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时死于肺痨。
卡夫卡生平介绍，弗兰兹卡夫卡，生于1883年7月3日逝于1924年6月3日，二十世纪德语小说家。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荒诞绝望的超现实主义与无法被探究的卡夫卡的一生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 ”
1944年，17岁的马尔克斯在阁楼里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然后大呼：“ 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伟大征途。
卡夫卡，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写他实在是太难了。
在爱着卡夫卡的同时，也在痛苦着。
卡夫卡死后二十年，诗人奥登写到：“提到谁与我们时代的关系能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他们时代的关系相比，卡夫卡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
法国诗人、戏剧家保尔·克洛代尔的赞美更无保留：“除了拉辛，他对我来说是最伟大的，只有弗兰茨·卡夫卡。”
博尔赫斯受卡夫卡影响特别深刻：“最初我认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
村上春树也爱读卡夫卡，他的一本小说就叫《海边的卡夫卡》。
受到卡夫卡影响的中国作家也很多，有 残雪 、 格非 、 余华 等。
……
这个生前默默无闻，一个人孤独的生存着的卡夫卡，在他死后作品才被他的朋友整理发布出来，这一发布，就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自此，“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共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说，以及一些书信。
大概最著名的为《变形记》、《城堡》、《审判》……
其中《变形记》在发表一个世纪后，仍被公认为是最伟大最著名的短篇小说。
埃利亚斯·卡内蒂曾说：“卡夫卡的这个故事是永远不可能被超越的，不会再有任何别的“变形”或者“蜕变”的故事可以超越《变形记》。”
格里格尔，一个普通的旅行推销员，在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之后，他不再是家里的顶梁柱，悲惨地变成了全家人的负担与累赘。在忧郁与绝望中，格里格尔开始绝食，并在家人的嫌恶与放弃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这并不是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但一读开头，便能感受到卡夫卡那剑走偏锋的想象力，他完全不去解释这个变形过程，只是随着情节的推进，让人越来越感到恐惧与绝望。
读卡夫卡的小说，你只能看到绝望，无穷无尽的绝望，就如同自己也陷身于甲壳虫内，无法挣脱桎梏，只能看着自己的身躯一天天的脱落腐烂，最终陷入虚无。
而这种感觉，就是痛苦，无法自拔的痛苦。
仔细看卡夫卡的小说，其实没有任何系统性可言的， 他不带任何逻辑、不带任何理性去写小说 ，甚至可以想象，他只是一个人在他那逼仄的小房间里，将心里的所思所想写下来而已，只有写下去，他才能活下去。
可他的非理性却偏偏让人震惊，《城堡》那永无止境的长，《乡村医生》的完全非逻辑性，《骑桶人》的轻逸与自我消失，《变形记》让马尔克斯震撼的完全不加解释的变化过程，让后世多少作家嫉妒模仿疯狂。
世人爱卡夫卡，作家模仿卡夫卡，但他并不合我们所有人在一个世界，语言以及他的精神另构成一个世界，完全不合逻辑，只符合语言本身。
作家的童年阴影及人生经历都是后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喜欢去探究的东西，他们喜欢就其背后原因。卡夫卡的世界是灰色的，没有一点的色彩而言，和受他影响的余华的暴力死亡血腥风格完全不一样，卡夫卡的世界是阴郁暗淡的，似乎当你踏进这个世界，你能够马上感受到这份痛苦。
社会学家会认为那是周遭世界对他心灵的投影，但倘若真的这么想，那就太低估了卡夫卡的精神世界。
我认为，卡夫卡始终都是在他的世界写他自己，也大概也是他在生前不发表小说，死前还交代朋友烧毁他的作品一般， 他甚至不太乐意接待别人拜访他的世界。
卡夫卡笔下描写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却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却又看不到出路，但他们仍在尽力寻回隐约感受到的尊严。
也许卡夫卡认为， 假如在宇宙的秩序中难以容身，也一定有某个地方可以接纳他们。
毕竟他们都是他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一样是形而上学小说家，虽然后者没有表现得那么痛苦。
卡夫卡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 ”
卡夫卡只活了41年，他不通过写作营生，他甚至都不发表自己的作品，但他无法克制他写作的欲望，作为他生存的唯一续命药，他比任何人都要爱他笔下的人物，他把他们创造出来，并细心呵护，就如同呵护他自己。
有人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反应了20世纪资本主义统治下经济萧条，社会腐败，人民穷困的现状，他是在体现人们的痛苦与孤独。
我倒不觉得他想警醒社会什么，不然他也不至于在死前希望烧毁掉自己的作品。
他的不同作品都源于他不同年纪的心理变化，他所学习的东西自然而然融入他的作品而已。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正式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是《一场战斗纪实》，早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倾向，当时他还是文学上的初生牛犊；后来德国表现主义运动爆发，深受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影响，他开始把哲学思想融入文学创作，从“文学外走向文学内”。
说卡夫卡是超现实主义派作家，一是这派作家对他的认同；二是即使再过一个世界，他作品的核心还是被认同的；三是他的预言能力，“纳粹德国的恐怖，现代政府难以避免的官僚主义，人类精神的丧失和寻回精神的希望，每个人都有的罪恶感，以及人性的异化。”博尔赫斯说“卡夫卡，一个创造荒谬而哀伤的故事的人，一个拥有冷酷直觉的人。”
卡夫卡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天才，被时间长河逐渐冲刷出来的大师。
一个世纪过去了，无数人嫉妒他、临摹他、学习他、研究它、传颂他，却鲜有人可以懂他。
由于他生前并不被人知晓，自然留下的资料也少，关于卡夫卡的一生，是无法被探究的，唯一可以探究的，是他的精神世界。
卡夫卡自卑阴郁孤独，父亲是导致他这一性格的重要因素，他几乎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强势阴影之下。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
他如此害怕与人交往，甚至畏惧结婚，曾三次订婚又三次退婚，直至终生未娶。
没有婚姻，鲜有朋友，他就这样一个人孤独至死。
唯一可以探究他内心的是他那令人叹止的情书。
在卡夫卡遗留下来的文稿中，其中有五分之三都是他的书信，而情书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这些情书都是写给密伦娜的，当时卡夫卡37岁，而密伦娜是个25岁的已婚妇女，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发生关系。
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象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
能够让卡夫卡情愿将自己的房间分享出去的人，大概就是唯一懂他的人了。
“我今天看了一张维也纳的地图，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难以理解：怎么人们建起这么大一个城市，而你却只需要一个房间。”
我总觉得，读懂卡夫卡的情书，就能读懂卡夫卡，可惜能懂的人一个世纪来又有多少？
有个无法被证实的说法：
卡夫卡去世前不久，街上遇到个小女孩在哭。女孩说她的洋娃娃不见了。卡夫卡安慰她，说洋娃娃只是厌倦了人类而离家出走了，洋娃娃一定会写信给你的。于是，卡夫卡每天以洋娃娃的口吻写信给小女孩，告诉她洋娃娃出走以后所经历的故事……
也许，这只是后人美好的杜撰，但我想这符合卡夫卡的人设。
即使对这个世界真的好绝望，但却愿意自己做那个以死祭世的那个人。
卡夫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转）
