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波主场“外交热”，蕴含着机遇的方向）
不久之前，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来到中国。老挝，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不只是老挝，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访华，其中一半是亚洲国家，还有不少是中国的近邻。
为什么亚洲国家之间的互动如此频繁？
这不是巧合。在中国与越南、巴基斯坦、蒙古国、老挝的会谈中，“合作”“发展”都提了不下十次。
随着密集行程走进大家关注视野的，还有很多亚洲国家经济的亮点，这其中蕴含着机遇的方向。
在今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不少亚洲国家展示出了韧性，经济增速位居世界前列。
根据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最高的主要经济体将来自亚洲。
而刚刚来华的几个亚洲国家，虽然经济体量不算大，但今年的经济增长也都有亮点：
今年第三季度，越南经济增速高达13.7%，蒙古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3.7%，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这也难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更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在日益黯淡的全球经济中，亚洲是一个相对的亮点。
这个黯淡，说的是全球有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陷入经济衰退。亚洲创造出这样的发展机遇，不容易。当前能阻滞亚洲复苏的问题实际不少：
冲突和紧张的地缘形势，粮食、能源、债务多重危机同时显现，扭曲国际准则的脱钩断链论。
但亚洲仍能率先复苏，是因为亚洲身处于一个能守住机遇且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在今年出现更为复杂的国际安全博弈的情况下，发展还能否成为共识，这对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成为了一个问号，但亚洲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却很坚定，始终抓住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消化了“地区争议”这一次要矛盾，一切问题不说迎刃而解，至少不会跑偏。
受俄乌冲突影响，法国奥尔良一家玻璃器皿厂暂停运营，装配线上空无一人
就在各国访问中国期间，美国副总统又跑到了东南亚，美国还派出军舰在南海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想在亚洲内掀起风浪。亚洲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议不假，但南海问题也是看待亚洲国家发展共识的试金石。
就在不久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之际，各方将“继续保持自我克制”，其中就包括来华访问的越南和老挝。
当其他地区在安全利益上纠缠不清之际，大部分亚洲国家选择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共识，守护稳定的发展环境。
哪怕是安全环境相对复杂的中亚地区，这样的共识也成为一种默契。有两个亚洲国家在同时加入上合组织时，曾有过一个表态，不会将两国70多年来久久未决的边境争端带进上合组织。
今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
结果就是，把安全逻辑凌驾于发展逻辑之上的欧元区国家，有约一半预计会在2023年面临经济衰退。相反，抓住地区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亚洲，则继续成为了世界经济难得的星光。
西方国家把安全的逻辑凌驾于发展的逻辑，这不稀奇，从几十年前他们就在这么做，更是没少在亚洲地区施展，这也是让很多亚洲国家能够形成共识的一个很大因素。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发生地区争端最少的区域之一，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与之对应的，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过去20年间，在三大全球经济板块中，亚太板块占全球GDP的比重从约27%上升到了37%。美国则从30.5%下降到了24.1%，欧盟从26.5%下降到了17.9%。
爱之，利之，益之，安之。
在此番越南和老挝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相比总共提了5次的“安全”，“发展”这个词提了33次。以发展为引，以安全为基，找寻机遇的方向就不会走偏。
机遇，来自亚洲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亚洲奇迹”也正是由此应运而生。
“奇迹”的难得之处就在于，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安全问题的冲击下，仍能保持韧性和活力。
机遇从哪里来？那些今年来访亚洲的域外国家很能说明问题。
最近，许多其他大洲的国家都在向亚洲寻求合作。最突出的，当属法国，今年不仅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还用多种语言发推文称要“共同建设”这个地区。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
法国的诉求，也很直接，联合亚太地区应对供应链中断——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这让谭主想到了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中的一句话：
西方不习惯向他人学习。但一年来从应对危机到解决危机，事实已经证明欧洲需要向亚洲学习，因为亚洲具备从危机中快速恢复以及不断发现新机遇的能力。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观察的一个关键坐标。在当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和欧洲之时，只有亚洲，经济总体增长依然保持积极。
危机后的10年里，亚洲市场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发展，2018年亚洲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三分之二。但一个重要变化是，亚洲制造大国制造的商品也正更多地在当地被消费，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降低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
亚洲的心得，可以用这样一句话形容，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亚洲自贸协定的数量已经占到了全球自贸协定的一半。亚洲近60%的贸易都发生在邻国之间，其相互联系正在越来越密。
当前，作为欧洲的主要制成品供货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之下的全世界供应链问题，亚洲也只是有波动但无大碍。最直观的就是看交货时间。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泰国的交货速度比全球平均水平要快。
2022年11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突破2万列
这背后是扎实的经济结构，以及转型升级中，不断释放的新增长动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显示，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在最初通过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站稳脚跟后，开始不断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这一目标转型。
