的态度也可想而知，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尽管一些国家还在单方面施加限制措施，但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受困于疫情已达近三年，各国也正在形成更大的共识：解除不必要的障碍，方便人员安全往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才是正道。即使奥密克戎出现新的毒株或变种，相信也无法逆转开放的大方向大潮流。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目前出国旅行仍然存在一些未知数，从行程安排、开支预算、旅游保险等方面，都须多加留神，否则容易出现棘手的问题。
新的一年来了，相信我们距离“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不远了。
作者 | 万霞，深圳卫视直新闻《慢点·观察》高级主笔
编辑丨陈淼松，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
97年泰铢为何贬值？国际炒家怎样进攻港币的？
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老虎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是：沽空日本股票市场及日元、沽空东南亚股票市场及其货币。
香港是最后一环
1997年开始的最近一轮亚洲金融风暴早已成为过去，但从未真正远去。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每发行7.8港元须1美元外汇保证)，1998年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在香港特区政府竭尽全力之下得以城门不失；但是三年之后，世界上极少数仍实行联系汇率制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终于在内外交困之际宣布放弃货币发行局(联系汇率制的一种)制度，不能不让人重思港元联系汇率制在变化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高昂成本。
1997年金融风暴的另一个教训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产的泡沫化也许可以短期相互激发，但绝不可能长期共存。在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资产的泡沫如果不能自我消肿，终将被强行刺破。承担这一职能的，在1997、1998年间，就是对冲基金特别是以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为首的宏观对冲基金。
对于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切近的必要的反思。在这些反思的背景下，本刊特邀潘明先生对宏观对冲基金1998年袭击香港联汇制全过程所作的高度专业的解读，于是获得了意义。
潘明出生于上海，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工作多年，曾先后供职于美资花旗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证券、港资百富勤证券、泰资纳华证券、美资培基证券，担任过上述机构的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等职务，1997年后与老虎基金等宏观对冲基金有大量接触，对于对冲基金袭击香港的前后过程有切身的认知。 ——编者
初访老虎基金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1997年，我在纳华证券(Nava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纳华证券是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其大股东是泰国军人银行。纳华刚于数月前收购了香港英资渣打银行旗下的渣打证券公司(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在东南亚经济兴盛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证券行——当时有此目标的并不仅有香港百富勤证券(百富勤是当时香港最大和最成功的本土证券公司，于1998年初破产)。收购渣打证券后，纳华证券仍保留了渣打证券的所有网络，包括其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内地的办事处。
1997年二三月间，我与同事到美国纽约就亚洲投资策略进行路演，拜访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 LLP)是其中一项重要日程。
老虎基金是最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与索罗斯量子基金可谓并驾齐驱。老虎基金的创办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小城镇，从北卡罗莱纳大学商业院毕业后，在Kidder Peabody证券公司工作20年之久，1980年5月创办老虎基金，专注于“全球性投资”。在渡过10年的蛰伏期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虎基金开始创下惊人业绩——朱利安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同时沽空泡沫达到顶点的日本股市(沽空指先借入股票，然后沽售，当股价下跌到一定水平再购回，赚取其中差价)。在1992年后，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随着这些预测一一实现，老虎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大，从1980年起家时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1991年的10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直到1998年中鼎盛期的200亿美元。
老虎基金的“全球性投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股票投资，无论是沽空还是购入，老虎基金对于投资对象的基本要求是流动性好并能提供40%以上的年回报率；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货币利率和汇率走势的投机。使他们在货币危机此起彼伏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令各国央行畏之如虎的，正是这一面。
老虎基金之所以在90年代成绩斐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利安•;;罗伯逊从华尔街上重金招募了第一流的分析师，从而往往能在金融市场的转折关头押对正确的方向。大多数对冲基金不会拥有很多分析员，通常借助于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力量。老虎基金这样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则不同，旗下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酬甚至远远超过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同行。
我们访问老虎基金当日，在场的人士有其主管宏观经济和货币投资的合伙人、新兴市场的投资主管及跟踪泰国市场的分析员。他们最关注的主题是，作为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纳华对泰国地产市场及金融体制有何看法，特别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泰铢贬值——当时泰铢同美元挂钩，1美元兑换约25泰铢。