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经常通宵达旦地写作，浓烈的黑咖啡是他的支柱，1850年8月18日夜11时30分，劳累过度的巴尔扎克在脑炎、支气管炎和慢性心脏病的折磨下离开了人世。半个世纪后卡夫卡才刚刚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在长期的工作和写作中，肺部的病变被忽视了，正当他在创作三部长篇小说（《失踪者》《审判》《城堡》）的过程中，被查出患有肺结核这种不治之症，由于结核病对身体机能的破坏不可逆，所以在今天依旧很难痊愈。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病逝于维也纳的基尔灵疗养院，被运回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犹太人公墓安葬。
很多大师对卡夫卡写作施于影响，主要有三个领域：哲学、生物学、文学，且我们将文学一分为二：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
深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卡夫卡本来想在大学攻读哲学专业，但遭到父亲强烈反对，因为哲学专业几乎找不到工作，甚至只能去当传教士。后来又受一位朋友的影响学了十四天化学，最终还是在父亲的督促下选择了并不怎么喜欢的法学。如果你同时读过克尔凯郭尔的《战栗与恐惧》和卡夫卡的《审判》《城堡》，就不难发现二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这里引用《战栗与恐惧》中的一段话：
“即便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我也会要求他不要对自己如此残忍，以致他只敢远远地想象国王的城堡，模糊地憧憬着它的宏伟，想要抬高它的同时又想要通过卑鄙的方式抬高它而毁了它。”（索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问题一P65可以从目的论角度上暂时停用伦理吗？）
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和卡夫卡的小说都试图阐明人与社会体制、国家机器的对应关系。克尔凯郭尔被誉为存在主义哲学之父，而卡夫卡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或表现主义文学先驱。在两位“父亲”的努力下，存在主义哲学和表现主义文学构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用以对抗冰冷的国家机器和扭曲的现代社会。二者关系如此牢固，以至于后来的加缪、萨特、贝克特等人将其连同荒诞、黑色幽默体现在各自的作品中，如《局外人》《禁闭》《等待戈多》等。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对卡夫卡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卡夫卡文学也被称作记梦文学，几乎是对梦境的复述，如《变形记》《梦》。帕斯卡尔关于时间的阐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也使卡夫卡所倾倒，此外卡夫卡和朋友布洛徳经常朗读柏拉图创作的有关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卡夫卡阅读过一些中国先秦哲学书籍，如《论语》《老子》《庄子》等，对《庄子》（《南华经》）推崇备至，卡夫卡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自信满满地说自己其实是一个中国人，中国古典文学和旅居中国的舅舅的讲述使卡夫卡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明无限憧憬，这在他的作品《一场战斗纪实》《万里长城建造时》可见一斑。
卡夫卡出生的年代，即19世纪中后期，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的时期。进化论从生物科学的理性分析和实地论证，推翻了上帝造人的宗教精神，给现代艺术家以新的创作灵感。卡夫卡基于这一思想，将“进化”运用到文学创作领域，使文学角色短时间“进化”甚至“退化”已达到类似某种戏剧效果，比如《变形记》中，一个旅行推销员因为一夜之间退化成为虫子，而被社会和家人抛弃直至淡忘；再如《致科学院的报告》中，一只猩猩因为会模仿很多人类行为，而被认为“进化”成为人，其实意在讽刺人类自诩高等动物，也不过是穿了衣服的猴子。
“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卡夫卡评达尔文）
于此同时，卡夫卡读到了柏格森，这位法国哲学家是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前他的著作《创造进化论》获得社会广泛关注，也深为卡夫卡所青睐。柏格森进一步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不光是生命在进化，非生命物质甚至抽象思维也在进化，为全球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也解释了卡夫卡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故事的展开总是不按套路出牌，而且树木、云朵、桥梁等物质竟拥有生物的形态。下面，由我引用几段原文加以证明：
“因为我们就像躺在雪地里的树。从表面来看，它们躺在光滑的雪地上，你只要轻轻一碰就能将之推开。”（选自《树》卡夫卡 著 彤雅立 译）
“长形的云拉着他，小朵的卷云推着他，重大的骚动因而产生，这从拍打我的膝盖与河岸石头的河水中可以察觉出来。”（选自《一场战斗纪实》卡夫卡 著 彤雅立 译）
“我又僵又冷，我是一座桥，横跨在一条深涧上，两脚扎在这一头，两手插进那一边，我牢牢固定在碎土里。”（选自《桥》卡夫卡 著 叶廷芳 译）
三、阅读：欧美文学
卡夫卡虽生活在捷克布拉格，但当时该地区属奥匈帝国的统辖范畴，其官方语言为德语，所以卡夫卡也惯用德语写作。近现代欧洲各国经历了反复分裂重组，使许多人缺乏归属感。因为用德语写作，捷克并不太认可卡夫卡是捷克作家这一身份，正如用法语写作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以德语作为母语的卡夫卡首先接触到德国文学，同大部分德语作家一样，卡夫卡对德国文学大师歌德崇拜有加，尤其迷恋他的日记和谈话录。
此外卡夫卡还欣赏与他生活在同时代的托马斯•曼、黑塞等德语作家，另外黑塞也很欣赏卡夫卡的作品，虽然黑塞较卡夫卡年长，但由于卡夫卡早逝，黑塞更像是卡夫卡的学生；两人虽处于同一时代，但之间没有交际；神奇的是两人的许多思想不谋而合，黑塞的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1943）出版时卡夫卡已经离世九年，而卡夫卡关于《老子》与“玻璃球游戏”的阐述于1951年才面世，这种巧合无法解释，只能暂时归咎为天意。他们的文风如同德国工艺一样严谨，注重细节的刻画。
“我自从卡夫卡的早期作品开始就一直是他的读者他给与我们的是他那痛苦孤独生活的梦想与幻觉，他那些经验，空虚和满足的再现，这些梦想与幻觉是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切，而不是通过自做聪明的阐释得到的什么意义。”（黑塞评卡夫卡 1956发表）
“老子的格言是坚硬核桃，我被他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依然对我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我的思想槽很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于是我就停止了玻璃球游戏。”（《卡夫卡谈话录》1951出版）
德意志文化在欧洲拥有广泛的影响，瑞士的官方语言也是德语，卡夫卡最初创作散文风格比较多的模仿了瑞士作家瓦尔泽的散文集《散步》（又名《错过时间的散步者》），瓦尔泽还有一本诗集和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现在图书市场几乎找不到了，就不介绍具体书名了）。
作为启蒙运动的主力，法国文学对欧洲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现实主义成为欧洲文坛的主旋律，法国作家成为主力军，巴尔扎克开始只为糊口而写作，后来写小说上瘾了，励志要写一部大书《人间喜剧》，预计120余册，截止作家本人逝世前已完成70余册，因此巴尔扎克被誉为“法国现代小说之父”。卡夫卡并不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只是对他孜孜不倦的创作精神和惊人的产量敬畏有加。
另一位法国作家福楼拜更加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同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左拉称赞他为“自然主义文学之父”，同时福楼拜也培养出了有“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美誉的莫泊桑。福楼拜的名作《情感教育》被卡夫卡当做枕边书，是卡夫卡青年时代的启蒙读物。
“福楼拜的日记非常重要，非常有趣。我早已有这几本日记了。”（卡夫卡评福楼拜）
“巴尔扎克多年来一直按照一种特殊的时间安排来生活，我觉得很合理。他每晚6点上床，半夜12点起床，然后工作十八小时。他做得不对的仅是咖啡喝得太多，毁了他的心脏。在这样的旅途中没有什么有趣的地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我不喜欢。”（卡夫卡评巴尔扎克）
