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汪段泳并不容易，这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正在阿富汗做田野调查。趁他回到首都喀布尔休整有网络期间，我们通过视频进行对话。
汪段泳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主要关注海外投资与海外公民安全两部分。从2011年起，他陆续到非洲、北美、南亚等地十多个国家进行田野调查。由于疫情之下回国不易，他已在海外漂泊了两年多。
近些年，海外田野调查越来越成为热词，茂密的山林、清澈的河流、乖巧的动物，再配上当地民众朴实的笑容，一张张高颜值照片仿佛暗示一切都那么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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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滤镜之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南非国父曼德拉有篇著名演讲《自由之路无坦途》，而汪段泳喜欢说“田野之路无坦途”。
在接受完这次视频专访后，他又要进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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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没有肉眼可见的污浊，
泥塘里的水也要喝下去”
自2021年11月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至今，汪段泳已四赴当地，陆陆续续生活7个多月。在这个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80%的古国，他的陆地行程已超万公里，足迹覆盖大半个国家。
采访中，汪段泳一直在为田野调查“去浪漫化”：“我有时会和同行交流，你有没有被当地人敲诈、欺负、虐待过？有没有被歹徒拿刀劫持过？有没有在贫民窟路边摊买过吃的？有没有在荒郊野外喝过土坑里的脏水？如果都没有，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们对田野调查的认识或许不太一样。”
还是以阿富汗为例，经历了几十年战乱，这个人均GDP500美元的国度，基础设施超乎想象的差。除了几座主要城市外，其他地方道路车速超不过每小时15公里，一路颠簸后，车辆出故障成常态。
最险的一次是走山路时，越野车刹车完全失灵。周边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最近的修车点也在百公里外。“求援脱困的时间远超预期。尽管车上有饮用水和食品，但还是不够。”他说，这时就不能太讲究，只要没有肉眼可见的污浊，泥塘里的水也要喝下去，“最重要的是保持体力能干活。如果还要保持国内卫生习惯，就田野工作而言是不适合的。”
即便回到喀布尔城内，生活也相当艰苦。阿富汗长年电力缺口达50%以上，最近由于经济形势恶化，向外购电能力进一步下降。即便条件较好社区，从凌晨一直停到下午也属正常。此外就是做饭，它的意义早已超过填饱肚子，“经验告诉我，在海外哪怕能烧出一个不糊锅的中国菜，也就可以在当地华人圈迅速拓展人脉了。”说到这里，汪段泳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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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对话的那天，喀布尔又发生爆炸。阿富汗目前是全球恐怖袭击风险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
谁也不希望遇到危险，但在海外田野调查中，很难避免不可控的风险。“到现在没出事只是运气好而已。”汪段泳坦言，很多时候危险往往是“擦肩而过”，不能指望永远能“顺风相送”。
因此，即便越来越多人给田野调查戴上耀眼光环，但汪段泳坚持认为，田野调查只能作为个人选择，而不应该作为学术要求。这位经济学博士看来，每个人的行为都要有明确边界，不要产生“负外部性”，“我以前没有、现在也不愿，将来也不会以派往风险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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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就像断案
这些年，汪段泳的田野调查既是惊险之旅，也是发现之旅。
11年前，他开始第一次海外田野调查，去非洲矿产大国，也是最乱国家之一的刚果（金）。“在那里的50天时间，打破了我之前对非洲的所有认识。”在之后10年间，他去过埃及、苏丹、吉布提、乌干达、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总共在这块炎热大陆生活了4年，“与当地人打交道是必须的，即便心存恐惧。经验告诉我，努力想办法，不少情况下还是能实现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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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阿富汗之行也让他对这个古国有全新认识。他举了个例子，刚到喀布尔几天，他就被路口检查的塔利班警察扣留并带到小黑屋。之后他通过交流发现，这位警察是当地一所名校的农学毕业生，还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这与外界对塔利班的固有印象不同，汪段泳于是壮起胆子和对方聊了起来。
