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的新政及其破产-排行榜大全

“新政”的内容：

一是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和巡警部等中央部门；

二是改革兵制，训练新军，筹建武务学堂，裁汰绿营和防勇；

三是改革学制，提倡新学，1906废除科举考试；

四是奖励工商、兴办实业，颁布《商律》、《预备仿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

结果和作用：

新政既没有起到加强清朝统治的效果，也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已有新的气象和起色。虽然新政的最终结局是失败的，未能挽救封建专

清末新政破产的原因？

一、政府的根本态度——漠视时代发展潮流。

所谓“ 潮流” , 是比喻时代或社会发展的趋势。关于历史 “ 时代” , 列宁在对“ 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解释说 “ 一般说,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 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 、“ 人民运动是一般的民主运动, 也就是说, 就其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接下来就讲述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清政府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新时代，又是怎样顽灵不化的。

1、所处时代与变法政治背景

中国近代社会中每一次重大发展几乎都与列强的侵略有直接或者间接的重大关系。开议会、定宪法本是维新派人士的基本主张，但是在百日维新被血腥镇压后，全国朝野上下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对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立宪之事自然也无人再敢提及。直到1901年清政府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打击，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希望其担任“以华治华”的职责，改变一下过于腐败的制度，以便稳固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

2、清政府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新时代的

1901年后帝国主义一致认为“认真改革才是最好的办法”最高决策者内部已无阻力或者至少不会有人会公然站出来反对新政。腐朽的清政府经历多次侵华战争、不计其数的人民起义，一次次给晚清敲响了丧钟，败于八国联军后，连刘坤一也说，“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清政府只有采取新政才能提起他们拥护的信心。另外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增强，其与清政府紧密联系的上层希望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被迫实行新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立宪问题”也逐渐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1901年慈禧太后西安上谕新政，亦称“变法一事，关系慎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

就这样直到1905年7月，清政府承认，“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时效未彰。”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且认为“日以立宪胜，俄以专制败。”“国民之中，主张激烈之革命论者，日益蔓延。

3、清政府是怎么的跨不进新时代的大门（既是怎样的顽灵不化的）

很明显，清政府期望立宪达到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清政府的立宪也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的，直到最后一刻，也即是灭亡的前夕。

种种形式的运动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 促进了国家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立宪运动推动着清政府预备立宪, 而预备立宪就标志着清政府承认了封建专制制度业已破产, 着手改革, 逐步向君主立宪制。然而清政府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骗局性。

汉族实权大员的请愿清政府一般是答应的，就像1863年曾国藩、李鸿章因反对购买的舰队进入长江并要其解散，在内外见困时期清政府怕汉族大员再起义于是全部答应其要求。1905年7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清廷当即发出谕旨予以首肯。到了1910年发动的三次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的要求没有实现，尤其是17位督抚的请求依然未果。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武昌起义一爆发，多省以独立呼应。

二、立宪派的行动的努力使民智已开

“民智未开”曾经被康梁变法不发动群众和不尽快立宪、开国会的借口，在立宪时期，对立宪很为不利的是政府也动辄以民智未开为借口,阻挠破坏立宪运动。因此, 他们一直把启迪民智当作立宪运动最迫切的一环来抓, 想尽一切办法搞好。

1、立宪运动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主义觉悟。

“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而其规模之宏大、成效之显著、影响之广泛, 又非维新运动所可比拟。如果说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开端的话, 立宪运动就应当称之为世纪初叶的思想大解放时代”，除原有的《东方杂志》、《新民丛报》, 立宪派还创办了许多新的期刊, 如《中国新报》、《大同报》、《政论》、《国风报》、《自治学社杂志》、《预备立宪公会报》、《宪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等。这些报刊都以鼓吹立宪, 普及宪政知识, 开启民智为宗旨。如《时报》“ 著论恒斤斤然以专制立宪政治之得失为比较,盖欲摧挫专制之末运, 奖翼宪制之新机, 不厌反复详言之, 使政府与国民咸洞悉其所以然之故, 灼然而无所疑, 而一般之心理皆趋向于立宪政治之途, 以奥论而造成事实。”

立宪派就是以这些报刊为阵地, 本着这样的宗旨, 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政治制度, 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立宪的目的、意义和进行方法, 国民的权利和义务, 等等。他们根据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卢梭等人的理论强调指出专制国家与立宪国家绝然不同, 前者为“ 君主私有之国家” , 后者为“ 君主立宪派还大提倡设立法政讲习所、法政学堂和各类普通学堂, 向青年和成年人进行宪政知识教育。

