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李定国更多地从抗清大局出发，而郑成功却往往把自己经营的闽海利益置于首位。这是郑成功目光狭隘，只知道切身利益的结果。其次有一点，这里面也有一个派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郑成功不去救援，派系之见估计要起一定作用。他们派系的差别引起郑成功不去支援李定国，而且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想考虑到大局，不会考虑大局利益，更不会去救李定国。
为啥郑成功不愿意和李定国会师反清？
大明延平王郑成功，开拓台海，功在千古，矢志抗清，至死不渝。数百年来一直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无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狭义的汉民族角度。
郑成功作为大明的孤臣孽子，和晋王李定国一样居功至伟，并为彼时守护华夏、力挽天倾的两根擎天之柱。
大明延平王：郑成功
镇江之战，郑成功以步克骑，一万五千清军被杀得只剩千人，南京的驻防八旗伤亡惨重；战后郑军一度直抵南京城下，满清顺治帝福临几乎想要亲征应战。而整个长江战役，这也是抵抗满清暴虐民族征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曾令清廷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
厦门之战，郑成功以三万水军大战号称20万的清水陆大军，歼敌万余，全歼其福建水师，斩杀数十名满洲八旗高级将官，数百八旗军被成建制俘虏。战后满清不惜放弃万里海疆，搞出臭名昭著的“迁海令”来遏止郑成功的发展。以一人一军敌亿兆之国，海外孤忠，不外如是。
这两场大捷，和李定国的衡阳之战一样，也是持续数十年的明清战争中，歼灭八旗人数最多的几场战役，和明末时砍几百个八旗人头就算空前难得“大捷”，再不可同日而语。
而郑成功驱逐荷兰，开拓台湾的功绩，中华儿女人尽皆知，从当时看虽更多是战略转移，开拓新基地，而遗惠至今，已足以奠定其万世不可移的历史地位；从后世角度，可说郑成功是明清之际无数人杰英雄中，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没有之一。
然而，郑成功在当时后世，也因“私心自用”屡被非议，作为南明史权威著作，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中对此严厉批评，认为郑成功视本集团的利害高于抗清大业，一心只为割据自雄，才多次拖延失约，不肯出兵配合李定国，令反攻两广大事不成，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
大明晋王：李定国
岂不知郑成功不愿和李定国合兵而屡屡失约，与其是说他自己的私心，不如说更多是有明一代的严苛政治所致。虽然他当时名义上奉了永历皇帝为君上，但郑氏是隆武皇帝最大拥立者这一事实无法改变，郑成功用以号令三军的“赐姓招讨大将军”，俗称“国姓爷”，皆是隆武皇帝所封。
而隆武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子传下的远支藩王，连明成祖朱棣子孙都不是。论血统，远远不及万历帝亲孙的永历帝近，在绝大部分永历帝支持者看来形同篡逆。
隆武皇帝殉国后，其弟称绍武皇帝，还曾和永历皇帝兵戎相见，大战一场，被清军乘虚夺了广州，亦殉国。而此时有记载，郑成功还私下拥立了淮王朱常清为东武皇帝，只是当永历皇帝使者来招抚时，迫于当时形势才取消了。所以对永历帝政权，郑成功是有洗脱不了的“原罪”的。
从百年前于谦于少保等拥立代宗的臣子遇害起，就彻底证明了大明臣子于国家社稷功劳再大，若在拥立问题上站队错误，也是万劫不复。
是以从郑成功的角度，是绝不能将自己势力置于永历帝这方麾下的，就算他本人再忠心大明，郑氏再多部将也绝不答应。
若永历帝真的反清成功，或至少实现稳定的南北对立，则郑氏必遭清算。只需一个御史上书发难，便必然群臣群起而攻之，令郑氏一门万劫不复。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永历帝给郑成功许下再多保证，双方都不可能相互取信，绝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品德为转移。
大明永历皇帝：朱由榔
这场病因，早从靖难之变和夺门之变就种下了。在皇统问题上站错了队，是什么悲惨下场，大明臣子都明白。当靖难之变，竭尽忠心于一个朱姓皇帝，却会落到妻女家眷被野蛮蹂躏、世世代代打入贱民的境地时，大概就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在兵败国危、大势既去时，还愿意对其中某位朱皇帝誓死竭忠了；
当夺门之变，于谦一个对大明帝国、对朱明皇室皆有再造社稷恩德的大功臣，仅仅因为皇帝对他的怨恨，以“「意欲」迎立外藩”罪就被杀害、家属流放戍边时，扪心自问，又还有多少人，愿意再对这样的皇室去效忠，步于少保后尘呢？
导致李定国郑成功双方未能合作的原因，是什么？