“他主动介绍阿富汗农业发展情况。我读硕士时也学过农学课程，这次阿富汗之行前也做过功课，就指出对方一些错误。”汪段泳回忆，等聊到兴头时，这名警察还请他为自己写封来华深造的推荐信。
名校学生为何会当塔利班警察，背后有没有这个国家深层次的原因？每段类似的小插曲，往往能为了解这个神秘国家打开一扇窗户。于是，随着田野调查步步推进，当越来越多的“违和”被发现，离真相或许也就越来越近。
有种观点认为，田野调查就像断案，是一种证实或证伪的现场应用。具体而言，导致一个事件发生的因果链条理论上有很多种，但真实世界中起作用的只有几种甚至一种，“很多情况下，只有贴近现场观察，才能发现究竟哪种在起作用，或许还能发现事先未知的新因果链。”
采访中，汪段泳还提到个小故事，十多年前他在刚果（金）做田野调查时，关注某个中企在当地项目。在查阅资料和实地走访后发现，研究这个中国项目的都是欧美人。在当地，汪段泳访问了一位比利时女博士生。当被问及“害不害怕”时，女士淡定回答：“我在这待了一年半，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街头咖啡馆见面聊天。”
汪段泳很是感慨，如果想做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那在对象国的物理存在是种“标配”，有的大家在对象国生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我在非洲4年、巴基斯坦一年半、阿富汗7个月，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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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只是点石成金
尽管田野调查经历很夺人眼球，但在采访中，汪段泳反复强调，千万不能迷信或神话在海外的那段时间。
他以2016年第二次去刚果（金）做田野调查为例。虽然在当地只待了10天，但行前围绕课题读了167篇文献资料，涉及国际关系、投资贸易、自然科学等领域；回来后，根据现场发现补充了行业统计资料等大量数据，“艰苦的阅读和枯燥的数据分析，才是所有田野工作的基础。”他认为，田野调查更多属于边际贡献，案头工作与之比重至少需要20比1。
他就此还向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胡彬彬教授请教，后者已从事田野调查近40年。胡先生告诉他，20比1可能说明案头工夫还没下够。按他经验，再翻一番也是常有的事儿。
由此可见，田野调查从来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相反，很多时候由于闯入陌生领域，探索过程就是“以无知求未知”，甚至是“摸不着头脑的摸索”。这一过程中，要想保持充分的常识感来应对不确定性，那准确掌握方法论尤为重要。这也就再次说明，探索和调查并非只发生在田野现场，而是需要平时不断案头积累，以提高自身素养。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或许，田野调查只是那“点石成金”的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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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的田野调查从不是让研究走上快速路的终南捷径，相反它需要准备更多知识、投入更大工作量、延展更长成果生产周期。现实情况是，一边是田野调查“变现”过程相当漫长；另一边是在知识半衰期迅速缩短的当下，学术体制要求学人快速成长，田野调查的性价比需精细计算。
“好友反复批评我‘不田野、无文章”只是给自己低产出找借口，我是同意的。”汪段泳说，11年前的初次海外田野调查或许是误打误撞，但没想到从此就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上外师生希望投身海外田野调查，汪段泳倍感期待：“我外已经明确要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相信大家会通过田野工作做出更多有价值的科研贡献。整个学术共同体队伍的繁荣壮大，也意味着学术生态环境在优化改善。”
采访最后，我们谈到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汪段泳认为，研究的终极目标还是“活在当下”。所以，田野调查绝不是把他处看作是“人间动物园”或“历史试验场”，而是要时刻怀抱同理心与自省精神，视“他”为“我”，以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代入式观察，发现我们的过去、检视我们的现在、估测我们的未来。
他引用当代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的话来总结——“通过对他者的观察，来完成对自身的审视”。
（上外廖泓清、董嘉骐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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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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