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高语阳
12月27日，江西省委书记尹弘主持召开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
政知君注意到，尹弘12月7日出任江西省委书记，此前他担任甘肃省委书记。这次是尹弘履新以来首次与省内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
会上，尹弘指出，市委书记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对于“关键少数”，尹弘还提出了6点具体要求。
政知君注意到，近期，几位新任省委书记都对“关键少数”提出了要求。
“关键少数”曾写入二十大报告。12月28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指出，坚持从“关键少数”抓起严起，必须盯住领导干部，督促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
对“关键少数”提6点要求
《江西日报》报道，会上，各设区市市委书记和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作了发言。大家结合本地实际，回顾主要工作成效，对做好明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尹弘认真听取发言，不时询问细节、交流看法，就市委书记更好履职尽责提出要求。
资料图
尹弘具体提出了6点要求：
要涵养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要争当改革发展的行家里手，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调查研究作为“看家本领”，摸实摸透产业发展的痛点、经济循环的堵点、企业发展的卡点，抢抓发展机遇，完善工作思路；
要厚植为民造福的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当前特别要稳妥有序执行“乙类乙管”政策；
要守牢安全稳定的基本底线，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要凝聚团结奋进的工作合力，坚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带头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旗帜鲜明为干事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要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持续营造更加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政治生态。
二十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将从严惩治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12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坚持从“关键少数”抓起严起 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纠治“四风”》。文中指出，必须盯住领导干部，督促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领导干部是一个地区、单位作风建设的“领头雁”，要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
“关键少数”当前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文中写道：
随着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一些领导干部疲劳厌战、松劲懈怠的情绪有所抬头，嘴上说重视、行动轻飘飘，责任落实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要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坚决克服“小节论”“行业特殊论”“影响经济发展论”等错误认识。
“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谁违反了就要严肃处理谁，对领导干部尤其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文中还写道，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自重自省，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监督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对党的二十大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带坏队伍、搞乱风纪的从严惩治。
新任省委书记紧盯“关键少数”
政知君注意到，除了尹弘外，新任辽宁省委书记郝鹏也与省内12位市委书记一起座谈，并强调“关键少数”作用。
《辽宁日报》报道，12月8日，辽宁省委召开市委书记座谈会，辽宁省委书记郝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1月28日，郝鹏出任辽宁省委书记，此前他担任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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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等12市市委书记和沈抚示范区负责同志先后发言。
郝鹏在讲话中指出，各级干部要振奋精神，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气魄，主动担当、奋发有为，一级带着一级干，形成比学赶超、争先竞进的浓厚氛围和发展态势，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此外，12月27日上午，浙江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十五届省委第一轮巡视综合情况和十四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并作相关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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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会上指出，巡视办要与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密切配合，形成监督合力，紧盯“关键少数”，定期督促整改、持续跟踪进展、动态分析成效，将严的主基调始终保持在日常、提升在平常。
易炼红于12月7日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此前他担任江西省委书记。
资料| 江西日报 辽宁日报 浙江日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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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是谁？
张庆伟，男，汉族，1961年11月生，河北乐亭人，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员。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和部长工作职能是什么？
职责：
1、直接对上级负责，贯彻执行上级下达的管理指令，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关系；
2、督导保健部各岗位工作流程，以及各项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的落实；
3、制定部门的培训计划，提高部门员工业务素质和技师的技术及考核。
中国部长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提名，经投票表决决定，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为国务院副总理，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为国务委员。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席2969人，缺席1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会议。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竺主持。大会执行主席李玉妹、李锦斌、陈全国、陈求发、陈豪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以上内容参考?-部长
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编辑本段会议背景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
[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编辑本段会议目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
[会址]
会址
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会议讨论通过了 《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
编辑本段参加人员
[八七会议(参议人员)]
八七会议(参议人员)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
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编辑本段会议议程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
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
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
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请大家讨论。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然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在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过热烈讨论，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苏兆征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
会议还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1]
编辑本段会议历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址内会场实景]
会址内会场实景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编辑本段会议内容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编辑本段主要意义
[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
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主要影响
八七会议会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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