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写的是涓生与子君对恋爱与婚姻自由的追求,这追求最初已经获得成功,但终于还是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迫害。但《伤逝》这篇作品着重的并不在于写出社会是在怎样地迫害涓生与子君,而是在于写出涓生与子君怎样去面对社会施加给他们的迫害。
鲁迅 伤逝故事简介
:《伤逝》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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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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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解剖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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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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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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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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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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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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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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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
君
情
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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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进步
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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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
君
涓
虽
专注深至
其内容
十
空洞虚幻、
切实际
盲目
必
要归于幻灭
情
自由
底哪
更重要
王
娶
公主
童
结局
许诺
幸福
现实
远没
轻描淡写
笃定
究竟
认
形式
种冗余
神圣
鲁迅
《娜拉走
》
演讲
已说
:
苦痛
梦醒
路
走
涓
与
君
确
昏睡
梦境
清醒
觉醒仅仅
斗争
始
醒
没
明确
目标
甚至
目标似乎
并
重要
现实主义作品
伟
处便
于
——关注现俗
指明并试图解决其弊病
萨特
存
主义哲
诠释
情:
本质
自
选择
选择
自由
前提
判定
自由
必须独自承担选择
或者柏拉图式
情或者自由主义者
情
根本
没
朝夕相随、
死与共
情
干扰自由
或许
简单
情欲吧
愿意
情
失
自由
情怀其实
厚非;
爷
叫嚷着孤独
驴
渴望马轭
哀鸣
求鲁迅小说《伤逝》,内容简介,以及赏析。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回顾鲁迅先生的爱情,可以说,也是深受封建思想的伤害。他在1906年奉了母亲的命,和朱安结婚,可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一份他绝对不愿意收的礼物,因为他对朱安一点都不了解,一点感情都没有。但他为了不要伤害母亲,同时,也可以说为了保护朱安女士的性命吧,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嫁出的女,泼出的水”,一旦嫁了出去,也就没有了退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被休了回来,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侮辱,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鲁迅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只有苦苦地维持着这段不是爱情的婚姻。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
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2
其次,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3。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4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在她的眼中除了喂她的小油鸡和阿随之外,就是忙碌自己的家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再记得。随后渐渐陷入了小市民的争斗中,为了那小油鸡而和邻居吵开了,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这样的生活和传统的那些小市民有什么差别?人是会变的,如果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再前进的话,那就变得消沉了很多,记得路遥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可以活得更充实”,那的确不错,一个人要想活得充实,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不要像子君那样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小市民争斗中,那样只会磨灭自己的意志。
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社会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
虽然涓生和子君他们的性格都被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到底是当时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成员。
最后,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5,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6。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了很多。
总的来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铁屋子”里面,同时他们自身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经济的困顿也是他们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
《伤逝》的艺术特色:
小说采取“手记”的方式,用诗一样的语言抒写了涓生的心境,寓批判于事实的缕述。有追忆中的内心独白与倾诉,也有回想里的细节点缀与刻画,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与精湛的白描技法。
小说的叙事、议论、写景都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小说大体上是按照会馆]吉照胡同、会馆这样回顾式结构进行描述的,在具体事件回顾中,作者没有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而是根裾主人公的情感,有祥有略,跳越式的追述。
首先,在叙述中抒情
如:子君死后 ,涓生又回到会馆,回忆一年前与子君相恋时的情景,是用叙述的语言抒发他们相恋的情感:“在一年前,在寂静和空虚中并不是这样,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其次,也通过议论直抒胸臆
小说结尾段:“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饶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这是表达了涓生追悔莫及的悔恨和悲哀的心情。
再次,作者也借助景物描写抒情
作者写道:一年前两人相恋时,子君就带着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式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紫白的藤花。一年后,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
作者写出了人去楼空的空虚与寂莫。
子君的人物形象分析:
子君和涓生都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作者充分地肯定了子君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
《伤逝》故事情节的概述
两个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涓生和子君,因受到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的影响,冲破束缚自由相恋,并且同居,建立了小家庭。但是后来因为涓生丢了工作,生活无着,渐渐地陷入困顿。在这种情况下,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减弱,最后消失。
依然爱着涓生的子君,小心翼翼地陪着涓生,可是却被他渐渐冷落。最后,涓生告诉了子君他不再爱她的真相。子君备受打击,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他,最后死在了无爱的人间。
婚姻和爱情的自由,不是个人的思想解放能实现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的进步做为基础。所以,他试图唤醒人们起来改变整个社会,认为这样才能实现爱的自由——这,应该是鲁迅写《伤逝》的初衷。
扩展资料
《伤逝》看起来虽然是在写涓生于子君的爱情最终走向毁灭的过程,但是周作人的解读是:自己和哥哥关系走向破灭的过程。
而这篇文章在倾诉了鲁迅复杂的情感之后,也是感怀这段走向灭亡的兄弟情义,在故事的最终,女主死了,男主心中也万分痛苦。想如果这真是暗指鲁迅和弟弟这两个男人的话,那么鲁迅还是看重这份亲情的,因为在乎才会心痛。
伤逝主要内容概括
《伤逝》主要内容概括:《伤逝》讲述了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追求婚姻自主建立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但不久爱情归于失败,最终以一“伤”一“逝”结局。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迫害。
《伤逝》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5年创作的一部以爱情为题材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短篇小说。
小说通过涓生、子君始以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终却落到悲剧结局的描写,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的冲突: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和婚姻自主是无法实现的。小说语言优美凝炼,富有诗的情韵;开头结尾部分有些语句的故意重复,不仅在结构上起着贯通前后的作用,而且有物是人非之感,加强了抒情气氛,有助于主题的表达;有些句子写得委婉含蓄,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鲁迅的小说《伤逝》主要讲了什么?
