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排行榜大全

私塾时代：春秋末期至民国末期，因此最早开始于春秋末期，即孔子时期。

补充：

1、简介：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童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新中国成立后，私塾逐渐消失。

2、属性：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私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据史料记载，古代私塾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私塾对应的教育是私学，古代的孩子不是都采用私塾的方式完成学习的，还可以通过官府建立官学完成学业。私塾需要一定的家庭经济条件，家庭不好的孩子是上不起私塾的。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影响人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是社会文明的助推器。教育是自古就有的，早在远古时代，就产生了教育。只不过那时候局限于自然形态的教育，即来自于人们之间的口耳相传。

正式的教育，是从奴隶社会时期发展起来的，伴随着定型的学习场所产生而产生。据我国第一本教育学著作《学记》得知，西周时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意思是说，古代教学，家里有塾，乡里有庠，县里有序，国都里有学，这就是对私塾最早的记录。

我们可以看得出古代孩子的学习不光是通过私塾来完成的。除了私塾，孩子们还可以通过乡里有庠，县里有序，国都里有学来完成学业。尽管以后时代变迁，如宋代出现了书院。但是整体上保留了官学和私学的划分。

私塾需要一定的家庭经济条件，家庭不好的孩子是上不起私塾的。这可以从鲁迅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得到印证，另外也可以从鲁迅和闰土的人生经历中得知。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请私塾先生来学习了。

私塾产生于哪一个时期

私塾产生于春秋末期，结束于民国末期。私塾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塾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私塾作为一个概念是在宋代出现的么