李定国和郑成功是明末清初时期致力于抗清的两位杰出将领，他们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西南战场和东南战场上给了清廷巨大的杀伤。南明诸多将领中，清廷最为忌惮的就是他们两个。在抗清过程中，郑成功主动在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联络永历政权合作抗清，“藩遣效用官李景往广西约会师期”，此后双方便通信频繁，但是在具体合作上却雷声大雨点小，所谓的“郑李同盟”中郑成功、李定国一生都没有实现会师抗清的目标。
郑成功和李定国不能实现合作抗清，论者多归咎于郑成功并非真心抗清，并且在与李定国联络期间还和清廷展开谈判，给人一种两边跳梁的印象，似乎“拥明”的表象下，有行私下割据之想法。不过如果细看的话会发现郑成功所谓的“和谈”，只是以谈判的名义，先扩大自己的实力，更好的反抗清廷。细看谈判过程，就会发现郑成功的要求不断加码，从索要三府做为屯兵之地再到三省地盘以养兵发展成要像高丽一样做藩属国，实际上只是郑成功为了防止和谈成功而采取的步骤。
而郑成功对待和议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也”，因为在谈判前，清廷攻破中左卫（今厦门），掠走了大量郑氏集团的财富，“运我黄金八十万，银百万云云”，在和清廷虚与委蛇的谈判中，郑成功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征集兵食和饷银，史书记载比比皆是，缓兵取饷的目的非常明确。《从征实录》里就有这样的不少记载：“以和议故，分遣各勋镇就漳、泉派征乐助兵饷，遣督饷都督黄恺追晋南地方饷二十万。”“遣中权镇黄兴、前冲镇万礼统领辖镇进入龙岩地方，征饷二十万。”“遣前锋镇赫文兴、北镇陈六御、右冲杨朝栋等率辖镇往惠安、仙游等地方，征饷三十万。”
郑成功
郑成功打着谈判的旗号，公然在漳州、泉州等处征饷，而清廷的福建官员害怕自己被扣上破坏和谈的大锅，面对郑成功肆无忌惮的征取财富，只能干瞪眼，所谓“藩分遣各提督、总镇就漳、泉、福、兴等地方派兵助饷。以和议未定，虏兵无敢阻抗，追遣益力”，等到后来连清廷都知道受了郑成功的蒙骗，反对与郑成功和谈的声音越来越大，清廷最后只能决定以武力征服郑成功。《清世祖实录》里“福建提督总兵官杨名高奏言：‘郑成功虽经就抚，而奉诏不恭，衣冠如旧，且纵兵焚掠，侵扰延建等处，情甚叵测。’”
所以，综合史料来看郑成功的反清立场并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对配合李定国确实也很不热心，就比如在永历八年（1654年）的九月初，李定国去信要求郑成功发兵南下，与其一起攻打广东新会，使义军形势连成一片，在信上希望在十月十五日之前会师，但是郑成功偏偏在十月十九日才让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发水师增援，次年五月才到达指定位置，但当时新会战役已经结束，李定国已被清军击退，这样的配合实在失之于敷衍。
在新会战役会师失败后，郑成功致信向晋王李定国致歉，讲到自己不能如期会师，“某实有罪焉”，但是细看这封信却有坑害李定国嫌疑，例如这一部分：“今援粤之精锐已悉来闽，且檄援全粤水陆与某对衡，则粤东势必空虚，乘机袭取，正其时也。”
李定国
郑成功之所以不愿配合李定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郑成功热衷于北上战略，而李定国先占广东计划与其战略有一定冲突。
其实细看郑成功集团的整体战略，其实就是分四步走，以闽粤为根基、夺取金陵、划江而治、夺取京畿，而在实际行动上，也反映出郑成功对北上战略的热衷，具体行动有永历八年（1654年）郑成功支持张名振三入长江、永历九年（1655年）派忠振伯洪旭、及陈六御等远征舟山、永历十二年（1658年）的戊戌北征（途遇风暴，未果）以及永历十三年（1659年）的大入长江（此次北征对清廷震动最大）。估计在郑成功眼里看来，广东地处中国南方，即便是配合李定国占据广东成功，北上之旅也是困难重重，如果能一举攻下曾经做为明朝南都的南京城，夺取清廷赖以补充饷源的东南地区，形成割据之势，趁机北上直捣南直隶，岂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很显然北上攻取南京对郑成功更有诱惑力，当然不愿意将兵力配合李定国从广东展开攻势。
张名振
而郑成功的割据长江战略和永历政权部分高层也是一拍即合，并取得联络。比如说当时的秦王孙可望当时有“慨然经略中原之志”，让刘文秀率兵出师东伐，“诏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而据史书表明，张名振北入长江就是要和孙可望一起执行攻占长江流域的计划，张名振军在进入长江流域后，抵达金山题诗，上有“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之语，很显然这个秦藩便是指孙可望。由此可知，孙可望很可能和郑成功达成了北入长江的协议，对于李定国的直下广东不上心，也在情理之中。
二、永历政权内讧愈演愈烈，让郑成功缺乏与永历政权合作的信心，但利用永历政权牵制清军，达成其战略目的的意味非常明显。
