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性格-排行榜大全

1、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的风格等；

2、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对内它表征着一个民族的特性，影响制约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的风格等；

3、对外体现一个民族的风貌，影响其他民族对它的印象，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4、生活生活方式政治体制是决定文化性格最主要的因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中政治体制又受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

5、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主要是由不同民族的生

什么是文化性格

何谓文化性格？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性
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主要体现为文化特性，文化特性是民族特性的基本内容, 另外还有肤色、人种等，这些是表面的，次要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的风格等。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对内它表征着一个民族的特性，影响制约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的风格等；对外体现一个民族的风貌，影响其他民族对它的印象，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生活生活方式（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上层建筑）是决定文化性格（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因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中政治体制（上层建筑）又受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基础）的制约。
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主要是由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所处的政治体制决定的。我们来比较一下三种不同民族文化性格的特点。
世界上的源头文化大致分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现在分别以中亚文化、中国文化、欧美文化为代表。
游牧文化的特点是重血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野性；
农耕文化的特点是重德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奴性；
商业文化的特点是重理性，弊端是有可能趋于物性。
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得与失
中国漫长的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是制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格的主要因素，其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是最根本的原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往往导致专制政治。
1，农业生产主要靠春种秋收，精耕细作，排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小农脚踏实地，勤劳节俭，注重经验，非常务实，但不关心新鲜事物，不注意追求新知，缺乏创新和发展意识，只强调稳定太平。
商人则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不断捕捉追逐商机。
2，不与人打交道，对人性缺乏深入观察体认，缺乏交易理性。习惯作道德评价，对人性抱高的期望甚至不切实际的幻想。求善，不求真，表现伪善。所谓老实靠不住。落后的道德不堪一击。偏激，自以为是，极端化，对人过于热情、忠心，然后又容易失望，恨人入骨，把人妖魔化。小到朋友相处，大到国家外交（阿尔巴利亚、美国等）
商人要交换，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人性的自私本能有清醒认识，讲真，不相信伪善。
3，缺乏共存共处、互利共赢意识，心胸狭隘。农民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
闻，老死不相往来，万事不求人，不交换，不打交道，看不到别人存在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有你没我，很容易形成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缺乏宽容、共存。兄弟也互相忌妒，大家族往往充满黑暗。别人不好不会影响到自己，对方不好才能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商人则以对方的存在、甚至对方的繁荣富裕为条件。
4，缺乏规则精神，制度精神，法律精神。
商人不断交易，为了维护交易秩序，必须制定和遵守游戏规则，因此特别富有规则精神，谈判，妥协，博弈。
5，缺乏公共活动、公共空间、公共道德意识。不交往，不协商，对公共活动、公共空间、公共利益不感兴趣。自己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公共场合不管不顾，吐痰，乱丢垃圾，大声喧哗，鞋子、垃圾放在门外，中国要么是私宅，要么是统治者空间，彼此隔开，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
罗马则私人居处非常简陋，公共体育场、剧场、浴室、议会等则富丽堂
皇，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
6，缺乏民主观念，不热心公共政治事务，只有老百姓意识，没有公民意识。不敢追求自己的权益，寄希望于专制统治者，寄希望于救世主。麻布袋中的土豆，没有团体，没有代表，没有力量。商人则掌握经济力量，有纳税人观念，共同结盟，形成利益集团。中国的政治中心故宫是以君王为核心的，布路塞尔的中心广场是由商会组成的
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基本上还是一种农民文化性格。就在十几年前，农村人口占绝对大的比例。最近十几年的城市化、市民化是前所未有的。很多农民身份、地位、外表、打扮变成变成了市民，实际上本来是农民，现在骨子里也还是农民。文化性格（包括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风格等）根深蒂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真正的第一代市民、第二代市民也还受上辈的深刻影响。
同时，中国过去留下来的主要是农民文化，它对现在还有深刻影响，还在继续无处不在看不见摸不着地起作用。

