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了振兴没落的家世，溥良主动放弃爵位，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不但及第，而且官至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毓隆也是以科举入仕，官居四川学政。毓隆也希望儿子恒同走父祖的从政之路，但谁想恒同在十九岁时就病故了，此时启功才刚过一岁。
2、启功生于1912年7月，中国告别帝制，步入共和的那一年，所以他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非大清帝国的子民，从没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启功后来也不愿再姓爱新觉罗，自称姓“启”名“功”，因为在他看来，“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启功成名后，有人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爱新觉罗·启功收”，或者干脆称他为“金启功”，启功对这些来信都是置之不理，后来实在不耐烦了，就在信封上批“查无此人，请退回”。
3、父亲早逝，启功家里的开支全凭祖父的俸禄。在他十岁时，祖父也撒手人寰，让这个家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伸出援手的是祖父生前任四川学政时的两个学生，他们以“孀媳弱女，同抚孤孙”的名义，为启功一家三口（包括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募集了2000元善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启功（1912年6月1日-2005年6月30日），自称“姓启名功”， 字元白，也作元伯，笔名元佰、少文，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族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
一代大师启功的爱情：一生一人足矣，愿为她独守30年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你是否也曾为一人驻足窗边，久久凝望却寻人不见；
春梅绽雪，秋菊披霜，你是否也曾漫步江边远眺那衣袂飘飘的伊人身影，想要看清那熟悉的身影却是不能够。
敛目回眸，你道一声，“罢了，且让她去吧”，却发现她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剪不断理还乱的温情早早地纠缠上你的衣袖。
进不来的，是旁人的落寞；化不开的，是独自的忧愁。遗忘比记忆更难，你却释怀的笑了，“她走了，留给我一室寂寥。连她最后的馈赠都守护不住，我怎能够。”
就这样，启功啊，旁人眼里的古典文学家、画家、书法家，无数人敬仰钦佩的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爱妻离世后选择了只身一人，孤独又决绝地走到生命的尽头。
一见倾心，再见倾情
说起来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启功的学识如此渊博，妻子却是位经过家里安排、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妇女。细细说来这和启功幼年的经历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1912年出生在北京的启功在1周岁时，便不幸失去了父亲，紧靠着母亲和未出嫁的姑姑将他拉扯长大。对于两个女性长辈的敬重与感激，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整个女性群体上，他并没有随着他的文化水平升高而低看传统教育下的任何一位女性。
1932年，也就是在启功20岁时这样一个在当时“适婚”的年龄，母亲和姑姑准备为他张罗亲事。
尽管当时的 社会 风气已经开始反对传统封建的结亲模式，接受了先进文化的启功也十分向往婚姻自由，但凭着一份对长辈的信任，一份对女性的敬重，启功还是接受了家里的安排。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祭祖那天。在那个年代，祭祖说得上是一家忙碌而又隆重的大日子，仅母亲和姑姑两个人四只手有些忙不过来，于是就将那位说定的姑娘叫过来帮忙。
早饭后的相遇来的猝不及防，母亲安排得直截了当： “宝琛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她”。 这是她的名字，宝琛，章宝琛。
时不凑巧，那天是个阴天，微雨湿鞋袜，给路上的人带来了诸多不便。但福兮祸兮，雨丝缠绵着却给二人的初见添上了三分浪漫与缠绵。
启功来到胡同口，只见一位姑娘撑着伞，一步一步向他袅娜着走来，顿时觉得雨中的凉意都随着姑娘的脚步变得悠闲，仿佛雨滴急切在那一刹那皆幻作了惠风和畅。