私塾的概念出现在两汉——魏晋南北朝，私塾的发展经历是这样的：
1、“前私塾”酝酿发展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
2、“私塾”成型发展阶段（隋唐——宋元）
3、私塾鼎盛发展阶段（明清时期）明清之际是私塾发展的鼎盛阶段。
理解了“塾”到“私塾”的演变，“私塾”的产生和发展就能直观的理解到“私塾”这个概念的产生
一“塾”的定义
“塾”的概念在古代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塾”见于《尚书·顾命》中“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这里的“塾”是指“门侧之堂”，是“宫门外两侧的房屋，为臣僚等候朝见皇帝的地方”。
二由“塾”到“私塾”的概念分析
据上分析，“塾”的概念很早便已确知，然而“塾”的概念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却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由“塾”到“私塾”的概念转变。关于“私塾”一词，有人曾认为“私塾这个称谓是清末有了学堂以后出现的”（郑起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据考证“私塾”一词遍及元代以后的古籍文献中，例如：“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十一云：‘公家房事妣夫人，曲尽孝敬，迨薨，移是以养寡姊，视政之休，未尝废，从戎亦橐駞负书以行，延师私塾’
以及“《元史张达善传》云：‘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游，或开私塾迎之’”。因此，“私塾”一词古已有之，而非近代之发明。
“私塾”是从“家有塾”的范畴中发展而来，但不同于“塾”，因为它已成为一种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而且这种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在古代教育发展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多种类型。也就是说广义上来讲“私塾”是一种的私学发展模式，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表现形式。于是，对“私塾”本质上的分析认识便成为把握私塾发展的关键。
首先，私塾是由私人组织的设于民间乡党间的教育机构，具有民间自为性和普遍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古代政府组织的官学极少深入到社会底层（县级以下），无法顾及民众的教育需求，即使官学发展极完善，其规模和接纳的学生人数也是相对有限的，况且官学的发展往往与古代王朝兴衰更替息息相关，受政治变换影响而时兴时衰，私塾的设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民间教育需求，而且整体上相对于官学来说发展比较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在组成结构上相对比较简单，私塾广泛的存在于乡野民间，尤其是在统治者大兴文教政策发展官学并重视私学发展时，私塾的设立和普及更加广泛，而这种广泛存在更加促进其整体的稳定性，保证了民间教育的连续性。
其次，私塾主要承载民间的启蒙教育，有的也会进行初级经学教育或应试教育，整体上体现出基础性。在古代官学体系中基本不存在针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因而此类开蒙养正的教育便由私塾承担。学生一般于七八岁左右入学，在私塾中主要学习识字、习字，兼习算术，以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和初步的计算能力，养成一些基本生活习惯，知道一些礼节规矩，为进一步接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打好基础。
最后，私塾具备一定的组织结构，虽然是私人或民间组织自发地办理和运作的，规模也有大有小，但私塾必须具备三方面：塾师、塾舍和塾生。由这三方面可以确定，私塾就是散布于民间的私立学校组织，这种学校组织的形成和运作完全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支配，并由条件不同而发展为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
三私塾的发展
根据以上对私塾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分析，私塾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先后经历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前私塾”酝酿发展阶段，继而在隋唐到宋元期间的“私塾”成型发展阶段，然后至明清达到鼎盛的发展阶段。
1、“前私塾”酝酿发展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
追溯“私塾”的开端和发展，就要在古代私学的发展过程中，从“塾”的演变中寻找。私学起源于春秋时期，而盛于战国“百家争鸣”，至秦“焚书坑儒”而禁私学，汉代立儒为尊而兴私学。汉初，百废待举，文化教育主要借助于私学之力，汉武帝时，官学体系渐立，私学也在统治者重文教政策的影响下，得到很大发展，私学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发展壮大，至东汉时，私学讲学之风胜于西汉，在教师和学生的数量上，大大超过官学，并且出现了很多经学世家和隐居不仕、专心著述的私学大师，以至于汉末教书育人与学术文化传递主要依靠私学来承担。
（1）两汉时，私学按教学程度为两类，书馆和经馆。书馆又称书舍，主要从事识字和书法，教师称为“书师”，由私人教学的蒙师担任，教授儿童识字、习字，同时传授自然和日用常识，进行道德和立志教育。书馆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在家室之中或公共场所，坐馆施教，附近儿童入馆就学；另一种是富贵之家聘书师来家施教，方便于本家或者本族学童在家受教，故也称“家馆”。这里的“书馆”、“家馆”便是后来一般意义上私塾散馆和家塾的前身。
经馆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场所，分为两个阶段：初级经学教育和专习经学教育。“学生在初步识字之后，进入一般经书学习阶段，此阶段主要由‘乡塾’来承担，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通过初级读经教育阶段之后，大部分的学生转投私学大师的门下，学习专经或数经的学习，在此阶段，私人教学有了固定的治学和讲学场所，称为精庐或精舍，此种私学对后世的学院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多有不稳，官学时兴时废、似断又续。然而私学却得到发展，呈现为区域集中特点，并成为教育的台柱，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在质量上和规模上超过官学，而且分布广泛类型多样。西晋时，由于官学规模小，儒学往往有门资限制，许多好学之士只得投靠私学，以获得通经致仕的机会。此时的私学形式很多，包括著名学者自行开办学馆或四处巡游讲学、学子负笈求学、富足之家或一宗族人聘师于家讲学、父子兄弟家学传承等等。私学发展必然促使民间教育的繁荣，民间初级教育主要依赖于两汉时沿袭下来的由私人开办的书馆方式，富足之家聘师教学方式，和家学传承的方式进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文化大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教育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继承并改造两汉教育，还酝酿了隋唐乃至之后的教育发展，尤其是以上种种私学形式为后来的私塾的创办提供了模板，可以说后来的私塾就是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
由于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的私学发展逐渐演化出后期私塾教育的雏形，故而称这一阶段为“前私塾”发展阶段。
2、“私塾”成型发展阶段（隋唐——宋元）
（1）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教育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学校教育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政府建立了从中央国子监到地方的县级官学教育体系。而私学与官学并行发展，分布面广适应性强，补充了官学数量上和功能上的不足，实现了更广大民众要求入学教育的愿望。隋唐时期的教育不仅在官学上走向完备，而且在私学上也走向了成熟。
隋唐的私学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数量的增加和分布的广泛，隋唐行政管理所及的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原到四方，几乎都有民间私学的设立；另一方面体现在传授内容的学科多样性，从传统的经学教育扩展到史学、文学、科技、艺术，从儒学扩展到道学、佛学及其相互融合。
私塾教育方面中，初等启蒙教育和高级专经教育分类更加明确，而且从教授内容上更加趋近于专业化。初级方面有城市坊里或乡村中普遍设立的学馆和家塾，同时还有乡里中由乡设立的或退居乡间的官僚缙绅出资举办的乡学（或称乡校）和义学；高级专经教育方
面则有名师聚徒讲学传经，并因藏书之故而逐渐发展的书院，另外，在寺院中设立的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的寺学也当属此类。
（2）宋初，结束了分裂割据的集权统治者顺应民意，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荣文教而抑武事，遂施行“兴文教，崇儒术”的文教政策，三次兴学建立学校，重视科举，倡引社会士子读书以荣仕途。但是官学废置已久，一时未能建成，私学则成为教育的支柱，故有“未有官学，先有乡党之学”之说。私学中，书院作为一种特定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的功用中脱颖而出，并取得统治者的青睐而受重视，在学术发展上，书院以学术研究为中心，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因此书院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曾盛极一时。与书院相比，私塾在发展上也逐渐成型，首先，在以蒙学为中心的基础教育方面私塾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成为民间比较稳定的教育组织形式；其次是在私塾的名称上，以“塾”命名的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大量出现。
（3）元代时，教育基本是在沿袭唐宋时的教育基础上发展的，值得称颂的是元代官学教育通过开设社学开始触及民间底层社会，虽然在收效上未如所愿。当然民间教育还是由私塾掌舵，且社学在经费来源和日常管理方面与私塾并无二致，也是由民间自己组织的教育机构，所以除了官方的政策倡导外，社学也当属于私塾的一种，与义塾相当。

3、私塾鼎盛发展阶段（明清时期）明清之际是私塾发展的鼎盛阶段。
明初，明太祖有感于教化治国的重要性，“治国以教化危险，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除了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各府、州、县也普设学校，以兴教化。同时，明太祖借鉴元代时推行教化的方法，于城镇乡村中广设社学，力图将皇权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最底层，以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清代教育基本上是沿承明代时的教育框架而发展的，中央政府亦十分重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发展官学的同时，不遗余力的提倡并参与组织蒙学教育，大力开设社学和义塾，鼓励私塾发展，“为使蒙学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形成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清代社学在一开始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后来成效微小，甚至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义学或义塾的兴盛。经过长期的努力，义学从最先在京城本族和西南少说民族中推行，发展成为覆盖全国城乡的义学网，为清代的教育普及，尤其是少数名族及偏远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讲，一方面由于传统私塾教育长期发展、积淀，另一方面因为统治者推行“乡村教化”与“社学运动”，明清时期的私塾发展呈现出由城及乡的纵深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宏观控制管理，行政予以监督，保证了私塾全面普及，使蒙学教育由汉族聚居区向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延伸。明清统治者一改历代对待蒙学的态度，对其予以重视，采取各项措施加强民间私塾的普及，包括颁布兴学诏令，设立地方教育管理职能部门，对私塾进行管理和控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全国统一性的私塾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