为了开启民智, 立宪派翻译编辑出版了上百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学、行政、财政、政党、历史、教育著作, 其中重要的有《国家学纲领》、《政治原论》、《万国宪法志》、《万国官制志》、《英国宪法史》、《英国制度沿革史》、《共和政休论》、《政治学新论》、《四大家政治学说》、《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万国宪法比较》、《宪法研究书》、《宪政论》、《日本宪法义解》、《日本预备立宪过去史实》《现今世界大势论》等。这些著作一出版, 就风行海内, 销售一空。他们自己也编写了多种阐释资政院、谐议局和地方自治的通俗读物, 广为宣传。与大造舆论的同时, 立宪派领导了三次大的全国性的国全请愿运动, 利用各种方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动员宣传, 有些地方己经深入到农村。

经过立宪派的努力, 人民的“ 国家思想日盛”，昔日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的东西, 如今已成为口头禅了。封建官僚赵尔丰承认“ 自宣布立宪以来, 外间官势日缩, 民权日张, 每议一事, 权利之间, 丝毫不肯退让, 由来已非一日。此次川人皆以立宪国民, 但能根据法律, 不妨竭力以争。”又说“ 白立宪之说鼓吹, 人人有自由观念”。人民民主觉悟的提高, 主要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广大知识分子群体、青年学生、开明官员和地主, 部分市民、工人和农民身上, 并不包括绝大多数下层劳动群众。即便如此, 也是十分了不起的变化与进步了。

另外，在立宪派的推动下，清政府制定宪法, 否定了封建的无限君权制, 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有限君权制。推翻了封建的集权制, 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分权制。人民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争得了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中央的资政院、地方的诸议局尽管没有如同西方议会那样完全的立法权, 带有过渡临时性质, 但毕竟是初级形态的代议机关,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不经其议决, 中央和地方政府不能颁布法律, 国家与地方的预算、决算、税法、借贷外债、增加人民负担, 都要经其通过认可并有权纠举弹劫各级行政官员。种种努力都提高了民主主义觉悟。

2、宣传了爱国主义, 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

立宪运动自始至终都充满着爱国激情, 它勃发的最大动因就是起于图救危亡之问题救国为前提, 立宪为目的。立法派认为, 列强俱都实行了立宪、民主制度, 互相勾结, 共同侵略中国, 中国在世界上极其孤立, 同时又是专制政体, 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拥护, 因此屡屡被列强挫败, 丧权失地，已成未亡将亡之国。“ 欲于处必死之地而求其生, 是则必须明定宪法, 七下相维, 以吾通国之财之力结合为一, 以御外侮。” 立宪派在舆论宣传国内人民要御悔图强，在行动上也积极组织，先后组派三次大规模的立宪请愿活动。大大解放了被禁锢的思想。

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运动的推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思想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外国资本主义不断破坏中国的自然经济，国内商品市场不断扩大。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不少人流入城市，1880年上海人口仅仅107812人，到了1922年增加到了1250000人。甲午战争后，空前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先进的人们发出筹办近代企业、抵制日货、自保利权的呼声，广大人民群众被帝国主义侵略激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勤给政府假立宪从根本性上不是资产阶级改革，但客观上毕竟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与压迫。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到1911年，新设厂家491家，商办企业达百分之七十六点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实力的增强。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发动和推动了抵制日货、收回利权运动。其中1904年资产阶级宣传的抵制美货，并大力宣传：“可鼓民气，可结民力，可兴商业。可联络各国，为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可依靠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失利权。”

在行动上，尤其是1904年，清政府与美帝国签立限制华工续约，使不少资产阶级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慢慢走向革命道路。效果还非常明显，1900年惠州起义与1895年的广州起义反响有大的不同。孙中山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同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之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也。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等人的不懈努力，使革命思潮迅速萌芽与发展。

激进的革命派及其思想宣传，促进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致使清政府在灭亡最后期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也不能阻其凶猛发展之势，何足挂齿一个寿终正寝的清政府。

总之，在客观上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原因与政府的根本态度，立宪派的行动的努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阶级运动的推动等相关。以上三项是统一的，三项的共同进行都致使中华民族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民主意识的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共同将清王朝推向了坟墓。

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原因除了上述几点外，与清政府自身政策的也相关，在新政时期的经济措施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文化教育措施又开启了民智，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传播，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大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统治阶级用于镇压人民起义的新军，在革命时期转向了革命的一边，成为清王朝直接的掘墓人，这些都是清政府所未想到的。另外，在慈禧死后，后继者秉承使“皇位永固”的顽固思想，把握不住社会发展大趋势。曾组织三次大规模群众上书的各省咨议局联合发表《宣告全国书》，揭露清朝统治者以立宪为名，实行专制，宣告对立宪“希望绝矣”。