初次见面总是有些尴尬的。身影至眼前，启功不受控地先开了口，叫出那个动听的名字， “你是章宝琛？” 姑娘只抬眸看了启眼一眼，莞尔间点头，迷惑却又期待的明知故问，“你是谁？” 得到回应是意料之中的，“我是启功。你比我想象中可爱、漂亮得多。”
于是，一场略显仓促的相见在彼此的交谈中变得惬意、悠扬。
一天的相处下来，启功越发感受到宝琛的心善随和，知书达理。尽管知识水平的确不足，但瑕不掩瑜，仿佛饱读诗书一般哲学式的柔和倦怠地笼罩在宝琛身上。到了晚上，一切收拾完毕，姑娘也回家后，母亲悄悄地询问：“你对她满意吗？”启功笑得腼腆：“我对她感觉很好。”
夹杂着两家人的祝福和两个人的急切期许，婚礼就举行在当年的10月份。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从此几许情深有了归处。
执子之手，风雨同舟
老话常讲，“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再亲密也变不成一个人。”一句夹杂着些许无奈的感慨向我们道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再亲密如夫妻，再知心如挚友，矛盾和冲突在两个人之间也是在所难免的。
可启功与宝琛却与常理迥乎不同，两个人很少争执。唯一一次称得上吵架的还是因为孩子。
启功先生一生无儿无女，不禁让大家有些惋惜。然而，在夫妻二人的世界里，更痛苦的还有身为妻子的宝琛。加上启功是家里的独子，受传统观念影响深刻的宝琛一直以为不能为丈夫延续血脉是自身的缘故。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下，她甚至劝丈夫再娶，但启功一直拒绝。
直到一次启功回家，发现有着忙碌身影的房间此时一反平常的安静，推门一看，才发现妻子不在。本以为妻子回了娘家，桌子上的纸条却明明白白的道出了缘由—— “我回娘家了。你什么时候离婚就通知我，我是个没用的女人，不能再拖累你了……” 话最后的字迹甚至被泪水模糊成一片。
心疼与苦涩在启功心头蔓延开来，他迫不及待地跑到岳丈家想将妻子接回来，但是妻子并不同意。细细想来，婚后的妻子不知是在背负了多少的自责与内疚后才决绝地做出了这样一个看似残忍的决定。
于是，在第四次去找妻子时，启功撒了谎，说是去医院检查过了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听到这个“事实”， 妻子才终于忍不住哭出来，“启功，别难过，我再也不离开你了，马上跟你回家。”
启功听到妻子松动，终于愿意跟他回家，也忍不住一把搂紧妻子，哽咽着：“宝琛，今生今世我们决不分离！”
虽然上天没有给这对神仙眷侣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在相互的信任与迁就下，日子就像是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水，温柔的流过，闪着希望与幸福的水光。
刚结婚时，启功在学校任国文教员，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本不是什么难事。但好景不长，三年后，随着北京陷入沦陷期，按部就班地工作也成了难事，启功仅靠着零散的家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日子十分艰难。好在家里和睦，为了让丈夫婆婆吃好，妻子宁愿自己吃与玉米面，将白面馒头省下来、让出去。
有一天，启功看见妻子宝琛在补一只破了几个洞的袜子时，心中的酸涩再按捺不住。他决定放下读书人的矜持，卖些字画补贴家用。
多数时候，想是一回事，真正做起来，又是一回事。当他将画卷背上身的时候，犯了犹豫。这时妻子走过来，明白他知识分子的踌躇，便直接把画卷接过来说到， “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于是，一个人专职写画，一个人负责卖画，枯荣流转间演绎着不需要言语的默契。
北方的冬天总是酷寒难耐，即便在室内有时也敌不过无孔不入的寒气。而章宝琛却为了给丈夫卖画，常常伫立风中，一冻就是一整天。
有次启功从家馆回来时，天上飘起了雪花，回到家里见妻子还没回来，便上街去接她。
只见章宝琛坐在小马扎上，雪花已经落了满身，无法抵御的寒冷让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可即便这样，妻子也没有想过提前收工回家。卖画谈何容易呵，感动的泪水不自觉地模糊了眼眶。
宝琛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不远处一动不动的丈夫，兴奋地跳起来，跑到启功面前，开口炫耀着自己的战果， “只剩了两幅画没卖了。”此时此刻，此景此情，启功再忍不住，也几步奔过去，一把抱住妻子，只说了一句：“你受苦了！”就泣不成声……
1938年6月，日伪政权成立教育局班子，昔日一个同事拉启功去那里工作，遭到启功的严词拒绝。
那个同事不死心，又来到启功家里，准备说服他的妻子，再让她去说服启功。谁知章宝琛一口回绝：“我们就是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和汉奸做事！”