就在永历九年（1655年）（这个时间点新会战役正在展开），郑成功接待永历政权的来使后，得知了永历政权内部严重分裂的事实，这就加深了郑成功对永历集团的负面印象，从其言语中就可以看出来。《台湾外纪》记载了郑成功的评论：“当此之际，内无贤相匡其君，而运筹帷幄乏其人；外有骄将，兵无纪律；又不积储粮饷以足兵食，谋扼险阻以图恢复，而乃恃功互党，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何以望中兴哉？”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到郑成功对永历政权态度非常消极，既然他认为自己的盟友不靠谱，当然不会全身心的与李定国合作。但是，为了自己的北上战略，要利用永历政权来牵制清军，所以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与永历政权联络。事实上郑成功之所以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选择大入长江，就是打探到清军主力忙于消灭永历政权，想趁东南空虚，一举占领南京，“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要不是郑成功大意兵败，战略几可达成。所以，郑成功在永历九年（1655年）之后，郑成功一心只想利用永历政权，更不可能与李定国真心合作了。魏源在《圣武记》里提到：“成功闻王师三路攻永历于云、贵，乃大举内犯江南，以图牵制。”
综上所述，郑成功和李定国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联合抗清，不但因为战略方向不同，而且郑成功也不信任永历政权。随着战局对永历政权越来越不利，永历政权逐渐被压缩至云南，双方联络更为不便所谓的联合就只能成为画饼了。
李定国与郑成功约定围攻新会，为何郑成功要拖延？
郑成功和李定国名义上都属于南明的地方大员和重要将领，实际上根本是两个系统出生，各为其主的大小军阀。他们的利益诉求就有很大差异，根本不可能好好合作。这就是郑成功不可能听李定国计划的原因。
现在很多人只是将郑成功看做一个壮志难酬的迟暮英雄，却没有想过他的出生、地位和核心利益是什么。
对于当时的郑氏集团而言，他们只是希望最大程度的保住自己在福建地区的商业利益。这种利益是老爹郑芝龙时代靠各种方法争取来的，更是因为明朝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衰弱所造成的。而拥有大量前明官员的清朝，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存在。双方 这一矛盾远远超过了剃发、称臣问题，一直反复纠结到后来施琅攻下台湾。
但郑氏这类以自身小集团为出发点的利益诉求，在明末绝非他们自己一家。李定国也是如此。作为农民军出生的他们，无论势力多大，都会遇到自己是匪的地位问题。无论大明还是大清，都不会希望这种势力存在下去。甚至于觉得他们比东南沿海软弱些的郑氏更加要命。
所以，无论是李定国还是郑成功，都需要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仔细斟酌不确定性极强的未来。如果你翻翻当时20-3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他们集团内其实有不少小势力、小头领先后投降了清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本身不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负责人，只需要为自己和少量部众思考未来。
但郑成功和李定国级别的人就不能如此了。他们管理着众多部属，也拥有很大的基本盘。让他们直接屈从于新兴的清朝，已经来不及获得自己或祖辈们奋斗争取来的权益。大量的前明旧臣已经捷足先登，三藩、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集团的人马也搭建了基础军事力量。他们再去投效，已经不可能获得很高的收益。
于是，两个人先后依靠两个南明小政权，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产业更多的郑成功希望继续拥有福建，只有军队的李定国则希望成为一方诸侯势力的顶梁柱。这就决定了他们各自效忠的南明政权的局限性。前者拘泥于福建和周围沿海，后者则是希望在西南安定下来。
他们的最大野心，不过是将清军赶到长江以北。保底标准是自己能够自给自足。如果为了对方的利益而牺牲掉自己手里的宝贵资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清朝开得出让他们满意的筹码，他们也会选择投诚。
你从郑成功对待广东潮汕沿海和浙江舟山盟军的态度就能看出端倪。这两个地方从明朝中期开始，就和福建的海商走私者有天然的竞争矛盾。郑成功被当时的人称为海贼，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潮汕地区的劫掠与杀戮。他对明朝的忠诚度问题，也能从他对待鲁王及其后裔的态度看出来。
所以，郑成功不配合李定国的计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双方只是迫于一个更大的压力而没有撕破脸皮。一旦清军的压力减少，彼此间的内讧争斗绝对不会少。正如鲁王、唐王和桂王三小朝廷之间的扯皮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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