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相似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前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什么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夏阳是汉代的县名，县治在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也有说是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的，我们不取。
关于司马迁为什么要写作《史记》的问题，他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说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就是说，《史记》是要通过记载和考察上起黄帝下至武帝三千余年间的历史，来研究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总结历代成功、兴盛的经验和衰败、灭亡的教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良现实政治的某些主张。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宏伟的目标。而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目标，这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自孔子以后，天下大乱，战争频仍，秦始皇虽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很快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西汉统一之初，最主要的任务又是采取各项措施巩固统治，还来不及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到了武帝时期，汉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同时又是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战争、民生凋敝、经济崩溃、思想禁锢，又都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司马迁要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来为现时的统治作借鉴，这是时代的需要。对此，他是很有信心、很自负的。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他以孔子写《春秋》自比，他要用“深切著明”的历史事实，来帮助人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达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改良现实政治的目的。
班固在《典引》序中引到汉章帝的一段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后汉书蔡邕传》中也记载着司徒王允的一段话：“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在他们看来，司马迁作《史记》，是作“谤书”，泄私愤。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司马迁对于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有深刻的认识，敢于进行无情的揭露，因而引起统治阶级的忌恨，这是不足为怪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史记》中的某些章节带有个人情绪，但是如果把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理解为发泄私愤，那就太狭隘了。至于作史以“扬名后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和《报任安书》外，还有《悲士不遇赋》一篇、《素王妙论》轶文一段，其他都已散失了。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十九(6)
有两个原因：
一，为了歌颂汉王朝。司马谈在临死时，曾对司马迁说，作为一名史官，别忘了著书歌颂西汉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司马迁自己也认为，对汉武帝的“盛德”和王侯将相大臣的功绩，作为史官如果不能记载、宣扬，是“罪莫大焉”。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人（现陕西韩城县）。生于公元前145年，死于公元前87年左右。从小受过良好教育，20岁时曾漫游全国。后当官，虽只是一个小官郎中，但负责保卫、扈从皇帝，接近武帝机会比较多，并因此得到汉武帝赏识；以后接父亲司马谈的班，充当太史令。太史令在当时是一个中下级官吏，负责天文历法，掌管、整理国家的图书资料。官虽不大，作为一般士人，能有这个位子，已经相当满足了。正因此缘故，司马迁对汉武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一心想通过拼命工作“亲媚于主上”。司马迁遭宫刑后，担任中书令，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天天在皇帝身旁。可见与汉武帝的关系非同一般。司马迁以“古贤臣”要求自己，爱岗敬业，一直是“尊宠任职”。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建元”是汉武帝的年号。“隆在建元”就是说汉武帝的功德达到了西汉诸帝的最高峰。
二，为了宣扬儒家思想。《史记》全书130卷，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达汉武帝之时，前后约三千年，共52万多字。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开始写《史记》，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完成。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三千年的通史，主要是为了探讨历代统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
艺，是指儒家经典。拾遗补艺，是指弥补儒家经典的不足之处。儒家经典发展到汉武帝时，数量庞大，内容烦琐，而且多半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很难为一般人所吸收。司马迁感到，如能继承孔子著《春秋》的传统，撰写一部系统的通史，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能更好地宣扬儒家思想，而弥补已有经典的不足。这是“拾遗补艺”实质所在。在宣扬儒家思想上，《史记》确实成为前无古人，独具特色的“一家之言”。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出于何书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讙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
后十馀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会窦婴言爰盎，诏召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於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盎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亡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箱，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泰常，密装治行。
后十馀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慰欧劾奏错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怒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年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先。邓先时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
赞曰：爰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已变易，及吴壹说，果於用辩，身亦不遂。晁错锐於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於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於篇。
拓展：
历史背景
一、 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 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选句原文：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选句译文：鄙人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鄙人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出处：《报任安书》/《报任少卿书》
作者：司马迁
朝代：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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