启功感叹连连：“知我者，宝琛也！”他称赞妻子有骨气、有尊严，恩爱中又多了一份对她的钦佩。
妻子章宝琛其实也并非旁人传言中那样目不识丁，甚至有过更多的机会来接触、学习文化，只不过为了家里，也为了启功，她轻飘飘的一句“好的”放弃了。
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合并，那时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讲授古典文学。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丈夫的影响，章宝琛也准备到一家文化单位上班。
启功得知后，与妻子协商说：“妈妈和姑姑久病在床，你是不是在家里照顾她们？”章宝琛沉默一会，红着眼眶说：“我听你的。”
就这样，章宝琛从此坐实了旁人眼里那个“配不上启功”的家庭妇女形象。殊不知，是她放弃了自我，成全了启功。
身为一个文化人，启功更知道这份退让意味着什么。感动十分，他对爱妻说道： “宝琛，拥有你是我今生今世的福气。”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因为长期伏案治学，启功的身体一直说不上太好，头晕、高血压的侵扰一直不断。启功万万没有想到，一直照顾他的妻子竟然走在他前面。
那是1975年的春天，章宝琛突然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得知这个消息，启功的情绪一度崩溃，失声痛哭。章宝琛却十分平静，从丈夫的神态中得出来答案后，轻轻地对丈夫说：“我走了以后，你再找一个女人好好过日子。”
启功只得不住的摇头， “宝琛，别胡思乱想，你很快就会好起来。”
可这世间，亲人的不舍与慌乱从来都不是能留住流逝着的生命的理由。在启功的绝望中，妻子还是去了。
夫妻本为一体，现却徒留一人在人世。 极度哀痛的启功为了悼念亡妻，写下了《痛心篇二十首》，足以见之他与宝琛之间深厚的感情：
悠悠几十载转瞬即逝，浩浩情深只能对青冢诉说。青丝白发本是世人的情之所钟，可如今，只剩了一人为她一意孤行的一夜白头。
2005年，启功先生离世，孤独一人30年。
结语
茶余饭后，院中树下，总能听见叽叽喳喳的闲谈碎语——“东家长，西家短”，数不清的“配”与“不配”便由此而生。
很喜欢一句话，“其实我们本都是合适的，只不过忘却了一段关系中永远少不了冲突与矛盾。”
世间哪里有那么多合适与不合适，就像启功与宝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记一段情深，还一段敬重，动作与不动作间，二人已然是另一段佳话了。
如何理解和评价启功先生的书学思想和书法艺术实践？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先生学识渊博,在书法方面,被尊为书坛泰斗,从理论到实践,都堪称一代宗师。他的许多精辟论述,澄清了书法史上的错误和误解。启功先生认为:“古代论书法的文章,很不易懂。原因之一是所用比喻往往近于玄虚,即使用日常所见事物为喻,读者的领会与作者的意图,并不见得都能相符。原因之二是立论人所提出的方法,由于行文的局限,不能完全达意,又不易附加插图,再加上古今生活起居的方式变化,后人以自己的习惯去理解古代的理论内容,以致发生种种误解。”自古以来的书法理论著作,大多给人感觉过于神秘,其中的用词比较古奥,后人在研读时,经常产生一些误解。即使是一些历史上著名的书家,对同样的问题也常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些有修养的人,即便能够读懂,但到了实践上也不知如何表现,以至于很多人穿凿附会,使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神秘,给学习书法的人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使他们多走了许多弯路。
启功先生曾说“幼年也曾习闻过那些被误解而成的谬说,也曾试图重新作比较近乎情理的解释,不敢自信所推测的都能合理,至少是寻求合乎情理的探索。”先生在很多方面的论述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下面我仅从启功先生对于执笔法的论述来进行分析。
执笔是写字时最先要掌握的,历史上关于执笔的理论有很多,虽不尽相同,但对于执笔时要“指实掌虚”,却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可的。可是很多人将“指实”理解成了手指要紧紧的捏住笔管,越用力越好,启功先生针对这一现象说:“不知从何时何人传起一个故事,《晋书》说王献之六七岁时练写字,他父亲从后拔笔,竟没拔了去。有六七岁的儿子的父亲,当然正在壮年,一个壮年男子,居然拔不动小孩手里的一支笔,这个小孩必不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而是一个‘天才的大力士’。这个故事,至今流传,不但家喻户晓,而且成了许多家长和教师启蒙的第一课,真可谓流毒甚广了!”