《伤逝》主要讲述了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式新青年。子君认识涓生后,便不断地拜访他,听他讲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之后,子君又坚决地对涓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接着,与涓生一起寻住所、筹款子,并不顾亲朋的反对而同居,建立小家庭。但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久,涓生为当局所辞,他们便生活无着,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至最后消失;但涓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
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最后,涓生对子君坦露自己不再爱她的真实想法,她便被其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当涓生得知实际上是自己说出的真实导致了子君的死时,他追悔莫及,于是,长歌当哭,凄惋地唱出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下这篇手记,为子君送葬。
扩展资料
《伤逝》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5年创作的一部以爱情为题材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短篇小说。小说通过涓生、子君始以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终却落到悲剧结局的描写,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的冲突: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和婚姻自主是无法实现的。
小说语言优美凝炼,富有诗的情韵;开头结尾部分有些语句的故意重复,不仅在结构上起着贯通前后的作用,而且有物是人非之感,加强了抒情气氛,有助于主题的表达;有些句子写得委婉含蓄,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主要人物介绍
1、子君
子君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的新女性。她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势力对她恋爱、婚姻的干涉、束缚,和涓生自由恋爱并建立起小家庭。
她从走出封建旧家庭到走进新式小家庭,从本质上来说,是冲出一个牢笼又陷进了的另一个牢笼,并未取得真正的解放;这就注定了她最后在社会的压迫下无奈地回到封建旧家庭抑郁而死。
2、涓生
涓生是“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具有某种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他跟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成了子君思想的启蒙者。他大胆地向子君求爱,而且爱得热烈纯真。
然而随着他们爱情裂痕的逐渐扩大,涓生决然地对子君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的话,以致造成二人的爱情破裂和分离。
鲁迅写的伤逝的故事梗概是什么?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故事写一对青年男女涓生与子君冲破封建礼教,追求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最后却以悲剧告终,触目惊心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鲁迅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奋斗出路的回答。这明显是为纠正易卜生的《娜拉》的缺陷而写的,并与鲁迅的杂文《娜拉走后怎样》相映成趣。娜拉走后回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家,还有就是毁灭——小说给出了第三条出路。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表明,个性解放、个人奋斗,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绝不是出路。脱离群众、脱离社会的孤军奋战,结果只能是失败,只能走回头路。要争取彻底的解放,必须去寻求一条“新生的路”。
小说采取“手记”的方式,用诗一样的语言抒写了涓生的心境,寓批判于事实的缕述。有追忆中的内心独白与倾诉,也有回想里的细节点缀与刻画,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与精湛的白描技法。《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是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五四”时代的人物。子君争取婚姻自由,不顾一切非议和讥笑,勇敢地冲出家庭,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但是,个性解放却不能够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没有远大的理想,爱情也失去了附丽。不幸子君在获得幸福和安宁的生活之后,便沉湎在日常琐事里,未能继续向前跨开步去,不久便让生命随着希望一同幻灭。涓生对日常琐事感到烦厌。当失业的打击威胁着他们同居生活的时候,他觉悟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正如子君突破了家庭的阻挠一样,他也突破了朋友的阻挠。烦厌的情绪恰好说明他没有力量去粉碎社会的更大的压力,只是归咎于子君,归咎于有了一个家庭,急急忙忙地想“救出自己”。然而易卜生式的个人奋斗思想居然使他为自己而愿意埋掉一切,即使向新生活“跨进第一步去”,也仍然只能抱着沉痛和愤激的心情,而以“遗忘和说谎”为“前导”。