我们都同意的是，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经济毫无疑问出现了过热情况。比如说，纳华证券公司在泰国上市，其市值按美元计当时竟然已接近美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可知泡沫经济已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泰国经济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早在1996年末，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Chris Wood(我曾担任百富勤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是百富勤证券的首席策略家)提醒我注意，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但由于泰国进出口赤字持续上升，股市和地产的泡沫迟早要破。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
泰铢贬值的风险已经很大，但关键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其贬值？面对老虎基金人士的问题，我的同事Jan Lee回答道：泰国中央银行绝不会自动将泰铢贬值，因为他们要考虑政治。Jan Lee曾经担任过香港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老虎基金的听众们对此并不认同。
席间，一名老虎基金分析员中途退场，他要赶飞机赴泰国实地考察。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背景：泰铢贬值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对冲基金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
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财政部长俺雷•;;威拉旺辞职。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
从纳华证券泰国总部传来的信息很不妙——相当数量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已处于技术破产状态。纳华证券总部的高层们开始担心公司会否重组或兼并。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勒令16家有财务问题的财务公司停业，要求它们递交重组和兼并计划。
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此时，距泰国总理差瓦立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发誓泰铢不贬值仅仅两天。
再访老虎基金
Robert Citron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
1997年6月，泰国水深火热之际，香港还处于烈火烹油的“繁荣”阶段。恒生指数达到14000至15000点之间，红筹国企股红得发紫。应美国一些互惠基金和对冲基金之邀，我再访纽约，作有关香港红筹国企股市场的演讲。当时红筹国企股正红得发紫。与香港市场热火朝天的炒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基金经理们却表现得相当清醒，他们在纷纷减持港股尤其是红筹国企股。
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总部在纽约著名金融区公园大道旁一幢大楼里，占据了最高的几个楼层。接待处引人注目地铺设着以老虎为主题的大幅地毯。置身在宽大简洁的办公室中，透过四周玻璃幕墙，曼哈顿下区尽收眼底。
我告诉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罗伯特•;;塞特隆(Robert Citron)对香港市场及红筹国企股的看法。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大力沽售香港股票市场。按照自由现金流量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测算，我认为绝大多数香港股票的股价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纳华证券中国证券研究小组强烈建议沽售红筹国企股，地产及银行研究队伍也发出减持地产、银行类股票的建议——当时香港股票市场以地产及银行股票为主导，它们占据了恒指近70%的市值。
当时香港股票及资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最后的惊人的疯狂程度。以下是一些表征：
——张新楼认购证的转手价达250万港币；
——任何一家三四线股(垃圾股)传出被红筹企业收购的消息后，股价当天就暴涨100%至200%；
——每天十大上升股票排行榜中，70%以上为红筹国企股；
——红筹国企股的狂飙，交易量的激增使得红筹国企股的证券分析员需求大增。曾与我同事的红筹国企股分析员的年薪在短短一年间急增三倍，至150万港元。
我们相信，泡沫破灭的危机已近在眼前。绝大多数市值较大的红筹股如上实、光大、北控、天津发展、中远国际、中国招商的股价已反映了今后几十年通过注资活动而可能维持的高速增长，而这样大规模的注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投资者对红筹股公司管理层抱有的期望过高。红筹公司多是经营多种业务的集团公司，期望红筹“大班”迅速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不切实际的。这里有红筹“大班”的学习过程，也有集团内部的磨合、适应过程。在西方，投资者一般不愿买控股公司股票，控股公司股票的价格常常处于低于其净资产值状态。
谈话中，罗伯特•;;塞特隆不停地记笔记。我看见他眼神发绿，像闻到血腥的鲨鱼。
罗伯特•;;塞特隆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他相信许多股票的股价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当时的恒生指数水平约为14000至15000点。“注意”这个词有深意。对一个管理100亿美金的宏观对冲基金掌舵人来说，朱利安•;;罗伯逊每年都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大规模的基金运作要求他们捕捉足够大的趋势，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往往不能提起老虎基金的兴趣。因为个别股票哪怕表现很好，也很难根本性地改变基金的总体表现。“注意”香港市场，意味着香港可能成为老虎基金全球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朱利安•;;罗伯逊看到香港可能发生一个老虎基金从中获巨利的大趋势。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在我的陪同下，老虎基金一行人对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考察。
上海是我们内地考察之行的一站。在访问完上海船厂(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之后，老虎基金分析员查尔斯•;;安德森表示认同我在纽约时向他们所作的对于红筹国企股的分析。“这家厂根本不值这些钱(股价)——船生锈了，工人们在聊天。”安德森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沽空对象。”罗伯特•;;塞特隆说。“如果你们沽空，但股价仍然上升，怎么办？”我问。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特别是当众多资金疯狂追逐所谓的“概念”股时。
“我们会沽空更多！”罗伯特•;;塞特隆不容置疑地回答。
当天中午，我和罗伯特•;;塞特隆在外滩和平饭店八楼吃午饭。天气不错，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外滩和黄浦江的景色尽收眼底。
罗伯特•;;塞特隆同我聊起他的经历。在成为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以前，他在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集团(Fidelity)负责新兴投资市场达四年之久。他经历了众多闻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如1990年沽空日本市场及1994年沽空墨西哥比索等等。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老虎基金从1990年开始沽空日本市场，直到当时为止，当年沽空的股票仍然持着空单。1991年1月，日经指数(Nikkei 225)曾冲至39000点水平，而到1997年我们在上海谈话时已下跌到16000点水平，暴跌约60%。空单持有时间如此之长，实在是因为有超出一般的大胆、坚定和耐心。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研究之上的。
