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网援引日本《产经新闻》20日报道，日本参议院相关人士透露，参议院公关部门19日晚上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发出者称，其在国会内设置了“大量高性能炸弹和沙林毒气弹”。
报道称，目前参议院警务部门正在加强国会内的排查以及周边地区的警戒工作 。报道称，发出威胁信息的人自称代表一个宗教团体。电子邮件中还写道，“将在21日下午1时34分开始大屠杀”，“现在唯有恐怖袭击才能改变日本这个国家”。
图片来源：环球网视频
离安倍遇刺不到一年，岸田又遇袭击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当地时间4月15日11时30分左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和歌山县和歌山市一处渔港视察后，正准备进行演讲时，现场突然传出爆炸声。一名男子朝他投掷了一个被认为是铁管炸弹的爆炸物，该男子被警方当场逮捕。目击者称，爆炸物离岸田只有一米远的地方。
据海外网援引日本《读卖新闻》15日报道，在和歌山一演讲场地传出爆炸声后，一名现场的目击者表示，想起安倍遇刺案件。
犯罪嫌疑人在现场被日本警方制服（图片来源：朝日电视台）
受访目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性，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想起安倍前首相被枪杀的事件。”
自安倍遇刺后，日本警方对政要的保护力度已经大幅提高，但仍然难以防范活动现场的种种突发情况。七国集团（G7）峰会下个月将在广岛市召开，此次事件无疑让外界对日本的治安形势产生怀疑。
G7峰会在即，日本治安引担忧
下个月，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岸田遇袭事件无疑将安保问题又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日本政坛，政治家在缺少安保的情况下，在街头和车站进行亲民政治演说是一项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然而在2022年7月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之后，对政治要人加强安保已经成为一项共识。
从日本媒体的现场画面来看，警卫人员的反应速度是相当快的。当嫌疑人拿出可疑的银色圆柱状物体时，一名男子立即上去将其控制并摔倒在地，随后更多人员一起制服了嫌疑人，将其拖离人群。
岸田遇袭事件现场 图片来源：NHK
另一边，岸田文雄被立即疏散。从电视画面中也可以看出，岸田的警卫人数不少，且吸取了安倍被刺杀的教训，对岸田背后的情况密切监视。
岸田遇袭事件现场 图片来源：NHK
尽管安保力度升级，但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由于在人数不定的活动现场检查背包存在难度，所以袭击才得以发生。
霍建岗分析指出，虽然安倍遇刺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政要的安保工作，但助选活动这种场合非常难以开展很好的防护工作，因为必须提前告知民众时间和地点，所以潜在的袭击者很容易知道活动信息，而且日本政客为了展示亲民姿态，和民众靠得很近，人跟人之间无法进行隔离；另一方面，安倍遇刺后许多人也都指出，日本负责要人贴身警卫工作的SP警队，本身的素质并不是特别高。
岸田遇袭事件现场 图片来源：NHK
2022年8月25日，日本警察厅发布安倍遇刺事件的调查报告，承认当日警备安保工作存在计划不完备、现场指挥不足、未充分信息共享等问题，警察厅长官中村格引咎辞职。警察厅将扩充警备人员力量，并调整此前由地方警察负责安保工作的政策，加强警察厅的作用。
安倍遇刺前，只有现任首相在东京地区活动时才会有警卫车队随行，而现在，日本顶层政治要人都能享受到警卫车队的服务。2022年12月，前首相菅义伟和麻生太郎访问东京一间寺庙时，就各自有警卫车队跟随。此前，政治要人去电影院或者体育场会见运动员之类的活动，都只有很少的随从人员，自安倍遇刺后，这类活动也会派遣相当数量的警力。
此外，国家警察厅还将提前评估东京都警方和地方警方上交的要人保护方案。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2022年底，警察厅一共评估了1300份安保方案。在新政策实施初期，约有90%的方案都被警察厅驳回，要求完善修改，如增派更多警力，设置疏散路线等。
不过接连的政客遇袭事件，对日本的街头政治传统产生了负面影响。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诧摩佳代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看到初步报道时，我惊恐地想起去年7月的那次袭击事件，但听到首相和在场的每个人都平安无事，我感到如释重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担心针对政客的恐怖袭击。选举演说是政治家和选民接触的宝贵机会，是民主化的重要过程，日本的现状令人非常失望。”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环球网、海外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李孟林）