1912年，29岁的卡夫卡开始偷偷创作酝酿已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后被布洛徳更名为《美国》）的第一章《司炉》，而这部小说源于对自己喜爱的英国作家狄更斯作品的模仿。狄更斯的小说多以工业革命时期烟雾笼罩下的英国伦敦为背景，塑造出以贫与富、善与恶、美与丑相对立的小人物，场面恢弘，情节动人。他的多部作品一度风靡英国，经久不衰，甚至有人为他作品中的虚构人物送来圣诞礼物。这种对现代化工业城市状态的描写前无古人，这也给了作为一个现代人面对工业巨兽时束手无策的卡夫卡些许慰藉。
“狄更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可以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我企图效法的榜样……他对事物的掌握，他在外界和内心之间保持的平衡，他对世界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出色而又简单的描写，他的非常自然的匀称。当今大部分画家和作家缺少这些东西。”（卡夫卡评狄更斯）
卡夫卡第一部长篇小说《失踪者》，故事的发生地在美国，当时的美国做为一个建国历史不足200年，且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新兴国家，它的文学却已经开始蓬勃发展。因为卡夫卡的一位舅舅在美国创业，所以美国的社会实况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超过它的文学影响。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悬疑推理、科幻冒险、幽默讽刺小说先驱”爱伦•坡，卡夫卡经常和朋友谈论他的小说，那惊险刺激的情节，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多少启发了卡夫卡的创作灵感。朋友也经常拿卡夫卡的作品与之比较，的确两位大师的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黑色幽默。黑色幽默的特点是荒诞的故事情节、悲喜交加的人物和非理性的思考方式；这种文学形式在二战后期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
“坡有病，他是个穷人，面对世界无力自卫，因此他借酒逃遁。对他来说，想象只是一根拐杖。他写了许多阴森可怕的故事，目的在于熟悉世界，适应世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在想象中不像在现实中有那么多狼窝。”（卡夫卡评爱伦•坡）
卡夫卡对爱伦•坡很感兴趣，又似乎不太欣赏其作品。卡夫卡的朋友布洛徳则认为卡夫卡与爱伦•坡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爱伦•坡善于利用故事的环境和人物的行为制造戏剧化的情节，最终来揭示一个伟大的真理或发现，如《黑猫》《莫斯肯漩涡》《厄舍府的倒塌》等。
而卡夫卡则反其道而行之，用一个伟大的真理或发现，制造出一个吊诡的荒诞世界，使人物由一开始的清醒到最后彻底迷失，以证明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或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存在，如《法的门前》《审判》《城堡》等。
法律的大门为你而开，你却永远无法进入；某人一觉醒来啥也没做就“被犯罪”，莫名其妙就被判处死刑；一个叫K的男人被邀请来城堡任职，却到死连城堡的门从哪边开都不知道。
以上三个故事是不是像极了你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窘境？没错，卡夫卡文学的主旋律就是“人在囧途之布拉格囧”。
当实施农奴制的沙俄向苏维埃联合政府的过度的过程中，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我觉醒，苦难文学扎根在俄罗斯大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文学大师基于东正教般的热忱与博爱，慈父般的描绘他们的故乡和人。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式小说对人性的深度探索，深深地吸引着内心敏感而细腻的卡夫卡，使他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向下，向地底深处探索，同时又向上，向至高天堂朝圣。
四、本质上是一个中国人
网红伏拉夫说：“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而卡夫卡说：“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
“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卡夫卡在给女友菲莉斯的明信片上如是说。前文提到卡夫卡钟情于东方哲学，尤其迷恋道家《庄子》，而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也不含糊。他经常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引经据典的摘录一些中国古诗词，几乎阅读过当时所有德语中国古典文学译本，有一本《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其中有十六个故事源于《聊斋志异》，卡夫卡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从某种意义上脱胎于蒲松龄的《促织》，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点——人变虫，且都讽刺和痛斥了当时社会对物质的变态追求和对人性的极度扭曲。也许，就连蒲松龄自己也想不到，几百年后一位说德语的犹太裔捷克作家会成为自己的死忠粉。
现代西方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受到卡夫卡的影响，作为讲德语的奥地利人，却生长在捷克布拉格（波西米亚公国），同时兼具犹太人的身份和道家与佛教的思想倾向，又使他的文字蒙上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这种诱人的文学魅力牢牢吸引着全世界的文艺工作者，正如物理学界的爱因斯坦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文学界的卡夫卡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没有哪位作家能仅凭一己之力支撑文学苍穹，一代又一代的笔者的孜孜不倦才建造起今天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世界。
卡夫卡兄弟谋杀案什么意思
这并非弗兰茨·卡夫卡的名言，却是最令我难忘的句子之一。它出现在卡夫卡写给自己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中，同一页纸上，卡夫卡还写下了“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样悲观的言辞。再联系到卡夫卡那些阴暗的作品，许多人据此认为，卡夫卡必定是一个病态而怪癖的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读了卡夫卡生前好友的一些回忆文字，才知道，卡夫卡在生活中是一个精神健康、内心简朴的人。他的朋友韦尔奇在回忆中说：“他身材修长，性情温柔，仪态高雅，举止平和，深暗的眼睛坚定而温和，笑容可掬，面部表情丰富。对一切人都友好、认真；对一切朋友忠实、可靠……没有一个人他不倾注热情；他在所有同事中受到爱戴，他在所有他所认识的德语、捷语文学家中受到尊敬。”他的另一个亲密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也记述到：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们笑。而卡夫卡的女友密伦娜，在一九二一年与卡夫卡关系破裂后，还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我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惟独他是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 可就是这样一个“惟一健康的、理解正确的，感觉正确的、惟一纯粹的人”，却称自己“是完全无用的”，“必将像一只狗一样完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也许我们过去所认识的卡夫卡是被简化过的，真正的卡夫卡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但也有人会说，卡夫卡是怎样一个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三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一批短篇小说，一些随笔、谈话录，加上日记、书信，以字数计，对于英年早逝的卡夫卡而言，不能算少，但他生前发表的字数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马克斯·勃罗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坚持将他的作品整理出版，今天我们最多只能读到《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这几个短篇小说。