立宪运动的失败，是清政府无勇无能的结果，它的固守使它难以迈开关键一步，最后失去了迈步存活于世的机遇。它的所为证明了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但这个骗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推动的民族民主思想的发展成为时代转变的转折点。

为什么清政府实行新政破产，反映了怎样的时代背景？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1．清末“新政”的推行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迫于内外压力，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2．清末“新政”的破产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连在华外国人也觉察到了。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清朝末年为什么实行新政，却又失败了？

1. 目的:维护清朝统治、挽救民族危亡

1901年4月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但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而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巩固皇权。因此“新政"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后也未能挽救清王朝，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重了危机，最终走向失败。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真正目的在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编练一支掌握近代枪炮的新军。因此，新政非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因筹措庞大的练兵费用和对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

2. 结果

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统治的实质，而只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并不能满足人民对民主的要求。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签订了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 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满清政府进行改革，但改革内容多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雷同。

这是清末新政的时代背景。而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统治的实质，而只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并不能满足人民对民主的要求。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拓展资料：

1，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展开。

2，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_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3，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4，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5，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签订了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满清政府进行改革，但改革内容多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雷同。这是清末新政的时代背景。

而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统治的实质，而只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并不能满足人民对民主的要求。

1901年启动的清末新政，单就内容而言，应该说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其实际推行过程中，却逐渐招致民众愈来愈多的反感、怨恨乃至直接的武力抗拒。

1，官员尸位素餐

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包括裁撤冗衙、整饬吏治、修订律例、编练新军、创办巡警、振兴实业、废科举、兴学校等。1905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宪政”预备措施，如官制改革、设谘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

新政开始后，看起来似乎颇为热闹，但在实际执行时，各级封建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时人忆述：那些中央各部的“大小官僚每日到部，只是签到、划知、盖章例行公事，大多对政事一无所知，真正懂得条例拟具办法的只有部里的书办”。1899年10月6日，慈禧召见盛宣怀时就曾抱怨：“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不肯说真话。”从当时各地督抚的奏折来看，几乎无不表示赞成并认真推行，但事实上，有些督抚实际上并不赞成，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的张人骏即是其中的一个。

张人骏之所以对新政多持否定的态度，一是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二是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王朝有利。他反对派员留学，认为将败坏人心，助长革命。

2，苛捐杂税激增

中央的新政费用向各省摊派，各省的新政费用向州县摊派，最终无不落到一般百姓头上。一方面是庚子赔款下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津贴、办公费用激增，恣意挥霍享受。各级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

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改革措施争相出台，可是钱花了一大把，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不仅原有的粮银、盐税、茶税等纷纷加重，并且在各省又陆续新增赔款捐、地捐、随粮捐、房捐、铺捐、纸税、果税、肉税、煤税等名目。

这样，自然使清朝政府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处在更加紧张、更加尖锐的状态中。1908年2月28日，芬兰人马达汉在甘肃兰州游历，明显地感觉到当地官民间的对立情绪：“由于害怕引起不满，甚至最有益的改革措施也常常被弃之不顾。例如设想从黄河装一个引水管入城……但城里约300名挑水工都是四川人……他们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骚扰和攻击衙门。对官员来说，还是避免骚乱为上策。更重要的是，他的三年任期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而不是全省百姓的地位通过有益的改革得到改善。发生一次暴乱，就足以说明他的无能，并毁了他的前程。”

浅析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的四个要点

3，改革与财力脱节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

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力主宪政的端方也在私下感叹：“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够，何论其他！”法国陆军部档案载，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认为“至少可以说，帝国政府决定速建三十六个师和改组海军，而没有考虑到如何维持每年如此巨大的资金开支，是缺乏一点英明远见的行为”。

4，官场奢靡依旧

尽管财政拮据，清廷奢华靡费依旧。1909年，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紫禁城内动工兴建了名为水殿的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四周开挖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的四角各接三层六角亭一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水殿以铜作栋，汉白玉砌成，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玻璃墙的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清晰可见。

当时借新政改革想方设法从中揩油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

各地的新式学堂，不乏滥竽充数者。清末曾在成都求学的郭沫若记述，当时他是慕名从家乡来到成都，进入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堂，很快大失所望。“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西学课程方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他回忆：“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什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什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

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想方设法安插亲友，结党营私。即使如留学归来的所谓新派人物唐绍仪也在其列，曾任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的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属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他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任命的四百个人中，有三百五十个是他安插进来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即当时人所称的“民变”，也愈益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陡升到266次。最后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