南京大屠杀对日本的影响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残暴的战役.多达30万中国平民被杀当时战况 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是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 1937年，早在抗战一开始，日寇飞机就滥炸南京，前后达百 余次之多。其轰炸目标多是非军事目标，南京最热闹、人口最稠密的 城南一带，受到的空袭最多。九月二十五日的一次轰炸最为残酷，自 上午九时半至下午四时半，日机先后五次共九十五架次，在南京上空 共掷炸弹约五百枚，致使平民死伤六百余人。下关难民收容所一处亦 不幸中弹，死者达百人以上。遭到轰炸的，除电厂、自来水公司、广 播电台等外，还有在屋顶上漆有红十字的中央医院。 日寇逼近南京， *** *** 发表迁都重庆的通告 ，南京陷入一片混乱。大大小小的官僚争先恐后地逃离了南京，剩下 的是无依无靠的老百姓。抗战前，南京人口约百万，战争开始后虽已 开始向各地疏散，但能够远走他乡的多是达官贵人、豪绅富户，一般 居民顶多投奔四郊，暂避战火﹔加上前方各地的难民陆续逃来，因而 南京的居民仍然不少。 *** *** 对这些彷徨无主的难民听之任之， 倒是一些“热心公益”的美、英外籍人士，建议在南京成立“国际委 员会”，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难民区。 *** *** 接受了这一建议。 在同年的11月25日
日军分三路进犯南京：东路沿沪宁线，攻南京 正面﹔中路循宁杭线，取溧水、句容，袭南京之背﹔西路自广德、宣 城、芜湖，包围南京。十二月初，三路日军均已进抵南京外围，与守 军发生战斗。当时南京守军有十余万，归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 但唐采用了将外围阵地放弃，困守孤城的战术，坐以待毙。 日军主力猛攻雨花台，至正午，雨花台陷落。下午二时，又攻陷中华门，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下午五时，唐生智匆匆开了一个历时二十分钟的师以上将领会议，散发了一份油印的 突围命令，而他本人却不顾自己立下的“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仓皇地渡江出走了。十三日，日寇占领南京，从此一幅更为残酷的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 当日寇侵入南京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大多数都躲进了“难民区 ”。因此，街道上已经见不到多少人了。可是前方溃散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寇驱来的各地难民，从中山门、中华门冲进了南京城。他们来到南京后，大家感十分慌张，希望躲入“难民收容所 ”，但被拒绝﹔最后，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于是，一部分人群冲向冲向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过挹江门到下关中山码头渡江﹔一部分人群冲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 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时，最后逃出南京的一部分 *** 官兵，蚁集在江岸上，未能脱险，此时深怕难民群妨碍他们， 所以把挹江门、和平门两道城门紧闭起来，以便于他们抢渡逃生。 两条马路上的人群，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哭喊声、怒骂声，响彻两条马路。这群难民，又久经冻饿，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或向四面逃避，或逗留原地，不知所措。 十四日清晨，日寇冲进了南京城。他们人数很多，穷凶极恶地继续屠杀逃散到其他街巷中的难民，一直杀到马路上街巷内都见不到人了，他们又打开挹江门、和平门，把屠杀的范围扩展到城外。 经过十三、十四两天的大屠杀，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其两旁的街巷，都成为血路、血窟...... 日寇在南京城外和环城等处的大屠杀，比城内更野蛮更凶恶，各地逃来的难民和伤病兵及军人家属死得也更多更惨。 日寇忽然打开挹江门冲杀出来，用机关枪、步枪拼命向难民群射击，手榴弹疯狂地抛掷 。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惊骇、愤怒、绝望中倒下。有许多还可以挣扎的难民，不甘让日寇射死，就跳江自杀。最后余留在江岸上的一部分难民，则被日寇驱下江淹死。只经过一段短短的时间，数万难民的生命就这样完全牺牲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日寇清街运动开始了。大街小巷的路口上，一律站着荷枪实弹的日寇。摩托车队到处巡逻著，三名、五名的日寇拖着长刀，挨门逐户，大声呼叫，勒令开门。因此，公司、商店和居民，都门户洞开。长期伏在室内的人们带着惊异的神色，不免要探头向外张望一 下，了解外面的情况，可是，灾祸便立即降临。在他们探望的瞬间， 日寇便会向他们射击，许多商民人等，便应声倒地。仅在这一天，就有好几千人被枪杀、枪伤。 与此同时，日寇进行了大搜查。凡是被认为有抗日嫌疑者，不由分辩，立即绑走。说是带去审问，但往往有去无回， 事实上是被送到五台山上用汽油活活地烧死了。总计有一万多人就这样下落不明。 从此，日寇的屠刀便正式转向商人和剩下的居民。日寇们不论是官是兵，或马夫和汽车司机，可以随便进入商店，闯进民家，任意进行所谓搜查逮捕，或者干脆就地杀人。整个市面仍被恐怖笼罩着，清街运动在继续进行着...... 中日方面的影响: 日本现在篡改教科书
不愿承认侵华罪行
更教导日本学生
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
这是对教育的影响.