正是基于《晋书》上记载的这件事,历史上很多人认为执笔越紧越好。王澍说:“执笔欲死,运笔欲活。”这句话让人很难理解,操作起来更让人无所适从。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笔即左偃,而中指力钩,则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虚掌为难,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点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劲,而名指之力乃实耳。”他虽然肯定了“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但又把问题看得过于僵化和机械了。启功先生形象地把他的这种执笔方法叫做“猪蹄法”。
对于《晋书》上记载的这件事,苏轼是这样看的:“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其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周星莲亦云:“王献之少时学书,右军从背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盖谓初学时著意在笔,非谓用笔宜紧也”。
启功先生赞成这种说法,认为“苏轼的见解可谓精辟之致”,王献之的笔没被抽出,是由于小孩子伶俐和专心的结果,并不是由于执笔紧,更不能说明执笔愈紧愈好。
对于执笔的松紧问题,苏轼说:“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米芾云:“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说:“总之执笔须浅,浅则易于转动。”再请看启功先生下面的几则关于执笔的论述:“我觉得执笔和拿筷子是一样的作用,用筷子能如人意志夹起食物即算拿对了,笔能如人意志在纸上划出道来,也即是执对了。”
“执笔要松,自指尖、手腕、肘、肩、无一处用力才好。当然松到拿不住笔、使不开笔也不行,但不要有半分‘僵劲’。悬腕悬肘等说也不必管,手无僵劲,写熟了,自己也忘了手在悬着没有。古代有一个大胡子的人,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在被里被外,他原来并没注意过,经这一问,注意答案,一夜没睡着觉。用笔也是如此。”
自唐以来,书家就非常重视执笔,也存在一些争论,像什么单钩、双钩、龙睛、凤眼等等,启功先生在执笔的细节上没有深究,这并不是他对这些理论的否定,从启功先生生前的录像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执笔姿势是标准、传统的“五字执笔法”。那么为什么启功先生不详细讲解具体的执笔方法呢?
其一,各种执笔方法,不管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的书家都有过详细地讲解,启功先生也遇到过一些争论,先生以为这些争论“已为大多数有经验的书法家所明白,无须多谈,也不必细辨,都知道其中由于许多误会,才造成一些不切实际的定论,这已不待言”。其二,就是先生是专门针对有人在实践时过于斤斤计较如何执笔,以至于机械,僵化,注意力没有集中在更重要的环节(用笔、结构、章法)上。先生曾说:“据我个人的看法,手指执笔,当然是写字时最先一道工序,但把所有的精神全放在执法上,未免会影响写字的其他工序。”因此先生认为这些问题“按各个人的生理条件、使用习惯,讲求些也无妨碍,但如讲得太死,太绝对,就不合实际了。”可见启功先生的出发点始终是实践,他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先生自然、通达的书学思想。
对于一直就有很多争论的关于执笔的高低、要不要提腕、悬肘等问题,启功先生认为可以根据所写的字大小来定,有一种既科学又实用的方法:
“书写落笔之前,先用笔向空画个圈圈,所要写的字,以不超出这个圈圈范围之外,那么就说明你这时执笔的高低,提不提腕,悬不悬肘,是符合要求的自然的。如划一小圈,即使腕贴纸上,也能划出;如划一大圈,腕肘不提起,是划不成的。所以写字时腕肘是否该悬,悬到什么程度,并无固定标准,应该随着需要而定。只要我们通过反复实践,执笔正确方法就能解决。”
启功先生的论述始终是基于方便操作,让学习者从心理上到实践上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前人的说法,比较起来,他的观点更科学,合理,更加易于操作,并且强调要通过反复实践来掌握正确的方法,具体的怎么执笔,哪个手指是什么样子,“偃、压、勾、格、抵”又做何解释,先生都没有深究,一句话,要自然灵活,便于书写就好。
启功先生对古人所说的“指实掌虚”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指实’‘掌虚’之说,是一句骈偶的词组,指与掌相对言,指不实,拿不起笔来;它的对立词,是‘掌虚’。甚至可以理解为为了说明‘掌虚’的必要性,才给它配上这个‘指实’的对偶词。‘实’不等于用大力、死捏笔……有人把‘指实’误解为用力死捏笔管,把‘掌虚’说成写字时掌心处要能攥住一个鸡蛋。诸如此类的附会之谈,作为谐谈笑料,固无不可,但决不能信以为真!”