然而，这依然不能改变卡夫卡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我是完全无用的。--如同悖谬是卡夫卡作品的经典母题一样，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也具有一种悖谬的效果。这个健康的人、合格的工伤保险公司职员、常常能给朋友们以帮助的人，坦言自己的“无用”，更多的是指向他的精神特征。这种无用，与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绝望、荒诞、受难等景象密切相关。或者说，无用正是绝望的表现之一。卡夫卡似乎在向我们证明，写作是无用的，存在是一种无能。这可以成为进入卡夫卡精神世界的入口。他终生都在描写日常生活的磨难，以及权力系统对一个人的消耗和压迫，卡夫卡把这些归结为是存在的无用与无能对自我的瓦解，他无法使自己获得存在的真实性，也无法找到拯救的力量，绝望就在这时建立起来了。这一切，已经和卡夫卡的为人处世无关，他的写作，永远忠实的是自己的内心，因此，这个在朋友眼中“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的人，才会在日记中悄悄地写下：“我和别人谈话是困难的。”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现实和内心的巨大分裂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在生活中恪尽职守，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和父亲的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中建筑起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用埃德温·缪尔的话说是“一个地下世界”，“在那里我们感到引力和重力以及每一个物体的物质都远比地上空间的普通世界大得多”；用伊格纳茨·粲格勒的话说，“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前的世界”，不过，卡夫卡没有能力出示拯救的道路，他曾经说过：“我是欢迎永恒的，但发现永恒却使我悲伤。”--连永恒似乎也成了无用的，也就难怪卡夫卡会拒绝发表自己的作品、直至要求销毁自己的所有手稿了，从根本上说，他时刻面临着写作和存在的双重绝望。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是一直带着这种绝望写作和生活的。从无用产生绝望，而绝望给予他力量，这种悖论式的卡夫卡母题，与我们当下的生存和写作，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我记得很清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卡夫卡在中国成了一个嘹亮的名字，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的象征方式、文体特征、经验记忆、精神线条都被中国作家所热切模仿，他甚至成了中国先锋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作家格非曾经专门写过《鲁迅和卡夫卡》一文，他从存在学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和卡夫卡之间的精神血缘。也就是说，卡夫卡式的绝望和荒谬，同样能在中国心灵中产生回响。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谈论卡夫卡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现在的中国作家，可以轻易越过鲁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图克服的障碍，在另一个精神地带安全着陆。难道卡夫卡的精神难题在当下这个消费社会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没有。它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卡夫卡的预言，他自己“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从精神意义上说，这话已经应验。在中国，卡夫卡就像一个“老翁”一样，正在被新一代写作者所遗忘，那个沉重而绝望的精神包袱，在他们眼中显得多余，身体的狂欢、欲望化的经验、消费主义的景象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写作从内心撤退，开始转向生活的外表，转向可以交换的商业领域。根据罗兰·巴特的研究，现代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要生产叙事，欲望就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我想，可以交换的欲望叙事就是一种“有用”叙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叙事是“无用”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完全无用的”，不能被交换，也不能被纳入经济系统。而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实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他的“无用”，成就了他在写作上的大用--开创了一条通往艺术和内心的崭新道路。中国长期以来推崇“文以载道”、“诗言志”，即便到了近代，也还有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专断--显然，这些观念的背后，活跃的还是一种“用”文学的思想。如今，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写作似乎又多了一个被“用”的广阔领域：以写作获利不仅限于名声和地位，更伸展到了商业利益之中，结果再次导致写作沦为工具，使之偏离精神和信念的轨道，严重的，还沦为一个时代的笑柄。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卡夫卡的自我表白：“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确是无用的，它什么也不能改变，它的存在，不过是表明人类的内心还有那么一点奢侈的念想，还有做梦的权利。卡夫卡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写作，即便还有什么作用，也不过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绝被支配，更拒绝被利用，它只为人类的内心作证。 二、不可治愈的不幸 维特根斯坦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合适。在卡夫卡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在写作中关怀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坚不可摧的东西。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定地关心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悲伤。和许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变形记》。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岁，对文学刚开始萌生兴趣，还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变形记》第一次让我知道，写人，原来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这样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隐秘事物逼现出来。接着我又读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艺术家拒绝进食的精神意义，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到，小说原来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它还要解释人的处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使我知道，写作不该放弃对存在核心的追问。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对世界的解释。他对生活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抵达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人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生命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与写作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还不止一次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他对自身境遇的敏感，对存在的关怀。