老虎基金的另一个重要部署是沽空日元。这与看淡日本经济及沽空日本股票市场相关。因日元利率接近于零利率，借贷成本极低。老虎基金向金融机构大量借贷日元，然后将日元借款兑换成美元，用美元购入美国或俄罗斯国债。当时俄罗斯国债回报率奇高，年回报率达50%(投资风险也很大，1998年俄罗斯国债市场崩溃之时，投资者损失惨重)。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有名的“携带交易(carry trade)”。如果用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则如果日元兑美元继续贬值，或者美国国债利率保持高于日元借贷利率的状态，携带交易者都将获利。
考察结束，我回到香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与老虎基金分析员多次作了关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讨论。我向他们提供了纳华证券中国股票研究小组按照现金流量分析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及“隐含超值”(“Implied Surplus value”)模型对红筹国企股股价的分析及原始数据。我们认为股价高估50%以上。老虎基金的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反复核实，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背景：1997年10月风波
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在横扫东南亚之后，金融危机开始掠过香港。
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 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新兴投资市场的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货品结构雷同，所以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可能。邻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使得港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1997年8月14日、15日两天，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不寻常地快速下跌，港元远期汇率也相应下跌。市场上发现一些对冲基金大手沽空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击，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回来，逼迫货币投机商在极高的贷款(投机)成本下平仓。
事后看来，这是对冲基金的一次测试。尽管香港金管局看似初战告捷，但香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弱点已经暴露：同业折息因银根抽紧而飚升。
香港的汇率制度采用联系汇率制，是“货币发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的一种形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核心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行某一数额的本土货币时，该批货币必须要有同等价值的外币十足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行。以香港为例，香港金管局规定1美元兑换7.8港元，相应地，每发行7.8港元，就必须有1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
联汇制于1983年10月17日开始实施。香港三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中国银行发行货币时，必须根据1美元兑7.8港元的汇率，向香港金管局交付美元以换取负债证明书(Certificate of Indebtedness)作为所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样，三家发钞银行可凭负债证明换回美元。金管局向银行体系保证，所有银行在金管局结算户口内的港元均可按1美元兑7.8港元水平自由兑换。
联汇制对香港10余年的货币稳定居功至伟，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先天缺陷。
尽管香港流通的现钞有100%的美元外汇储备作支持，银行存款却并非如此。金管局收到1美元的抵押后，才容许发钞银行发行7.8港元现钞。在这基础货币之上，银行可通过信贷以倍数制造存款。1997年之时的香港流通中现金加各种存款总计超过1.7万亿港元，而外汇储备量折合港元低于7000亿。很显然，若港人对港元信心丧失，要求将手中港元兑换成美元，联汇制是守不住的。
而且，在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因为联汇制所设计的机制，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将飙升。货币运行局制度在危机时难以发挥自动套戥功能。尽管香港金管局规定银行能向其按照1美元兑7.8港元的兑换率拆借港元，但这主要局限于三家发钞银行。就是发钞银行亦难以频繁地大规模地通过贴现窗(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向金管局拆借港元，以避免被金管局罚息警告。对于其他非发钞银行来说，同业拆借市场近于瘫痪。整个金融系统将难以运转，股市亦将面临大跌的风险。
1997年10月下旬，市场上又见大手沽空港元期货，港元远期汇率风险溢价急升，从而推动银行间同业折息利率上升。为了重挫炒汇投机者，金管局抽紧银根，当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度曾飚升至300%(按年率折算)。高息尽管增加了炒汇投机者的成本，但是亦重创股市。市场上沽盘如潮，在1997年10月下旬，恒生指数狂泻4000多点，更在10月28日创下日跌1400多点、跌幅13.7%的纪录。
过了10月，对冲基金主要注意力转向拉丁美洲和韩国，香港股市出现了一段令人意外的平静期。但是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
访港旅客量和投资者透支率是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前者被看做香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后者被看做股市走势的反向指标
1998年初，我离开纳华证券，转到美国培基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担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
1998年1月至2月，市场保持着表面的平静。我与老虎基金仍保持着联系，他们密切关注香港多项重要的经济和市场指标变动，其中特别重视访港旅客量(Visitor Arrivals)及投资者透支率(Margin Debt Ratio)这两个指标。
本来对于我来说，访港旅客量仅仅是追踪香港经济与市场所需观察的十几个综合指标之一，但是在老虎基金的影响之下，我发现，访港旅客对香港经济影响巨大。
访港游客直接关系到香港的外汇收入，而外汇收入是香港货币发行的原材料。据我个人统计，旅游业占据香港服务出口(Export of Services)40%以上，对稳定联汇制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访港旅客消费对香港GDP贡献巨大。从表面上看，根据香港旅游协会统计，访港旅客消费对GDP有6%的贡献；但如果考虑其对经济非直接的乘数效应，据我估算，其对GDP值的贡献不低于12.5%。
此外，访港旅客还是经济的领先指标，通过访港旅客量可基本推断出另一重要经济活动指标零售消费(Retail Sales)的趋势。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十分之高。