在谈到写字时,是否必须悬腕的问题时启功先生说:“古人席地而坐,左执纸卷,右操笔管,肘与腕俱无着处。故笔在空中,可作六面行动。即前后左右,以及提按也。逮宋世既有高桌椅,肘腕贴案,不复空灵,乃有悬肘悬腕之说。肘腕平悬,则肩臂俱僵矣。如知此理,纵自贴案,而指腕不死,亦足得佳书。”
启功先生认为执笔不能过紧,要自然,不要做作,不能机械的按照古人方法去做。他对执笔,悬腕的问题的认识是十分灵活与通达的。他从书写方式的历史演变着眼,认为书法的自然源于执笔法的自然,对问题的分析科学、合理,让人信服。
虽然启功先生强调用笔不要用大力、死力,但从不把问题说的太绝对,他也说过:“用笔当然不是要用大力、死力,但腕力强的人,行笔时,不至疲软,写出、画出的笔划,自然会坚挺的多。”
“关于用笔的格言,有‘指实掌虚’之说,如果无名指蜷向掌心,掌便不够虚了。但这只是一般的道理,在腕力真强的人,写字用笔的动力,是以腕为枢纽,所以掌即不够虚也无关紧要了。”可见先生看问题是相当的通达、自然、辩证。
众所周知,启功先生提倡学书要看墨迹,“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师笔不师刀”是启功先生著名的书学观点,据此有人认为启功先生全盘否定碑学,但他还说过:“如果书家真能把古代碑刻中的字迹效果,通过毛笔书写,提炼到纸上来,未尝不是一个新的书风。”可见启功先生看问题并不偏颇,从中依然透出了先生自然通达的书学思想。
爱新觉罗启功和启星关系
启功，是真正的宗室（雍正的后代）。而关于这个启星，手头资料有限，不好判断。毕竟网上有说她是宗室后裔的，有人说她不过从的母亲姓（母亲是宗室后裔）。不过我从百科看到“曾祖父清末肃亲王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嫡堂兄”，感觉这句话有错误，因为“肃亲王”即豪格（顺治大哥）一系是远支宗室，是不能使用辈分字的（来自baidu百科，只有康熙后代才能用辈分字，而肃王一系从豪格到善耆均是如此），而且肃亲王一系与溥仪一系隔代很远，称“堂兄弟”已经不合适了。以前还看到也是baidu百科的资料称她（启星）是康熙24子允秘之后。
即便是清宗室后代，一般都比较低调，除非为人所知（像启功、启骧、毓嶦、溥任等），否则他们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身份的（这个说来话长，大家自己网上找吧）。鉴于近年来冒 充宗室后裔之风盛行（这种做法其实毫无意义，正如启功先生言：无聊。不就为了吸引众人眼光吧），我感觉这个启星也是值得怀疑的。
下面有金毓嶂先生（溥任长子，溥仪侄）的采访，里面也有提到启星，仅供参考：
/domestic.asp?mdb=1037
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弟子都有谁
1、贾鸿声
1955年出生于河南安阳，号半名西江士。为当代书法大师启功入室四弟子之首。六岁开始学书，他遍临各大家碑帖，比较擅长楷书。
机缘所致，1981年秋，贾鸿声先生入室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蒙启功先生亲授指点，加之他广临北魏碑版、汉简木牍，继而上溯晋唐，下及明清，博采众长，贾鸿声先生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日趋成熟。
受启功先生的影响，他在继承启功先生风格的基础上又有大胆的创新和发展。所以他的作品每一幅都可以做到在字体和章法上有所不同，每一幅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2、张世忠
1964年7月生于北京，从小就很喜欢书法，所以小时候就得到了启功先生的指点，并且还跟着启功先生学习了一段时间。他临摹了多种字体，最主要的还是行书。他也受过多名书法大家的指点，由于功底比较稳，所以形成了自己的书写风格。其作品有“高山坠石”的特点。
3、丁广茂