卡夫卡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写作是独立的，内向的，自省的，也是坚决的，因为它无法和现实轻易达成和解。写作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渊。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种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他那坚韧的牺牲精神，帮助他抵抗着一次次的精神苦难，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斗争。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宁死也不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他简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写照。饥饿艺术家为了“把艺术推向顶峰”，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个“歌女约瑟芬”，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这种为信念和艺术殉难的精神，显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临死前还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据罗纳德·海曼的《卡夫卡传》记载，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许，他在自己写下的这段话里，感受到了难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所有的难题，都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无法和现实达成和解。这多少有点“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经这样自嘲过，但是，面对一个荒谬、虚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吃得饱饱的”，今天的他也许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绝进食，拒绝和解，为我们洞开了一扇观察现代人生存的窗户，并通过他超常的想像，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领域。因此，卡夫卡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他更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精神限度——他所呈现的人被腐蚀、异化、毁坏的景象，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母题。后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里徘徊。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现实中的命运：“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运，而是耗尽生命的能量来为存在寻找答案。他发现，自己总是与现实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包括他笔下的人物，他们周围充满的都是虚假的事物，许多时候，就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认，但他们从不放弃努力，直到生命耗尽，也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真实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直得不到证实，那个最高当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隐匿不见，一切都变得恍惚而迷离，并充满着难以言喻的荒谬感，而这，也许正是卡夫卡对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无法获得土地测量员的身份，那是因为存在本身是无法测量的，或者说，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经过艰苦的斗争；而《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个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歌唱的东西都“榨干”了的歌女，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这表达的不过是理想的代价和存在的脆弱……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达个人的存在境遇，其实他是在描述一个普遍的生存悖论：存在本身，往往与存在的目标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卡夫卡在写作中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存在的不幸”。勃罗德曾经把不幸分为两种：“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于上帝创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罗德的说法，后一种不幸是不能用社会的、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的。而卡夫卡发现和承担的正是这种不幸：“这种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于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将会更沉重地压迫着他。”卡夫卡终生的努力，就是试图把自己从这种不幸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渊，却怎么也找不到向上腾跳的动力。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 今天，当我们重新领会卡夫卡所发现的不幸境遇，不禁要问，卡夫卡何以能在那个时代发现这么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以为，“头朝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时代，世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存在的真相依旧是隐匿的，被遮蔽的，一个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观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视力和方法都无能为力，他需要突破。这个时候，“头朝下”就成了一种反叛，成了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它意味着不符合规范，“野”的，“是从文学外走来的”（汉斯·马耶尔语）。卡夫卡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人变成甲虫，写人与城堡的关系，写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就当时的文学而言，都是“头朝下”的方式，是一种巨大的革命。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从精神体验上说，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学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关乎文学和存在的政变。当旧有的经验和话语无法再穷尽自己的内心时，卡夫卡毅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从传统的文学格局中出逃，由此，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人性景观。 三、每个人都在斗争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经精辟地指出：“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诉讼，从外在于我们的不合理的裁决转向那种不可避免的裁决。”