参考: yahoo
长期&短期的影响敍述不多，篇幅过于集中在大屠杀的内容。
日本旅顺大屠杀发生在哪一年
旅顺大屠杀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旅顺进行的大屠杀。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对市内居民连续四天进行杀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屠杀过后全市仅剩三十六人被留下埋葬同胞尸体，估计超过二万人遇害。死者葬于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今称“万忠墓”。
驻守旅顺的清军，原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两营，后各增募两营，共八营4100人。后增加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四营、记名提督程允和四营，共增八营4000人。11月初李鸿章又派来记名提督卫汝成的五营3000人，再加上金州、
大连湾
大连湾三面环山，并有三山岛作为天然屏障，水深湾阔，风平浪静，不淤不冻，建有大连港（大连港、香炉礁杂货港、和尚岛煤港和大连新港）以及大窑湾港（新建），构成巨大的港口群。大连港年吞吐量达7600万吨。更多>>
退下来的连顺、徐邦道、赵怀业的残部，总兵力为14700人。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组织了1500名敢死队，准备与清军较量一番。然而旅顺并非山地所想象的那样难以攻取，清军兵力虽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尤为严重的是“群龙无首”，八位统领不相隶属，各行其是。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统，但他行伍出身，战守无策，一味告援，却不能改变诸军相互观望坐视的局面。
11月17日拂晓，日本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日军分三路：一为右翼纵队，由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及攻城炮队组成，山地中将为主将，乃木、西、长谷川三少将为其下属；二为左翼纵队，由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一中队组成，满益少佐为指挥；三为骑兵搜索队，由骑兵一大队组成，秋山少佐为指挥。是日，右翼纵队和搜索骑兵在三十里堡宿营，左翼纵队在辛塞子宿营。18日早晨6时左右，右翼纵队从三十里堡出发，下午2时30分到达营城子。同日上午10时，搜索骑兵队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的前锋到达土城子。此时清军3000余人突然出现，把骑兵队团团围住。秋山下令与清军交战，枪剑相向，人马混战，十分激烈。后来清军越来越多，势不可当，日军骑兵陷于重围之中。秋山见势不妙，只好下令突围，向双台沟方向逃去。有些受伤日兵不能行走，马又丧失，便举刀切腹或割颈自刎。此次土城子迎击战，日军死伤55人，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但是其后清军不敢主动迎击，光是消极防御，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开始总攻击。是日，各军进入预定的阵地。骑兵搜索队警戒盘龙山以西，部分骑兵搜索通向旅顺的道路；右翼纵队第一师团攻椅子山炮台，混成第十二旅团攻二龙山炮台；左翼纵队在旅顺东北布阵，牵制清军；军司令部驻土城子南；联合舰队在旅顺海口一字摆开，牵制清军兵力。
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西宽少将为先锋，率领第三联队首先攻扑椅子山最西的炮台。炮兵则在椅子山西面布阵，同时攻击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清军发炮应战，但由于日军大炮命中率高，炮台被摧毁。最后第三联队的步兵发动冲锋，一举攻下椅子山的三个炮台。时为上午8时。
山地中将攻下椅子山炮台后，又令炮队攻击松树山炮台。炮弹击中其火药库，猛然爆炸，松树山炮台彻底被毁。此时长谷川少将的混成旅团正在攻打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由于第一师团各部队包抄两炮台的背后，清军腹背受敌，终于不支而退，二龙山、鸡冠山两炮台失陷。时近中午。
旅顺背后各炮台大都陷落，所剩的只有海岸炮台。海岸诸炮台以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所有大炮都能作360度旋转，四面八方都可以射击。日军第二联队长伊濑知好成大佐奉命攻打该台。当日军一逼近黄金山炮台时，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便弃炮台逃走，炮台被日军轻易占领。时为下午5时。东岸其他炮台如摸珠礁、老砺嘴等炮台守兵，见主将已遁，也都不战而逃，东岸炮台全部失陷。
至晚上，西岸炮台尚在清军手中。但是当夜张光前率领部下沿西海岸向北撤退，西海岸诸炮台也尽归日军所有。这样，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李鸿章经营旅顺16年，耗资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但不能守一天。后来，总理船政、专办水陆营务的道员龚昭与以“不能联络诸军同心固守，迨船坞失陷避至烟台”等罪名被捕，交刑部治罪，作了替罪羊。
日军攻占旅顺后，滥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约2万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关于此次大屠杀，许多欧洲人留下了亲眼目睹的记录。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于11月24日(日军攻占旅顺后第四天)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中说：“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他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说：“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谁知道东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
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报纸，竟然发布“富士火山将大喷发”、“东京地区正在沉入海底”等不实消息，让从废墟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更加惊恐。东京市内交通、水电供应严重破坏，谣言四起，一片混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捏造并散布谣言，称“朝鲜人触犯神灵，地震是天神的惩
罚”，军警当局还诬指社会主义者和旅日朝鲜侨民纵火、投毒，授意右翼团体自警团恣意刑讯、屠杀。
中国积极援助日本灾民