中国书法名家，1939年4月生，湖南湘乡市人。丁广茂先生从小喜爱书法，并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虽然长期从事飞行和部队工作，但始终坚持不懈刻苦学习和钻研书法理论，从欧阳询、柳公权入手，进而学习二王、董其昌等书作及现代书法大师启功先生的书艺，主攻行书。
并有幸得到启功先生的指点，成为启功先生的关门弟子。丁广茂先生在书法创作中坚持继承与发展、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统一的原则，因而他的书法艺术具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继承发展的创新精神。他的书作结构严谨、笔画精到、笔意丰富、骨肉挺匀，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4、赵仁珪
1942年6月生，北京市人。赵仁珪自幼对古典文学兴趣浓厚，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历制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攻读古典文学，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他在校学习期间，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同时还向启功先生学习诗词创作、书法理论和书法鉴赏，获益匪浅。
1981年，赵仁珪毕业后留校至今 ，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北师大中文系所开设的课程及自己的研究课题多围绕这一专业设置。
5、张雪明
1965年生，河北固安人。大学文化，教书十年。1996年，张雪明举家前往北京，寻求书法艺术的真谛。初到北京时，他边习字边靠卖字为生，边寻找机会求教名师。一度因为生存压力，不得不仿别人的字画卖钱。
张雪明偶然阅读了当代书法家启功的著作《论书绝句》，被其学识震撼，立志临习启功体。不到两年时间，张雪明已将启功体写得几可乱真了，他的名字在潘家园市场渐渐传开了，他的字也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但这种“模仿”出的名气，始终让张雪明不能释怀。
后来，启功的朋友鲍文清在潘家园看到了张雪明的字，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勤奋、诚恳的年轻人，并应允他拜访启功的愿望，张雪明这时才如愿与仰慕已久的“老师”见面。让张雪明感动的是，大师启功非但毫不介意张雪明对他的模仿，还夸奖他的字是伪而不劣。
每每与启功先生交流后，他都再次融会启示于笔端，重新临摹启功先生的字，揣摩字中传达的意境，他的作品渐入佳境。他所临习的启功体，不仅形似，也因为得到启功先生的意蕴点拨而更加神似。
6、李洪海
1946年生，字一鑫，号方舟，天津市武清人。李洪海自幼酷爱书法和篆刻，每日临习碑贴不止，奠定厚实基础，铺就成功之路。后当兵从戎，以书板报为平台，抄写档案为契机，书法才华初露，调入机关专事文字工作。此时的李洪海如得水之鱼、入海之蛟，才华尽显。
然真正使其书法大进步者，是著名书法大师启功先生。上世纪70年代初，洪海有幸拜启功先生为师，得其真传，明灯点亮，道路指明，苦临勤练，精钻细研，日渐成熟。80年代后便崭露头角，国内外报刊登载，百余次书法大赛获奖，举办个展，其作品被多部专集收入。
90年代初，被列入世界书画名人，声名远播，其书画作品不仅被中联部指定为国家领导赠送外国元首礼品，国内外文化单位和个人收藏，还悬挂于许多国家和军队对外接待场所，“文化使者”等众多头衔，应运而生。
--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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