——这正是卡夫卡独特的文学品质，他的作品，总能带我们向内转，从而不断地逼视自己的内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正是从存在出发，卡夫卡才对生活和现实保持着一种批判的姿态，并坚持和生存中的不明事物作斗争。卡夫卡的勇气便体现在此。他从不在现实面前屈服，正如他笔下的“饥饿艺术家”，拒绝吃不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一样，卡夫卡也是一个有自己“胃口”的作家。为了坚持自己的胃口，他必须斗争，必须抗衡现实中的各种“食物”。这种斗争和抗衡，其实就是使他笔下的生活描写“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卡夫卡注重细节，但并不被这些细节淹没，他总是能够通过象征和梦幻，把细节推向一个高度，使人察觉出细节背后的存在意味。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种才能和禀赋，能够使自己的描写通向存在。尤其是在消费社会所产生的文学叙事，细节不断欲望化、仪式化，但并不关涉存在，而只作用于感官。每当看到这种浅表化的叙事在文学界泛滥，我就会想起卡夫卡那句著名的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这真是一句经典的叹息。卡夫卡把“活着”和“生存”区分开来，是为了找到探查人类存在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过日子哲学，它的背后可能蕴含着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却是价值的确认，存在的承担，以及对幸福的向往。“生存”是自觉的、产生意义的“活着”，它是理解卡夫卡作品的关键词，也是通向卡夫卡内心深处的一条小路，有了这条小路之后，就能抵达卡夫卡笔下的存在图景，并有效地解释它。福楼拜说：“人们通过裂缝发现深渊。”在我看来，“生存”正是卡夫卡作品中的裂缝，由此进入，一切都将昭然若揭。而在“生活”向“生存”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忘记卡夫卡经常在日记中提及的“斗争”一词： 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点。……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都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好像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是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 对于卡夫卡来说，他斗争的对象永远是“生活”。在他眼中，生活是有质量上的差异，也有不同的价值向度的。他渴望在生活中重建存在的意义，并拒绝过一种没有经过斗争、没有净化的生活，“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但我们要记得，卡夫卡绝不是个厌世主义者，他不过习惯于对一种没有质量的生活提出希望，并产生修改生活的强烈愿望。在这点上，他的女友密伦娜是最了解他的。密伦娜曾写信给勃罗德说，卡夫卡“不是反对生活，而仅仅是反对这一种生活”。反对就是斗争，就是挺身而出。它不是“在梦中挥动着手”，而是勇敢地站立在生活面前。这看起来容易，其实需要凝聚一个作家巨大的勇气。过去，我们习惯把写作的敌人看成是环境的不自由，思想的压迫，或者形式上的陈旧，等等，以为这些才是困扰作家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表层的，真正困扰作家的还是生活本身--生活的惯性和庸常，荒谬和冷漠，如何将它处理成一个存在事件被重新审视，并使之向新的意义敞开，这才是写作急需解决的难题。卡夫卡是通过对生活荒谬性的揭示，并通过对生活的变异来表达存在的。用加缪的话说，卡夫卡是用普通事物表现悲剧，用逻辑性表现荒诞的。比如在《变形记》、《城堡》、《诉讼》中，无论卡夫卡运用了多少奇异的、梦幻般的场景，他都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冷静的事实描述，将这些经验转化成卡夫卡式的寓言。在《城堡》中，K的希望是被城堡所接纳，于是他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身份，以解除那使他同村庄格格不入的奇怪的诅咒，在这个过程中，K每一次的行动，都逼真而合乎逻辑，但最后，整部小说却成了一个象征，一个荒谬的寓言。这就是卡夫卡的伟大，他总能在完全不顾日常生活逻辑的情况下，准确地传达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扭曲了生活的常态，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正常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有意思的是，卡夫卡笔下的每一种生活形态，都包含着对另一种生活形态的批判。甲虫和人，饥饿艺术家和观众，K和城堡的官员，等等，他们之间实际上成了两种生活形态的对立，卡夫卡所要呈现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在生活的压力下，一切都不正常了——正常的事物，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让它重新显形。也就是说，任何残存的存在的幸福，都需付出代价来争取，它不会从天而降。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这话强调的是，生活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如果换成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受难”：“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事物之间的唯一联系。”受难是一种生存的承担，是积攒希望；不理解受难和斗争的价值，我们就无法明白卡夫卡为何总是将他的人物置于苦难的情境里，而丝毫也不表示出对他们的同情。因为只有经过受难和斗争，希望才显得真实而不廉价，正如尼采所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 四、不要绝望 《诉讼》是卡夫卡的重要作品。它的结尾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双手扼住了K的喉咙，另一个人将刀深深地刺进他的心脏，并转了两下。K的目光渐渐模糊了，他看见那两个人就在他的面前，头挨着头，观察着这最后一幕。“真像一条狗！”他说，意思似乎是，他的耻辱应当留在人间。——卡夫卡将K的死描写得如此冷静，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绝望图景。但加缪告诫我们，这并非最后的结局，应该想像，在“耻辱”的上面悄悄爬进了希望。这是一种特殊的希望，它常常以“不绝望”的形态出现。卡夫卡很少直接谈论希望，但在他笔下，绝望总是和希望胶着在一起。绝望越强烈，希望也越明显。这是卡夫卡作品中另一个著名的悖论。《诉讼》和《城堡》就是这一悖论的生动说明：《诉讼》提出问题，《城堡》解决问题；《诉讼》诊断病情，《城堡》开出疗方。加缪论述到这点时，引用了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名言：“我们必须毁掉了人间的希望，才能在真正的希望中得救。”并称，这句话也可以改个说法：“必须写了《诉讼》，才能开始写《城堡》。”按照多数读者的理解，在这两部作品中，卡夫卡写了一种人在世界上无路可走的绝望处境。现在看来，卡夫卡毁掉的只是“人间的希望”，在他绝望的表情之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真正的希望”的召唤。如他自己所说：“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不可摧毁之物”一词，多次出现在卡夫卡的言辞中。这不仅是他宗教观的体现，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卡夫卡的希望哲学。这可能是卡夫卡身上最为可贵的一点：他并不愿意被绝望吞噬，而是至死相信，有一种希望终将降临在自己身上。为此，卡夫卡曾在日记中真诚地劝告我们： 不要绝望，甚至对于你并不绝望这一点也不要绝望。在似乎穷途末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 “不绝望”是卡夫卡的独特表述之一，它与其说是希望的同义词，还不如说是绝望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甚至有的时候，它比绝望还更为荒谬。就像《城堡》中所说的那样，克拉姆一天不出现，K就一天也没理由绝望。这种状态，大约就可以称之为“不绝望”。它与希望无关，却大大丰富了绝望的边界。这就是卡夫卡所体验到的荒诞，它总是伴随着虚幻的景象，使存在一直处于真空状态，永远无法抵达那个真实的彼岸。因此，卡夫卡是一个描述绝望的作家，但他也为我们辨明了希望。--他对廉价的“人间希望”的蔑视，其实是为了召唤一种真正的希望。可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呢？卡夫卡一直拒绝说出，或者说，他根本就无法说出。