老虎基金关注的另一重要指标是投资者透支率(投资者透支额/投资者投资总额)。由于香港证券交易所没有这方面的正式统计数据，我只能根据培基证券的数据对整个市场情况作出估算。投资者透支率可显示股票市场的亢奋程度。比如说，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高峰期时投资者透支率很高。蓝筹股的融资比例大约是70%至80%，红筹国企股甚至三四线股的比例亦达到50%至60%。
证券公司通常十分愿意为投资者提供股票融资服务，因为边际利润率十分高，对客户的借贷利率往往是最优惠利率加三个百分点，由于其借贷成本是同业拆放利率，利差(Spread)可高达5～8个百分点。
一般来说，当透支率达到超乎寻常的时候，股市的调整可能为时不远了。因此，透支比率是一个反向指标(Contrary Indicator)。从实证数据考察，美国历次股市泡沫要爆破前，投资者的透支利率都先期达到高点。
更重要的是，过高的透支率会加速股市调整。比如说，当利率上升时，股价会趋跌，证券公司将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从而迫使大量客户斩仓，加剧跌势。这对以沽空为主要手段的对冲基金十分重要。他们最喜欢速战速决。
一张大单：老虎基金的对冲手法
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
1998年5月，老虎基金交给培基证券一张大单，委托培基购买1.5亿美元香港电讯股票。一般来说，这样大的单都有一些要求。比如，不超过每日交易量的15%和价格不能高于前一日收盘价的2%等等。后来机构销售部的主管Ian Dallas告诉我，这是他见过的最大一张单，用了一个星期才执行完毕。其实，由于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当大，老虎基金下单金额都相当大。通常情况一张买单的金额在1亿～1.5亿美元，一张沽空单在5000万～7500万美元。通常，如果基金经理喜欢某个分析员的研究，会通过其工作的证券公司下单，这就是所谓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Commissions)，相应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一般都免费送给目标客户。在证券行业，分析员的报酬是同其研究受欢迎程度挂钩的。一个明星分析员一年的收入二三百万港元不是一件稀罕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张买单而不是卖单。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事后看来，这宗单的构思十分精巧：其一，老虎基金预期港元同业折借利率会大幅上扬，持有大量现金的香港电讯会直接得益；而且高企的利率对银行及地产会打击很大，但对当时拥有垄断地位的香港电讯的业务影响不会很大。其二，购买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用股亦是老虎基金沽空对利率及经济周期敏感的地产股、银行股的对冲。
我记得老虎基金购入香港电讯的成本约为13港元。到1998年8月，许多地产、银行等蓝筹股大跌时，香港电讯还企稳在15港元水平。
插曲：与索罗斯基金的一次会面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1998年7月24日，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约我去他们在香港的办公室会谈。接待我的是量子基金全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罗德尼•;;琼斯和分析员本•;;德索玛，他们的问题像机关枪扫射过来。尽管对香港市场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
刚从中国内地考察归来的他们认为，面临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效益极其低下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而人民币将在近期(指一到三个月)内贬值。他们的论据是人民币同其他亚洲货币相比已严重高估，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影子价格(黑市价)已贬值8%左右(1美元兑9元人民币)。而我的看法是，某些地区人民币黑市价的贬值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币官价。从经济的基本因素分析，人民币在中短期非但没有贬值压力，而且有升值压力。我的主要论据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份额当时超过40%)，出口单位成本大大降低，竞争力在增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隐含人民币有升值潜力；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及充裕的外汇储备能支撑人民币汇价。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宏观对冲基金的立体战术
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香港的资产泡沫及联汇制的内在缺陷为对冲基金提供至少四大投机机会：沽空港元期货；沽空港元利率期货、沽空恒指期货；沽售恒指期权；沽空港股。
沽空港元期货是最重要的一环。沽空港元期货需要完成下述三个步骤：
——以港元利率从跨国银行借入港元；
——将借入的港元以市价卖出，购入美元；
——将购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
当港元对美元汇价贬值时，或者港元利率与美元利率息差扩大时，港元期货的沽空者可以获利。
按照保值利率等价论(1＋港元利率)=(1＋美元利率)×期货价/现汇价，远期港元汇价的下跌会导致即期利率大涨。从实证考察角度，假定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是某英资银行，当对冲基金在远期市场沽空港元买入美元时，该英资银行是在远期市场沽出美元买入港元。为了对冲港元期货风险，该英资银行不得不在现货市场卖出港元来换入美元以对冲。这就是所谓的“掉期交易”。而在现货市场上，该英资银行的交易对手是香港金管局，则港元供应会减少，利率也就自然上升。如果其在现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是另一家商业银行，则港元因供求关系面临贬值压力。为了提高港元的吸引力，银行不得不提高港元存款利率。港元拆息也会因此上升。
而利率期货又同恒指期货、期权及港股息息相关。当利率趋升时，对利率相当敏感的港股会趋跌。恒指期货及期权亦相应趋跌。
因此，以我的理解，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
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当整个市场还处于“疯狂”看好状态时，渐渐地沽空一些极度超买的股票，是一种比较稳妥和隐蔽的策略。据我所知，不少宏观对冲基金在恒指处于15000点至16000水平沽空不少红筹国企股和地产股，然后，再渐渐地沽空利率期货及恒指期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就靠那几架战机就能反败为胜，为什么这么厉害