1923年9月1日上午11点58分至12点03分，一场大地震袭击了日本关东地区。震中位于东京的相模湾内，震级为7.9级。大地震引发了火灾、海啸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京、神奈川、千叶、琦玉、静冈、山梨、茨城等1府6县成为地震灾区。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很多人家在做午饭，倾倒的炉火引发了100多处起火点，其中大部分没能被扑灭，再加上日本当时的房屋多以木结构为主，火势迅速在各处蔓延开来。尤其是在东京和横滨两个大城市，火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京的大火持续燃烧了3天，街道、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火灾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现在东京墨田区的横纲公园，当时这里是一片约6.6万平方米的空地，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避难者，不幸的是这里也被大火袭击，约3.8万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横滨也化为一片火海，当时华人集中的南京街有5000多名在日中国人，结果约有2000人因地震和火灾死亡。在这次地震中死亡、失踪人数合计约为10.5万人。房
屋损毁10.9万余间，严重损坏10.2万余间，烧毁21.2万余间。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的北洋政府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9月6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9月27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14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地震发生后，日本共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的救援物资和资金。
谣言称朝鲜人趁乱纵火
大地震使东京、横滨等地的电力、水力、交通、通讯等系统完全瘫痪。由于交通、通讯的断绝，无法传递准确的情报，政府一时间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大地震不仅摧垮了人们的肉体，也
几乎摧垮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
这时，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言包括“在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认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日本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很多流离失所的
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确实，今天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很难了。另外，遇害朝鲜人和华工的具体人数是多少？责任是否在日本政府？这些问题也有待历史学者继续研究。
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之后人们得知有关朝鲜人暴动等消息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人。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东京大岛町8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据当时住在8丁目146号的木户四郎(当时27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200名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中国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日当局借机杀害异见人士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军队和警察从9月3日开始，也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
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9月16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这件事在9月20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12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但1926年10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屠杀大批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
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12月27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日本政府痛定思痛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加强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日本的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汶川特大地震后，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来到四川灾区抢救受困民众，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让人钦佩，值得赞扬。
不过，日本对屠杀朝鲜人和华工的反省则到日本二战惨败之后才开始。
在日本东京的横纲公园，竖立着一座“追悼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碑”。此外，在神奈川等地也有类似的慰灵碑。自1983年开始，每年9月，在日朝鲜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在中国，1924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
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史实了解事件真相。
1993年9月关东大地震70周年纪念时，日本友好人士捐资，在温州重建了“王希天烈士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
南京大屠杀资料
不容忘却的史实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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