在一种密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绝望境遇里，卡夫卡并未获得一种洞穿绝望的根本力量，因此，他还不能说出希望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因为人间的希望已经泛滥，真正的希望反而隐匿了。加缪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为《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一文作结：“他难以置信的裁决就是这个丑陋的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连鼹鼠都想有所希望”的世界，它指向的可能反而是绝望，是一种荒诞的绝望感。因为我们知道，希望和希望是不一样的。许多看似是希望的事物，说白了，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安慰品。卡夫卡之后，关注绝望和“不绝望”的作家，远不如描写“希望”的作家多。可作家们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希望”呢？在中国，可能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一些应景的意识形态图景而已。现在，甚至连消费的快乐和欲望的放纵，也被一些人渲染成了这个时代新的“希望”。在这样的“希望”丛林里，和“不可摧毁之物”无关，和信念无关，它恰恰是卡夫卡所批判的那种“没有生活价值”的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说，卡夫卡是一个反对确定性的作家，他眼中的希望，就像那座城堡一样，在雪地里显得异常的不真实，因为克拉姆从未真正出现过。唯一真实的，也许仍旧是绝望和“不绝望”。它是人类生存图景最为真实的描述。因此，一个没有体验过绝望的人，不配在作品中谈论希望。卡夫卡从未停止过对绝望的抗争，他相信，一旦个人的真实性得以确立，一种真正的希望就会在这里准备出来。也许，他料到了这个斗争永远不能取得胜利，所以他称自己是无用的，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把自己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中，为了辨明存在的方向，为了希望的出现，它经受住了来自绝望的巨大压迫和磨碾。他在遗作中不无悲伤地说到： 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卡夫卡通过写作，把自己本身变成了一种“不幸存在”，使之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精神标本。从这里出发，他显得无所顾忌，他像一个孤独的旅人，主动承担着那个时代的所有苦难，并带着它一起生活、一起上路。他伟大的体验，廓清了人类在二十世纪的存在边界，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更清晰的形象。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卡夫卡的牺牲和殉难，今天的我们会对自身的境遇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今天这个越来越肤浅的时代，卡夫卡已经成为一个路标，多数人看到他阴郁的面影就绕道而走，惟有自觉的存在者才愿意在他面前停留。与卡夫卡差不多时间出生的伟大人物还有：穆西尔、里尔克、爱略特、乔伊斯、马拉美、普鲁斯特、伍尔芙、福克纳、毕加索、康定斯基、蒙克、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人，可谓群星汇聚，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承担着卡夫卡这样严重的存在后果，他是二十世纪真正的精神先驱，他的写作，为后来者划定了希望和绝望的限度，而且，至今也无人能够超越这个限度。 看来普鲁斯特已经表现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这种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却往下走得更远，远了很多；然而还闪烁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我经常想起法国重要学者丹尼·梭拉的这句话，我觉得再没有一句话，能比它更准确地表达出我对卡夫卡的阅读感受了。
《变形记》:异化世界里的现代人困境
《兄弟谋杀》情节是一起故意谋杀案，但杀人的意图却很离奇，不是因为私利，或个人恩仇，恰巧是为了某种善义、或维护正义采取了很荒诞、悲剧的方式，即杀人者欲以“非人道”还原“人道”。文中韦斯在故事中同时承担着双重悲剧的主要角色：一种是作者正面描述的谋杀案的受害者，另一种是作者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由于韦斯个人和现实的因素一直威胁着韦斯脆弱的精神世界的悲剧。
韦斯善良、单纯，工作勤勉，对社会制造的种种假象过于信赖，以至于对现实非常的无知，和麻痹。卡夫卡以为，贫穷、疾病、死亡都不是大悲剧，最痛苦的莫过于像韦斯这样善良、无辜的受害者至死都无法从虚空、无知的精神上觉醒。可以说第二种悲剧直接导致了第一种悲剧的发生。施马尔无计可施之下，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亦即卡夫卡无计可施之下，采取了极端的手法。人们既然对死亡惊恐，那么就设计一起谋杀案引起大家对韦斯的注意。“施马尔感到事情还没有完”，他仍旧逗留在现场期待着围观的人们能够清醒、冷静地分析韦斯的死因。
卡夫卡要表达的是， 悲剧有它特殊的生长条件，社会环境往往是一个未被受到足够关注的重要因素，悲剧一旦发生，很难区分得开哪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我们不能忽略了更加复杂的客观因素——社会逃脱不了间接谋杀的罪名，而片面地强调个人的动机。实质上，悲剧常常是在多重因素相互协作、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偶然发生的。社会因素越被轻视，悲剧的发生将越普遍。法律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理解施马尔的动机，它的作用将是徒劳的。
海边的卡夫卡深度解读？
卡夫卡生于十九世纪，他的作品发表于二十世纪，而他和他的作品影响了整个文学的历史。
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捷克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艰难创业成功后，形成了粗暴刚愎的性格，他对卡夫卡从小进行“家长式”管理。卡夫卡从小热爱戏剧，文学，并且进入了布拉格大学。在布拉格大学里他初学化学和文学，后来在父亲的强迫下改学法律。卡夫卡一生十分崇拜和敬佩父亲，但同时又一生生活在父亲强大的“阴影”中。母亲气质忧郁，多愁善感，这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忧郁的性格。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犹太小说家，“德化”的教育下的德语对他来说才是一种自然的语言，然而这却于世间格格不入。“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教里不受欢迎。作为对犹太人的犹太教持冷漠态度的人，他在犹太人当中没有自己的地位。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受捷克人的欢迎。作为讲德语的犹太人，他在波西米亚德国人当中没有自己的地位。作为波西米亚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这是君特安德斯对卡夫卡出身的简述。
在捷克这个国家，他仿佛是一个局外人，没有根基的悬浮在广袤的大地间。这种距离，造成了卡夫卡巨大的孤独感和疏离感。
综上种种，卡夫卡的人生境地是无比尴尬的，这些遭遇使他本人是非常孤立的。家庭的不适和国家的不适使卡夫卡产生了一种“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影响了卡夫卡的写作风格，。他的写作风格独特，黑暗，迷离，超现实。卡夫卡笔下的白描艺术特征是运用冷漠、客观、简洁并暗含着讽刺意味的语言表现作者的焦灼而忧虑的心灵。卡夫卡式的世界就是异化的荒诞的世界。
小说《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以自己微薄的工资辛苦支撑着整个家。在这个家里，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然而在他变成甲虫后，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和疏离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在变形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异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荒诞，绝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卡夫卡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陪衬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的，产生“虚实相照”的效果。在《变形记》这部小说中，变成甲虫这件事情是荒诞的，但是格里高尔所处的社会关系是真实的。他生活艰辛，受老板申斥并且被怀疑，但他又害怕被解聘。这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现代人的生存环境。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卡夫卡处于尼采高呼“上帝死了”,身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而物质的极大繁荣和理性、科技的发展又加速了身体与外界和自身所分离,孤立的身体丧失了内在属性,成为一具空洞的肉身,卡夫卡在作品中便对人类面临的严峻身体困境进行了深刻反思。