过去20年间，低技术制成品在亚洲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东亚和东南亚出口最多的行业已经囊括了电信、化工、机械和电器、汽车等行业。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和越南正是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跻身全球最成功新兴经济体。
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都会用西式的逻辑反问，现在，越南出口额已经开始超过中国主要出口中心深圳，未来不会逐步取代中国制造的地位吗？实际情况是，亚洲的发展逻辑不是非此即彼那一套。
越南不仅不是取代中国，反而跟中国联系越来越密。
就拿越南出口较多的两类产品，电子产品及配件和机械制造来说，越南的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从中韩进口的生产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换句话说，越南出口越多，从中国进口就要越多。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并且不断加大对越南投资。今年前10个月，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总额在对越投资的103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增至第四，仅次于新加坡、日本和韩国。
回望亚洲一路的发展历程，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不断挖潜机遇，并没有按照一种标准，走模式化的道路，反而是在走出各自道路的过程中，自主性越来越坚定。
发展模式没有标准答案。反观一些主动或者被动选择所谓普世模式的国家，现在的发展机遇又有多大？
亚洲已经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带。对这句话，也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就具体国家来看，当前，GDP排名世界前20的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国家，只占到了5个。
从发展程度来看，仅G7国家就占到了世界GDP的40%，发达国家依旧占到了世界GDP的56%——亚洲，仍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简言之，亚洲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并不高。
我们常说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代表的是潜力，也是差距。
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板，经济发展也是如此，而亚洲经济薄弱的短板在最不发达国家身上。
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全球46个最不发达国家当中，有9个在亚洲。刚刚来华访问的老挝，就是其中之一。
老挝人口只有700多万，经济总量大约200亿美元，规模和中国的一个地级市相当。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仍然挖掘出了一条通向机遇的通道。今年，老挝的一项经济指标在全球范围内都称得上亮眼。
谭主根据IMF最新世界经济数据整理了一份过去10年各国货物出口变化量平均值，发现，老挝冲到了前五十。
作为东南亚唯一一个内陆国家，老挝被崇山峻岭围绕，交通运输极其不发达，却在世界出口贸易的榜单上跻身前列，巨大的反差背后，正是一次补齐短板的“逆袭”。
变化，出现在过去一年，老挝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变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这就是去年正式建成通车的中老铁路，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的国际铁路。在此之前，老挝境内的铁路总里程是4公里。
“澜沧号”动车组列车通过隧道内的中老边界线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中老铁路开通仅一年，货运量就突破1000万吨。
巨大的增长空间带来的是，老挝极有可能在2026年从最不发达国家“毕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显示，从长远来看，老挝的总收入增长将高达21% ，这个数据，放眼整个东南亚都是很亮眼的。
老挝的秘诀，是发展基础设施。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释放发展潜力，也是亚洲国家补齐短板的方式之一。越是人口稠密的国家和地区，基建所能发挥的公共效益也就越大，而东南亚国家的人口稠密程度，甚至比中国还高。
亚洲国家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一直基建薄弱，一方面是西方殖民时期并没有真正留下什么，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大都地形复杂。仅中老铁路，就穿了167座隧道，架了301座桥梁，工程量相当于半座港珠澳大桥。
2021年7月5日，中老铁路最长桥梁蓬通特大桥竣工
中国，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答案藏在细节里。
翻看最近中泰两国和中老两国分别发布的两个声明，相隔12天，却有一个词，默契呼应，中老泰联通发展构想。
实际上，中老铁路向南延伸，正是中泰铁路。这条从老挝出发的机遇延长线，沿途穿过泰国的一些自由贸易区，抵达泰国首都曼谷，目前正在建设。
示意图
再往前看，还有一个细节被很多人忽略。开启本轮访华热潮的首个国家，是越南。在中越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有一项，被放在了具体合作的第一项，中越并轨，这意味着越南铁路开始全面跟中国接轨。
说到这儿，一条横贯亚洲的铁路动脉，泛亚铁路的骨干路线，拼图正在越来越完整，机遇也将能顺着铁轨串联起更多的地区。
示意图
这条线路，从云南昆明出发，西线连接缅甸，中线连接老挝、泰国，东线连接越南，几乎贯通东盟国家，再连接上中欧班列，就会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最终将彻底改写亚洲内陆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方式。
于亚洲而言，继续团结彼此，主导自身命运，才能真正补齐短板。毕竟能代表亚洲利益的，只有亚洲。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面向未来，亚洲是否仍将凭借21世纪的发展机遇，乘风而上？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指出：
有人说，企业家既是短期的悲观主义者，又是长期的乐观主义者。如果没有居安思危意识，企业不可能办好；如果没有对长期趋势的积极预期，企业也不会发展壮大。
对这一席谈有感悟的，恐怕不仅仅会是企业家们。
十八大后中国外交有什么时政内容
冷战思维将彻底成为历史最近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可以预计，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更加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
比如，在国际和各国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介入，提出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在打击跨国间有组织犯罪的问题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已经开始定期发表报告，协助或施压各国政府的相关工作；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已经而且可能更多地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展调查和提出指控，假使后者被认为实施了严重的犯罪方针；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生日益增大的约束力。
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