山本五十六是一个赌徒，但没有赌彻底，偷袭珍珠港，就没敢进行第二次打击，当时美军的航母其实没有能力对日军构成威胁，日军当时的航母无论从舰载机与飞行员都是当时最一流的，只是南云忠一这个棒槌没有全局观念，日本的两轮空袭并没有实质性的对美军太平洋舰队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山本再派出一支舰队，由战列舰，潜艇及航母组成的打击舰队，紧跟在偷袭舰队之后，在两轮空袭后，再装弹配合战列舰特混舰队，美国太平洋舰队必会被毁灭性的打击。南云的胆小，山本的不敢摊牌。注定会让美国这头雄狮越早的怒吼。珍珠港偷袭后唯一没有兴奋的就是山本，因为他知道，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作为山本本人明知日本的资源工业远远落后于美国，把美国拖入战争，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为什么不一次性打个彻底，唯唯诺诺的瞻前顾后失掉了赌徒的本性，把美国太平洋基地彻底打成废铁状态，是能拖延太平洋战争失败的时间。能像栗林那样，客观的对待美国战争资源的雄厚，也可能会让他失败的会来迟一点。从战后所发现的资料表明，珍珠港事件其实是一场能源战，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日本因为美国对其实施石油禁运而采取的极端措施。 美国希望通过卡住能源供给来遏制日本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匮乏，能源短缺因此成为其称霸世界的致命弱点。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末90％的国内石油需求来自于进口，而其中85％来自于当时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美国。 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在亚洲大陆已经进行了四年战争，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显然对美国的远东利益构成了威胁，然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也使当时的罗斯福政府左右为难，孤立主义分子认为，一方面不能向世界上受战争威胁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也不能对侵略国家实行经济制裁。而且，在英国政府以及美国国会的压力下，罗斯福总统被建议不能在太平洋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以免今后无法向盟国提供援助，而且这也会导致公众注意力转移，无暇顾及希特勒的侵略计划。 1940年7月，美国通过《出口控制法案》，这正好给罗斯福总统找到了一个报复日本在亚洲肆意扩张的借口。当日军于1940年9月开始入侵印度支那北部时，罗斯福总统借助该法案对日本实施废铁和钢材出口禁令。不久，他又实行航空燃料和润滑油禁运，声称这些物资只能出口到英国和其他西半球国家。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思索，并开始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日本军方，尤其是军队高层，自从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对外交政策施加了很多恶劣影响。同时，军队高层也是支持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主要力量，他们主张延长在中国的战争，并进一步向亚洲南部进军，从而实现其能源自给的帝国梦想。1940年夏天，公爵近卫文磨担任日本首相。近卫内阁一方面默认军方在亚洲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与美国达成和解。然而，近卫内阁授权军方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基地，并与德、意签署三国盟约，这使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无法在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 1940年冬季，英国跨大西洋能源供给线遭到德国潜水艇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因此越发关注事态发展。1941年4月，德国攻占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并在克里特岛和北非重创英军。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下令延长美国在大西洋的中立区，并将巡航线进一步向东延伸，以防止希特勒进攻。5月，罗斯福总统宣布进一步增强该地区潜艇追踪和护航的力度，并调遣太平洋舰队增援大西洋舰队，美国因此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华盛顿因此将支援英国置于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 东京方面的政策这时也开始左右摇摆。近卫内阁派亲美的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向华盛顿提出一些新的谈判要点，国务卿赫尔同意探讨这些计划，然而经过50次秘密会晤，最终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拒绝就细节展开进一步探讨，他们提出谈判只有在日本同意“四项原则”的条件下才能继续进行。日本则认为这四项原则无疑是美国在谈判方面所设置的障碍，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石油储备的下降迫使日本政府做出与美国交战的最后决策 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署了令世人震惊的《日苏中立条约》，6月，德国开始攻打苏联。这些事态的发展最终促使日本军方高层确信他们不会与苏联在伪满洲国边境地区发生正面冲突。美国开始停止从东海岸和其他一些港口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政府则开始进行秘密会谈，日本军方高层与近卫首相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向日本天皇提议向亚洲南部继续扩张，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天皇对此也表示同意，于是入侵马来西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香港地区的计划开始实施，同时日本还开始着手准备与美国、英国和荷兰交战。但是具体的期限并没有定下来，与美国的谈判仍在继续。 7月24日，在法国维希政府勉强同意之下，日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关键要塞。26日，罗斯福总统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所有的资产，同时向日本的石油出口只可通过许可证贸易方式。英国和荷兰政府也立即仿效美国政府的做法。历史文件并没有说明罗斯福总统对于做出该项决定所蕴涵的内在意义。从罗斯福总统幕僚的备忘录来看，总统只是试图通过石油许可证贸易作为外交手段，以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然而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则已经使得日本无法像以前那样支付石油美元。总之，这对于美国政府强硬派而言无疑是一场胜利，他们一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日本做出让步。 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日本因此只能动用其石油储备。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思曾经这样写道：“日本没有任何途径获取或者控制石油供给。石油储备的下降在促使日本政府做出与美国交战的最后决策。” 对于美军而言，罗斯福总统在这个时机做出的决策无疑是种失败。美国海军一直在强调美军在太平洋的劣势，相对于拥有10艘航空母舰的日本海军而言，美国航母只有区区3艘。而且美国海军一直敦促美国应该拖延与日本交战的时间，因为菲律宾军事基地的空军和地面部队力量尚未得到加强。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也一直向华盛顿发出警告，如果将日本逼入死胡同，日军将会做出没有任何暗示的猛烈还击，因为这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然而罗斯福总统依然坚持认为，尽管有些冒险，但这不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他的幕僚看似一致的看法更加促使总统认为战争依然十分遥远。即便日本攻打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也丝毫不会影响美国本土安全。 美国对日本实施财产冻结和石油禁运使日本大为震惊。战后出版的一些历史记录表明，日本当时已经陷入绝望。到1941年8月为止，日本石油储备只能维持日本陆军12个月、海军18个月。9月份提前召开的御前会议将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10月近卫内阁倒台，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任内阁首相。