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场由美国机构举办的关于中西方制度对比的辩论在美国麻省剑桥市举办。一度被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体合力推举的反华“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接受了此次活动的邀请，与法国企业家、推特意见领袖阿诺德·贝特朗（Arnaud Bertrand）展开了长达150分钟的辩论。贝特朗用充分详实的论据以及多年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给美国学界和主流社会上了一节现代中国的公开课。
阿诺德·贝特朗 资料图
虽然这场辩论意在对比中西制度，但贝特朗在辩论开始即作了说明：各国的制度其实无法进行比较，如果可以比较即承认了一种制度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那么更优的制度就会取代其他制度。他认为，中国的制度适用于中国人民，它是中国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产物。但贝特朗还是按照辩论题目进行了一些对比。
首先，贝特朗跟在场的美国精英观众们探讨了究竟什么才是自由？他引述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发表的关于“四大自由”的著名演讲，指出西方社会正在忽视其中的两项：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贝特朗认为，贫穷是自由的对立面，当一个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他就失去了绝大多数选择的自由，沦为生活窘境的奴隶。他援引多国官方数据进一步阐释说，法国有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巴黎能看到成百上千的无家可归者的帐篷”；2021年，美国有2003万人被列为深度贫困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6.2%和美国贫困人口的48.4%。“我们真的可以说这些人是自由的吗？”贝特朗反问道。他继续说，在中国，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这样的事实：中国实现了全球最大的减贫规模和最快的脱贫速度，中国在脱贫攻坚中的各类投入总和相当于美国过去20年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投入。
2001年11月4日，阿富汗北部一塔利班阵地遭到美军轰炸后腾起烟雾。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摄
而对于“免于恐惧的自由”，贝特朗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美国，一个人在深夜敢随心所欲地在外面自由行走吗？他指出，在美国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概率是中国的70倍。“在中国的7年里，我从来没有成为任何犯罪的目击者或受害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国家。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确实存在。”
贝特朗随后提出一个更有深度的思考：集体自由。他指出，法国政治家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曾经提出，最大的自由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这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处在一个大国的“附庸国”或者 “势力范围”的境况下，很难说这个国家的人民是自由的。“在这方面，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因为它不是任何国家的附庸国，也不搞军事同盟……这种高度主权使中国能够专注于国内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行动自由。”贝特朗说。
从自由，到稳定，再到繁荣，贝特朗一一进行了对比，强有力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于本国人民更对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相比之下，首次接受公开辩论的郑国恩全程都在重复那些已经被多次揭穿的关于中国的谎言，甚至没有阐述辩论角色赋予他的立场观点，即维护美国制度更优的“任务”。辩论的线下投票显示，贝特朗大获全胜。
“我所说的这些不是为了赢得什么。我所说的都是我所坚信的，哪怕没有人站在我这边，我也依然会这样说。”贝特朗对《北京周报》说。
以下为阿诺德•贝特朗
在此次辩论中的演讲内容摘编
当下，很多人试图对比不同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对比其实体现了一种理念，即各种治理模式相互竞争，更优的制度就会取代其他制度。
恕我完全不能认同这一观点。以中国模式为例，中国的制度适用于中国人民，它是中国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产物，与当下中国所处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相适应，而并不见得都适用于其他国家。
正如美国前东亚国家情报官员保罗·希尔（Paul Heer）所言：“中国正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同时，寻求其治理和发展模式的国际合法性，而不是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也表示：“显而易见，中国的理念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本国的治理模式。相比之下，美国喜欢说教，喜欢指导别人如何治理国家，总想让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自由价值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在他著名的《论中国》一书中持这样的观点：中国从不为美国的普世价值观站台，也从不认同美国向世界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的做法。
关于自由
西方对自由的理解越来越扭曲，简单地把个人自由等同于自由，实际上这两者并不能这么简单地并列、对等。如果从我们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对自由的理解出发，中国可能并非如一些西方人所想象的那般不自由，同样，西方可能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自由。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在其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国家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减贫进程。
我游历了中国各地，扶贫成果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我想问大家，谁能说摆脱贫困让人们变得不自由了？难道人们在贫穷时是更自由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贫穷是自由的对立面，当你贫穷时，你就会沦为生活窘境的奴隶。
反观西方，在法国和美国等国家，贫困随处可见。巴黎的某些街区至今仍安置着数百个无家可归者的帐篷。但今天，随意去中国任何地方旅行，你都很少能在街上见到没有固定居所的人们。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美国2021年有2003万人被列为深度贫困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6.2%和其贫困人口的48.4%。其中，18岁以下儿童生活在深度贫困中的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年龄组的成年人。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定义，“深度贫困人口”是指家庭总现金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50%的人群。来自美国智库城市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显示，2022年，近25%的美国成年人经历了粮食短缺，也就是说他们有过吃不饱的经历。而在法国，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我们真的可以说这些人是自由的吗？
很多人也许已经遗忘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发表的关于“四大自由”的著名演讲。他认为美国应当实现“四大自由”中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时，罗斯福也认可脱贫是实现自由的根本要素之一。
关于“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想请各位扪心自问：在美国，不论白天黑夜，人们敢随心所欲地在外面自由出入吗？人们有这样的自由吗？
而这种自由在中国的确存在。在美国，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是在中国的70倍。我在中国生活了7年，从来没有成为任何犯罪行为的目击者或受害者，而且我认识的人中也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国家。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确实存在。
而最大的自由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这是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曾提出的，一国人民能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应该没有人会认为处在一个大国的“附庸国”或者“势力范围”的境况下，你还能是自由的。
在这方面，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因为它不是任何国家的附庸国，也不搞军事同盟。很多人认为，某些国家试图采取行动“遏制”中国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但这种高度主权却让中国能够专注于国内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行动自由。
中美国旗 资料图
关于稳定和繁荣
中国文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连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如果这不是稳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被称为稳定。
政权的稳定是发展的根基，民心所向是最直接的反映。很多面向中国人展开的调查，包括西方机构的调查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人民高度团结，他们对本国制度的看法也非常一致。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对中国民众进行了为期13年的调查研究，并于2020年发布了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调查报告。报告结论是：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
美国和欧洲的情形则与此截然不同。众所周知，西方各国民众对公共机构的满意度一直很低。例如，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70%以上，下降到今天的20%。而法国只有28%的本国公民信任本国的公共机构。更有调查显示，有43%的美国人认为未来10年内，美国可能会爆发内战。
再来看发展，如果讨论人均GDP或者工资水平，中国民众显然还远不如西方民众那般富裕。但不要忘了一个事实：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起点低、起步晚，所以这样的比较并不公平。
我认为，正确的衡量标准是：看中西方采取了怎样的举措来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看哪一种更有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比如中国在带领人们走出贫困，而美国却用战争让人们陷入贫困。中国在脱贫攻坚中的各类投入总和相当于美国过去20年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投入——形象地说明了两国各自的发展重点以及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制度强调集体自由、长期稳定和坚定不移的自我发展，这种模式也被证明了能更加全面地为社会谋福祉。美国和欧洲的制度虽各有长处，但中国制度独创性地融合了这些长处，保证了中国人民能够更多地享受总体稳定、繁荣和自由。
来源：北京周报，翻译：马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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