把握国际制度的这种演进趋势，对于中国有着重要价值。20世纪初期，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是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发出独特而强大声音的关键一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从弱到强、由受动者到定价方逐步转换的日程碑；二十国集团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形成，尤其是它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扮演的监管、改造和协调角色，以及有关各方对中国关键位置的强调，提示着中国人在塑造国际体系方面的一种新工具和自我能力提升的一种新途径；中国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坎昆回合的贡献，体现出中国作为能源大国、排放大国、贸易大国、创新大国和决策大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所拥有的巨大潜力与推动力量。
未来，中国会继续朝着国际主要制度和规则的充分参与者和重要发言权的方向迈进。毫不夸张地讲，几乎所有主要国际制度离开中国的参与，它们的代表性和功能发挥会越来越受到质疑；反过来，离开与这些重要国际规则和制度的积极互动，中国也可能比从前有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心博弈
未来中期时段内，中国将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靠拢，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以避免主导权的旁落。因此，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中国周边和国际范围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形成若干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它们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货币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另一种概率相当大的形态，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它决策份额，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较量，包括各种结盟与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一大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的同时，自身不断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
这里须特别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必然性与复杂性，看到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60年前在“二战”结束背景下确定的“五常任加十非常任理事国”的结构确实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这才有了激烈角逐、明争暗斗的安理会改革议论和各方博弈。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国家，中国务必要有全面的统筹考虑和相应的战略策略。例如，必须考虑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入常”后的实际影响，考虑广大发展中区域普遍代表权的实现，考虑与其它常任理事国的协调与磨合关系，尤其是考虑中国维护自身利益和承担全球责任之间的平衡点。
“硬实力”和“软实力”齐头并进
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而军事关系则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强大而首要的位置。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上和重大争端的解决方面，军人一直是决策圈子的核心成员，军费开支始终占据国家预算的最重要部分，国防和对外军事干预的开支从来是大国优先安排的内容。
未来几年，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和新的要素介入，令传统的军事、外交、商务等交往手段的重要性顺序发生复杂的改变。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一定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
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加大了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地区热点事务中调解作用的增强，安理会决议的特定威慑力和道义影响力的提升，各个地区联盟的安全对话与协调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更大互动。
从长时段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趋势是，战争使用的禁忌在增多，军事的权重和使用便利呈现下降势头。这方面，美国给出了最好的教训：这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超群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务的愿望和能力依然强烈而有力，但美国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失败到处可见，支撑美军战斗力的财政资源受到更多约束，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而“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性等因素被迫放在更高的位置。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趋势的政策性、战略性含义在于，一方面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和东亚国家，中国要对传统强权国家压制中国崛起的危险有足够防范，对本地区冷战遗产的处理有足够手段，包括军事手段、贸易手段在内的各种硬实力应当继续按照既定目标建设和强化；另一方面，也要对国际法和外交的日益活跃和各种新形态有充分的认知和掌握，逐步建立与强盛起来的“硬实力”相适应的“软实力”，尤其是逐步发展基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各种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
拓展高边疆范围，经营周边关系
从世界各国成长的历史比较，在综合实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大国的拓展会逐步朝向高边疆的范围。这里所说的“高边疆”，指的是超越物理疆界的空间和领域，是特定大国力量的延伸和新的重要利益的获取方向。比如，国际关系历史上，英国崛起的过程伴随着大量的海洋探险事业，美国壮大的同时深耕出广阔而丰饶的拉美“后院”，苏联鼎盛阶段在东欧和蒙古围绕其核心产生了一批“卫星国”。即使是较小一些的中等强国和地区大国，也有类似的举措。例如，南非在非洲南部广泛维和并推动该区域的经贸合作，土耳其在西亚和地中海东部竭力打造其影响力范围和力量基础等。
在日益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周边的扎实基础，没有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没有自身向心力的基轴，即便一时有世界大国的气象也无法持久。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应当有意识拓展“高边疆”，向设定的目标国和地区提供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外援和国际公共产品，努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人文领域刮起“中国风”，留下中国印记和增强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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