11月5日召开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促使犹豫不决的日本天皇对美宣战，除非在谈判最后一分钟取得外交解决的途径。 美国割断了日本的能源供给线，使得日本法西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 日本在谈判中佯装做出让步，表示同意立刻从印度支那撤军，然而日本一刻也没有放弃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战略，因此美日谈判举步维艰，然而与美国不断延期的谈判正好帮助日军部署完兵力。11月26日，日本又在印度支那攻占了一些地方，国务卿赫尔对此极为愤怒，在谈判中要求日军完全从中国撤出。 而罗斯福总统与其幕僚则一直通过截取日军无线电信号，关注日军的一举一动。但他们并不知道日军将会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行动。更糟糕的是，美国始终无法破译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密码。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战争灾难，演绎了一场人间悲剧。对于美国而言，不幸中万幸的是，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在日军偷袭的当天正好不在港内。然而对于日本而言，偷袭珍珠港最终表明是一场更大的失败，它正好给主战的罗斯福总统找到了对日宣战的最好借口，他再也不用说服国会以保护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名义向日本宣战，而本来对参战与否犹豫不决的美国人民也立即团结一致加入抗日行列。
日本参与了偷袭珍珠港的飞行员们，有多少活到了二战后？
具体数量没见过统计资料，但至少偷袭珍珠港的空中第一梯队领队——渊田美津雄（海军中佐军衔），也就是发出著名的“虎，虎，虎”电报的那个，还有第二梯队的领队源田实（海军中佐），这两个人都活到了战后，好象还在战后的日本航空队担任过职务。这两个人不但带队参与了偷袭珍珠港，后来还参加了中途岛之战。此战日本四艘航母全军覆没，飞行员伤亡大半，这两人居然都毫发无损，真是命大。
珍珠港这种军事重地，怎么会这么轻易的被日本偷袭得手？
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皇家海军的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夏威夷欧胡岛上的飞机场的事件。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是继19世纪中墨西哥战争后第一次另一个国家对美国领土的攻击。这个事件也被称为偷袭珍珠港或珍珠港战役。事件过程
11月26日，一支由六条航空母舰为主力的舰队在日本海军中将南云中一的指挥下离开日本开往珍珠港。途上舰队保持彻底的电波静默。除这六艘航空母舰外日本舰队还包括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三艘潜艇。此外还有八艘油轮和两艘驱逐舰只开到北太平洋等候。
12月7日早晨，该舰队的飞机轰炸了欧胡岛上所有的美军机场和许多在珍珠港内停泊的舰艇，包括那里的战列舰。地面上几乎所有飞机被摧毁，只有少数飞机得以起飞和还击。12艘战列舰和其它舰船被击沉或损坏。188架飞机被摧毁，155被破坏，2403美国人丧身。仅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爆炸沉没时就有上千人死亡。
这次战斗的第一炮和第一个牺牲者是美国一条驱逐舰对日本的一艘微型潜艇的攻击。那艘微型潜艇被击沉。日本一共出动了五艘微型潜艇，它们打算在空袭开始后对美国船只施放鱼雷，五艘船后来都被沉，其中只有四艘后来被找到。这五艘船上的十名水手中只有一人幸存，酒卷和男被俘，他是美国在二战中的第一个俘虏。
日本参加这次袭击的航空母舰是赤城号（旗舰）、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和瑞鹤号。这六艘航空母舰一共可以装载441架飞机，其中包括战斗机、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水平轰炸机，其中55架被毁。这些飞机分两波攻击。南云中将决定放弃第三波攻击而将主力撤回。
根据当事人报道和后来美国和日本军方发表的军事文件袭击珍珠港的过程如下：
3:42：一美国扫雷艇在檀香山港前发现一个潜望镜。
6:00：距珍珠港370海里的航空母舰企业号从370海里外派出18架侦察机飞往珍珠港。
6:10：南云中将得到攻击的命令后下令第一波起飞。日本舰队此时位于欧胡岛北220海里。
6:20：第一波的183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起飞飞向珍珠港。
6:30：一艘美国供给船在珍珠港外发现一艘潜艇。这个发现被传递给一艘美国沃德号驱逐舰，一架侦查机被遣往当地。
6:45：沃德号驱逐舰向潜艇发动攻击。潜艇被击沉。
6:53：沃德号驱逐舰报告攻击潜艇。
7:02：位于欧胡岛北部的一个雷达站在岛被132海里处发现不明飞机。
7:10：雷达站向空防司令部报告发现不明飞机的消息。
7:15：攻击潜艇的报告到达美军司令部。与此同时167架第二波日本飞机起飞。
7:20：美军空防司令部认为不明飞机是从大陆来的B-17轰炸机，他下令雷达站关闭。
7:40：第一波到达欧胡岛北岸。
7:49：第一波指挥官下达攻击令。
7:53：第一波指挥官向南云发送“虎！虎！虎！”的消息报告偷袭成功。
7:55—8:25：由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进行的第一波攻击。
7:58：美国海军向所有船只发出警告：“珍珠港受空袭，这不是演习！”
8:00：从美国大陆来的B-17轰炸机和从企业号起飞的侦察机同时到达珍珠港，但他们毫无准备，因此无法插手。
8:02：内华达号战列舰开始对从右舷攻击的飞机开火。两架飞机被击落。内华达号在尾部受一条鱼雷。内华达号是唯一试图逃出珍珠港的战列舰，但它多次中弹后不得不在沙滩上搁浅以防止船沉没。
8:08：KGMB电台中止其节目号召所有军人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
8:10：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前部弹药库中弹爆炸，亚利桑那号在9分钟内沉没，80%船员阵亡。
8:12：夏威夷最高指挥官沃尔特·肖特向整个太平洋舰队和华盛顿报告：“与日本的战斗由一次向珍珠港的袭击开始。”
8:17：美国驱逐舰海尔姆号是第一艘开始对珍珠港内潜艇攻击的美国船只。
8:26：檀香山的救火队报告三人死亡和六人受伤（可能是被防空炮的子弹击中）。
8:39：一架水上飞机在港内发现一艘潜艇和对它开火。
8:40—9:15：轰炸机的攻击。
8:40：一艘美国驱逐舰与一艘日本潜艇相撞并开始投深水炸弹。潜艇受伤后上浮。一个地方电台报道日本空袭。
8:50：第二波攻击指挥官下攻击令。
8:54：第二波攻击开始。54架轰炸机和78架俯冲轰炸机进行攻击，36架战斗机保护制空权。
9:00：一艘荷兰的远洋轮是第一个参加战争的同盟者。
9:15—9:45：俯冲轰炸机进攻。
9:30：港外和岛北的船只受到攻击。
从9:45开始：进攻减弱。
10:00：第一波飞机回到停在岛北180海里的舰队。
11:15：夏威夷总督在电台中宣布整个夏威夷领地进入戒严状态。
11:46：有人报告日军在欧胡岛登陆。
12:10：美国侦察机飞向岛北但未能发现任何敌机或敌舰。
12:40：夏威夷总督和美国总统同意在夏威夷引入战时法并建立军政府统治。
13:00：日军飞行队队长与南云中将讨论进行第三波攻击的可能性。
13:30：南云下令返航。
16:25：夏威夷总督签署战时法。
袭击珍珠港的目的是为了（至少暂时）消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主力。山本五十六本人认为一次成功的袭击只能带来一年左右的战略优越性。从1931年开始日本与中国交战，此前日本占领了满州。从1941年1月日本开始计划袭击珍珠港以取得战略优势，经过一些海军内部的讨论和争执后从年中开始日本开始为这次行动做训练。