而对于人本身的存在的意识的觉醒，使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以信仰为纽带所建立起的人与社会的安全感全都化为了乌有，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翻天覆地的改变，使人们陷入到了无尽的不安与孤独和恐惧当中。这时的人们就如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样，虽然人还是人，但他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异化，人们需要重新去寻求一种关系将自己与社会联结起来。但是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以及社会分工的深化，却使得人们走进了更加封闭的地方，极端的封闭则使人们开始怀疑存在的意义，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来安放自己，就像在家庭中作用改变后的格里高尔一样，他们只能在偷听从缝隙中传达出来的信息来不停的确定自己应该如何存在。
无法知道存在的意义，也就无法探寻到生活的意义。所以人们就只能漫无目的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这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剧造成了存在主义危机。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深陷存在主义危机的人，又是思考着的人，对于存在本身的思考，其实是对于荒诞世界的一种反抗。现代人更像是一个社会中的工具，我们受家庭观念，社会氛围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真正的做出自由选择，而这一个个不自由的选择又塑造着我们，我们走上了由他人影响而造成的路。思考存在就是在寻找真正的自我，在需要自己寻找信仰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找到真正的自我。但是这种思考又是与现实相冲突的。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第三者”,反抗这种关系，也就是在反抗生活，反抗周围的一切，这样的人难免会陷入孤独，甚至于逐渐边缘化。
而卡夫卡的作品，则是在萨特存在主义之前的一种思考。卡夫卡穷极一生对生存的意义发出疑问，但过度追求工具理性的社会使他困囿于孤独和隔离感之中;他笔下的人物，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他自己的缩影，他们不能和别人沟通，也不能让别人理解他们，他们从未征服过人类固有的痛苦，而他也从未去找一个出口，完成自身的自洽。
但在这荒诞的世界里，人类总是不甘心的，就像《城堡》里始终把城堡当作目标的K，他们总是朝着目标前行，即使结局必然是悲剧，但是人们的不甘心总是那么生生不息。
无论结局如何，一个人通过不断的自由选择，通过追求某种特定的意义，完成自身的自洽，则可在这荒诞的世界里给自己画出一方土地，他的选择决定了他土地的形状;当他将起点和终点连接在一起时，他的自洽完成，世界的虚无、世界的荒诞便在他眼前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格里高尔在荒诞的世界里悄然死去，但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讲，西西弗斯的悲剧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海边的卡夫卡》并非一部单纯描写15岁少年成长经历的作品，在某种含义上，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关于战后日本国家历史的影射和寓言。
离家出走后的卡夫卡是悲惨的也是幸运的。悲惨的是他终究难逃诅咒的枷锁。他在路上认识了樱花，他觉得她像他的姐姐，之后在卡夫卡遇到困难的时候，樱花给予他温暖，在梦里他经常她当做性欲的对象和她发生关系；他父亲被别人所杀，但他正好在那段时间晕了过去，T恤上还沾有血，他醒来时完全失去了那段记忆，他怀疑是自己杀了他的父亲；他在图书馆遇到了40岁的佐伯，佐伯的身事让他觉得她就是他母亲，佐伯又把他当做小时候死去的恋人，在一个晚上佐伯梦游去和他交合。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他的大恩人—大岛。大岛不但给予了他生活上的帮助，他恰到好处的回答给卡夫卡许多人生思考。
佐伯与田村家的长子是青梅竹马的恋人，15岁那年，恋人的离世促使她打开了入口石，试图以此让时光停滞不前，从而保持她与恋人的幸福。
可是命运捉弄了她，她的生命在揭开入口石那一刻进入了死胡同，没有希望，没有热情，没有寄托，仅剩下一个躯壳，日复一日接受每天的空虚。一切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她活下来的唯一意义就是痛苦的记忆，其余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
一个依靠记忆活着的人是孤独而虚空的，时间在她面前丧失了意义，因此可以说，佐伯实际上已经死了。最终，她委托中田烧掉日记，也就是烧掉了她的记忆，烧掉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证明，最后离开了现实之境。
佐伯一直活在记忆之中，她的躯壳只剩过去的回忆。有些人一直活在过去，把过去当做自己生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失去了这一部分，人只剩下一个空壳。所以过分地执着于失去的事物，往往让人迷失当下的自己，所有东西都不可能一层不变吧，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
中田因小时候的迷离事件丢失了另一半灵魂，丧失了记忆和读写能力，大半辈子干了木匠，后来年岁的他找到了一份帮别人找猫的工作，是他杀了卡的父亲，最后他想找回原来会识字、普通的中田，他选择了死亡，选择了重生。看中田的前部分故事是很轻松的，他会和猫君讲话，他也很容易得到满足，一份美食就可以；他思考不了复杂的问题，一思考他就头疼。他是这样的简单而朴实。命运之神把他带到了一块石头前，他想找回另一半灵魂，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中田的选择，星野君找到了石头后，中田在睡觉中安静地死去了。
对于父亲的死，卡夫卡看上去不感到悲伤，也不为之遗憾，“就真实心情来说，遗憾的莫如说是他没有更早死去。”卡夫卡在缺少爱的环境里长大，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显得麻木不仁，而这种对于至亲离去的病态的漠视感，是人类罪恶的源泉之一。
战争的罪恶不就是人类对他人生命的轻视与践踏吗？杀猫人琼尼·沃克可谓就是暴力、战争的代言人，他不断地杀猫就是为了做更大的笛子搜集更大的灵魂，这里的笛子和猫的灵魂分别代表着战争和贪婪。当他要求中田杀死自己，中田不敢动手时，他又告诉中田“结束人的诀窍就是别犹豫。怀着巨大的偏见当机立断，此乃杀人的秘诀。”这就更加揭示了战争和暴行的动机。
正如村上春树在书的序言中所说的“田村卡夫卡君以孤立无援的状态离开家门，投入到波涛汹涌的成年人世界中。哪里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那种力量有的时候就在现实之中，有的时候则来自现实之外。而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人愿意拯救他的灵魂。他被冲往世界的尽头，又以自身力量返回。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
少年卡夫卡俄狄浦斯般的悲剧命运最终应验了，但同时他也兑现了自己“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15岁少年”的诺言，返回了家乡东京。小说其实没有说明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也许卡夫卡在生命的下一个阶段会找到他的意义吧。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或许正像作者本人所说的那样，“田村卡夫卡君的许多部分是我，又同时是你。”无论文中的故事情节是多么的虚幻，但不可否认的是，《海边的卡夫卡》如实地道出了成长的苦闷、无奈、恐惧与好奇，足以引起我们的感动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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