造成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伤逝》的主旨决非仅限于讨论或强调经济问题。 虽然经济问题在情节层面上对于《伤逝》的男女主人公确实显得至关重要。子君与涓生冲破俗世樊篱,“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但迫于一连串的生计威胁和涓生失业的打击,这个小家庭终归破裂,子君也因此悒郁而亡。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在这里似乎得到了极度的渲染和强调。然而,深入的文本解读不难发现:涓生和子君的婚姻理想终告破灭的悲剧是注定的,生计危机至多只能使这一结局的出现有早晚之别。 另外,认为《伤逝》是鲁迅挖掘爱情真谛、探询家庭秘密之作的看法似乎也相当普遍。有人以小说比附鲁迅个人的婚姻生活,有说子君形象是朱安女士与许广平女士重叠的结果,有说子君和涓生的同居生活直接是对鲁迅与许女士同居生活的摹写。在细读中体味鲁迅如何在这篇看似“爱情故事”或“生计问题小说”的作品里,寄寓了远较单纯的爱情和经济问题更为深远的意趣。小说发端于自我,又超越了自我。借涓生的自剖,鲁迅表白了内心深挚的爱情,但同时又一次照见自己身上的“毒气”和“鬼气”。作为对个人前途的预想,他不无疑惧,但作为对同代人的命运的启示,却又是相当明确的:不要耽于“自由、平等、独立”一类洋鬼子的学说,任何高妙的理想,都必须同中国的实社会联系起来。只有成为自觉的追求者和奋斗者,才可能在环境的严酷的压迫下,开辟出新的生路。
回顾鲁迅先生的爱情,可以说,是深受封建思想的伤害。1906年,鲁迅的母亲写信给鲁迅,说自己有病,要他回家探视。鲁迅回到家里,原来是母亲要他结婚。母亲年轻守寡,家境败落,很吃了不少苦。鲁迅就曾对俞芬她们说过:“我娘是吃过苦的!”鲁迅因此对母亲很敬爱。他不愿拂逆母亲的心愿导致不快,鲁迅是准备用“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场不幸的婚事的……在对待爱情问题上,比起鲁迅,许广平要勇敢得多。对于社会压力,相信她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但是不要忘记,她的背后耸立着一个大家族。那些族中的长辈会同意她做这样的选择么?她能够对付来自亲缘方面的压力么?恋爱的感情是热烈飞扬的,将来慢慢沉淀、冷却下来,她会起怎样的变化?满足了,还是依然不满?到了那时候,即今的有力的翅子会不会停止了扇动?如果从群体斗争的环境中脱离出去,还会如从前的激扬奋发么?可怕的是精神的蜕变。而且,人生在世界上,经济问题始终是那么严峻。她年轻,她想过么?是不是有很充分的准备?如果将来真的生活在一起,那么凭什么维持生计呢?那么她呢?在家里呆着,还是分头做事?难道是可能的么?会不会有那么一天,终于以牺牲他人作为你的梦幻的结束?假如真的那样,她不会悔恨和悲哀么?……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
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6。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了很多。
总的来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铁屋子”里面,同时他们自身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经济的困顿也是他们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
鲁迅《伤逝》涓生的人物形象
涓生是一个力图与个人主义决裂的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所以,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他是醒了的,他的觉醒的表现是:
第一,他理解到,“回忆以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
其次,他理解到,“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接下去,他理解到,“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免得一同灭亡”。最后,他理解到,“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扩展资料《伤逝》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5年创作的一部以爱情为题材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短篇小说。小说以主人公涓生哀婉悲愤的内心独白的方式,讲述了他和子君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追求婚姻自主建立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但不久爱情归于失败,最终以一“伤”一“逝”结局。
小说通过涓生、子君始以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终却落到悲剧结局的描写,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的冲突: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和婚姻自主是无法实现的。小说语言优美凝炼,富有诗的情韵;开头结尾部分有些语句的故意重复,不仅在结构上起着贯通前后的作用,而且有物是人非之感,加强了抒情气氛,有助于主题的表达;有些句子写得委婉含蓄,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伤逝》
鲁迅生平故事有哪些?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鲁迅的事迹和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少年读书时名周樟寿,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代表作: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朝花夕拾》。 人称“文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儿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鲁迅逝世前后的资料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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