日本计划的一部分是在袭击前（而且必须在袭击前）中止与美国的协商。到12月7日为止，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中的外交官一直在与美国外交部进行很广泛的讨论，包括美国对日本在1941年夏入侵东南亚的反应。袭击前日本大使从日本外交部获得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并受令在袭击前（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将它递交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但大使人员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很长的国书。最后这篇宣战书在袭击后才递交给美国。这个延迟增加了美国对这次袭击的愤怒，它是罗斯福总统将这天称为“一个无耻的日子”的主要原因。山本上将似乎同意这个观点。在日美合拍的电影虎！虎！虎！中他被引用说：“我恐怕我们将一个沉睡的巨人唤醒了，现在他充满了愤怒。”这句话山本本人可能从未说过，即使如此他似乎的确如此感觉。
实际上这篇国书在日本递交美国前就已经被美国解码了。乔治·马歇尔在读过这篇国书后立刻向夏威夷发送了一张紧急警告，但由于美军内部传送系统的混乱这篇电报不得不通过民用电信局来传达。在路上它失去了它的“紧急”标志。袭击数小时后一个年轻的日裔美国邮递员将这张电报送到美军司令部。
背景
日本从1941年中开始向东南亚的发展引起了这个地区主要强国的不安，十年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发展的不满顶多局限于递交外交抗议书，但1941年7月美国、英国和荷兰殖民政府对日本宣布禁止向日本运输战略物资，尤其是钢和石油。这一步对日本的经济和军事都有威胁，其目的是迫使日本限制它在东南亚的活动，回到谈判桌边。罗斯福下令让舰队驻扎在珍珠港（由于它离日本比美国西海岸要近得多，因此它对日本是一个直接威胁）也是这个目的。罗斯福认为这个决定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当理查逊上将对这个决定提出抗议时，他将理查逊解雇。但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反应似乎只是加强了日本军方的决定，占领和利用这个地区。日本的石油产量很小，而提炼的石油的储藏更少，因此禁运对日本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日本政府决定占据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资源作为对禁运的回答。他们不能假设，假如他们开始行动了，美国会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是山本五十六考虑事前消灭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的原因。
他袭击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的主意是实现这个战略目的中的一个战术步骤。日本资料显示山本于1941年初开始考虑袭击珍珠港。数月后，在做了一些预先考察后，他被批准开始准备这个行动。日本海军内部有强烈的反对这样一个行动的力量。山本威胁，假如这个行动被中止的话，他将引退。1941年夏，在一次由天皇亲自出席的帝国会议上，这个行动正式被批准。11月，在另一次天皇亲自出席的帝国会议上，出兵太平洋的决定被批准。在11月的会议上还决定，只有在美国完全同意日本主要要求的的情况下才放弃这次行动。
直接结果
就其战略目的而言，对珍珠港的袭击从短期和中期的角度来看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它的结果远远超过了它的计划者最远的设想，在整个战争史上，这样的成果也是很罕见的。在此后的六个月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无足轻重。没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威胁，日本对其它列强在东南亚的力量可以彻底忽略，此后它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太平洋西南部，它的势力一直扩张到印度洋。
长期影响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珍珠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彻底的灾难。事实上，计划珍珠港的山本上将本人预言即使对美国海军的袭击成功，它不会，也不能赢得一场对美国的战争，因为美国的生产力实在太高了。日本的主目标之一是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但当时没有一艘在港内：企业号正在返回珍珠港的路上，列克星顿号数日前刚刚开出，萨拉托加号正在圣地亚哥维修。世界各地的海军和其他观察家都认为，将美国大多数战列舰创伤作废是这个战役的最大的成果。没有了这些战列舰，美国海军只有依靠它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实际上当时美国海军只有这些舰船了，而这些舰船也是抵抗和后来反击日本的主要力量。后来证明将战列舰摧毁的作用远比预想的要小得多。
最重要的可能是珍珠港事件立刻将一个本来意见不齐的国家动员起来了。它将美国团结起来，一起要战胜日本，它可能也是后来盟军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原因。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不论当时日本只是击中了修理蓬还是击中了航空母舰，对珍珠港的袭击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日本战败的命运。
历史意义
这场战役是有历史决定性意义的。由于日本未能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只有一个小的军事作用。但即使日本击沉了美国的航空母舰，从长远角度上来看它还是不能帮助日本。这次袭击彻底地将美国和它雄厚的工业和服务经济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轴心国在全世界的复灭。此后盟军的胜利和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支配性地位都是由此及彼的。
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对珍珠港的袭击标志着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海军主力的转折点。但世界海军强国对这一点一直到后来珊瑚岛战役和中途岛战役后才明白过来。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真正原因
人们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原因众说纷纭。从战后所发现的资料表明，珍珠港事件其实是一场能源战，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日本因为美国对其实施石油禁运而采取的极端措施。
美国希望通过卡住能源供给来遏制日本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匮乏，能源短缺因此成为其称霸世界的致命弱点。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末90％的国内石油需求来自于进口，而其中85％来自于当时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美国。
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在亚洲大陆已经进行了四年战争，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显然对美国的远东利益构成了威胁，然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也使当时的罗斯福政府左右为难，孤立主义分子认为，一方面不能向世界上受战争威胁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也不能对侵略国家实行经济制裁。而且，在英国政府以及美国国会的压力下，罗斯福总统被建议不能在太平洋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以免今后无法向盟国提供援助，而且这也会导致公众注意力转移，无暇顾及希特勒的侵略计划。
1940年7月，美国通过《出口控制法案》，这正好给罗斯福总统找到了一个报复日本在亚洲肆意扩张的借口。当日军于1940年9月开始入侵印度支那北部时，罗斯福总统借助该法案对日本实施废铁和钢材出口禁令。不久，他又实行航空燃料和润滑油禁运，声称这些物资只能出口到英国和其他西半球国家。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思索，并开始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日本军方，尤其是军队高层，自从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对外交政策施加了很多恶劣影响。同时，军队高层也是支持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主要力量，他们主张延长在中国的战争，并进一步向亚洲南部进军，从而实现其能源自给的帝国梦想。1940年夏天，公爵近卫文磨担任日本首相。近卫内阁一方面默认军方在亚洲进一步扩张，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与美国达成和解。然而，近卫内阁授权军方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基地，并与德、意签署三国盟约，这使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无法在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
1940年冬季，英国跨大西洋能源供给线遭到德国潜水艇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因此越发关注事态发展。1941年4月，德国攻占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并在克里特岛和北非重创英军。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下令延长美国在大西洋的中立区，并将巡航线进一步向东延伸，以防止希特勒进攻。5月，罗斯福总统宣布进一步增强该地区潜艇追踪和护航的力度，并调遣太平洋舰队增援大西洋舰队，美国因此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华盛顿因此将支援英国置于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
东京方面的政策这时也开始左右摇摆。近卫内阁派亲美的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向华盛顿提出一些新的谈判要点，国务卿赫尔同意探讨这些计划，然而经过50次秘密会晤，最终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拒绝就细节展开进一步探讨，他们提出谈判只有在日本同意“四项原则”的条件下才能继续进行。日本则认为这四项原则无疑是美国在谈判方面所设置的障碍，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石油储备的下降迫使日本政府做出与美国交战的最后决策
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署了令世人震惊的《日苏中立条约》，6月，德国开始攻打苏联。这些事态的发展最终促使日本军方高层确信他们不会与苏联在伪满洲国边境地区发生正面冲突。美国开始停止从东海岸和其他一些港口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政府则开始进行秘密会谈，日本军方高层与近卫首相在一次御前会议上向日本天皇提议向亚洲南部继续扩张，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天皇对此也表示同意，于是入侵马来西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香港地区的计划开始实施，同时日本还开始着手准备与美国、英国和荷兰交战。但是具体的期限并没有定下来，与美国的谈判仍在继续。
7月24日，在法国维希政府勉强同意之下，日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关键要塞。26日，罗斯福总统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所有的资产，同时向日本的石油出口只可通过许可证贸易方式。英国和荷兰政府也立即仿效美国政府的做法。历史文件并没有说明罗斯福总统对于做出该项决定所蕴涵的内在意义。从罗斯福总统幕僚的备忘录来看，总统只是试图通过石油许可证贸易作为外交手段，以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然而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则已经使得日本无法像以前那样支付石油美元。总之，这对于美国政府强硬派而言无疑是一场胜利，他们一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日本做出让步。
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日本因此只能动用其石油储备。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思曾经这样写道：“日本没有任何途径获取或者控制石油供给。石油储备的下降在促使日本政府做出与美国交战的最后决策。”
对于美军而言，罗斯福总统在这个时机做出的决策无疑是种失败。美国海军一直在强调美军在太平洋的劣势，相对于拥有10艘航空母舰的日本海军而言，美国航母只有区区3艘。而且美国海军一直敦促美国应该拖延与日本交战的时间，因为菲律宾军事基地的空军和地面部队力量尚未得到加强。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也一直向华盛顿发出警告，如果将日本逼入死胡同，日军将会做出没有任何暗示的猛烈还击，因为这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然而罗斯福总统依然坚持认为，尽管有些冒险，但这不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他的幕僚看似一致的看法更加促使总统认为战争依然十分遥远。即便日本攻打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也丝毫不会影响美国本土安全。
美国对日本实施财产冻结和石油禁运使日本大为震惊。战后出版的一些历史记录表明，日本当时已经陷入绝望。到1941年8月为止，日本石油储备只能维持日本陆军12个月、海军18个月。9月份提前召开的御前会议将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10月近卫内阁倒台，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任内阁首相。11月5日召开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促使犹豫不决的日本天皇对美宣战，除非在谈判最后一分钟取得外交解决的途径。
美国割断了日本的能源供给线，使得日本法西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
日本在谈判中佯装做出让步，表示同意立刻从印度支那撤军，然而日本一刻也没有放弃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战略，因此美日谈判举步维艰，然而与美国不断延期的谈判正好帮助日军部署完兵力。11月26日，日本又在印度支那攻占了一些地方，国务卿赫尔对此极为愤怒，在谈判中要求日军完全从中国撤出。
而罗斯福总统与其幕僚则一直通过截取日军无线电信号，关注日军的一举一动。但他们并不知道日军将会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行动。更糟糕的是，美国始终无法破译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密码。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战争灾难，演绎了一场人间悲剧。对于美国而言，不幸中万幸的是，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在日军偷袭的当天正好不在港内。然而对于日本而言，偷袭珍珠港最终表明是一场更大的失败，它正好给主战的罗斯福总统找到了对日宣战的最好借口，他再也不用说服国会以保护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名义向日本宣战，而本来对参战与否犹豫不决的美国人民也立即团结一致加入抗日行列。【选自《世界博览》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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