中国文化的性格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最后沉淀出儒、释、道这三家。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曾说：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南怀瑾先生的比喻风趣而贴切，其实随着儒释道的发展，他们早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最终的三种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也是我们安身立命、走向幸福生活所必备的品质。
儒家：修身进取
儒家是最积极的。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孝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最根本的东西。
儒家的教我们怎样修身，怎样做事，告诉中国人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儒家的思想已经内化道每个中国人的性格中。
南怀瑾说，儒家是粮食店，道出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修身之道、孝悌之道，进取之道，这是我们中国人数千年所奉行的铁律。
儒家文化，就如《周易》中的乾卦，乾卦勇猛精进、自强不息，从孔子开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就是积极奋斗、积极参与、刚健不息。
道家：虚静自守
道家文化是与儒家互补的。经常有人说，儒道两家互为乾卦和坤卦。道家崇尚柔弱，主张虚静的智慧。
道家强调的是虚静的智慧。我们也可以说，虚静是道家在做人方面的最高境界。《道德经》上说，“致虚极，守静笃”，意思就是要把虚、和静的功夫做到家。
在道家看来，虚静能生出无限智慧，静养生命，虚静才能真正做到以柔克刚，也只有通过虚静，我们才能体悟大道。所以，虚静是修道第一法、是养生第一法、是提升我们精神境界的第一法。
虚静是人生的大智慧，一个人只知道向前冲，只知道前进，很可能给自己带来灾殃。虚静是自守之道，一个懂得虚静之道的人，就懂得清心寡欲，通过节制欲望品味幸福生活。
佛家：随缘安然
对于一般人来说，佛教给我们最大的益处就是教我们看破和摆脱人生的烦恼。
人的烦恼都来自我们自身，来自我们身上的贪、嗔、痴。生气，是因为你不够大度；郁闷，是因为你不够豁达；焦虑，是因为你不够从容；悲伤，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惆怅，是因为你不够阳光；嫉妒，是因为你不够优秀……凡此种种烦恼的根源都在自己这里，所以，每一次烦恼的出现，都是一个给我们寻找自己缺点的机会。
缘起性空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世间上的事事物物既非凭空而有，也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靠种种因缘条件和合才能成立，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归于乌有。世间上没有独存性的东西，也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生起。
所以随缘最重要，很难得。人生随缘而行，随遇而安。万事皆有缘，人生当随缘。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忧，不躁进，不强求，随不是随便，是把握机缘，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

曾国藩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文化性格是指由一定文化决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它由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积淀而成，贯穿在人的一生行为中。当我们面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时，就深深感到他的显赫事功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又与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熏陶有关。
从曾国藩一生的不凡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具有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等地道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这种特征在他的日记、书信等文字记载中就有大量的反映。
明强　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怎样才能明强？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拙浑　拙浑即拙诚浑含。曾国藩时常自称“钝拙”，因而主张去伪崇拙，不尚机权，以“拙诚”破“机巧”。钝拙又是与含浑有密切联系的。浑者，浊而不清也；也指糊涂，不明事理；亦有天然之意，如浑朴，浑厚，浑金璞玉。守拙用浑，是曾国藩性格特质中智慧的显现。尤其是到了晚年，这位深谙世事的政治老人，更讲求“拙浑”二字。他说，“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坚忍　曾国藩还经常将忍之涵养置放于时间与空间的大背景里来定位，这就使得他所身体力行的坚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正因为有这种认识，翻开曾国藩著作，坚忍维持、坚忍力争、坚忍支撑、坚忍不懈等字眼随处可见。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总之，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平实　平实即平易笃实，是一种看似平淡、实则难持的性格特质。曾国藩认为，为人一要平和，二要求实。平和不仅可以养德，而且可以保身。“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求实就是要“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对一些文人士子的夸夸其谈、自命不凡、言过其实颇不以为然，认为“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他用人时，比较偏爱用“乡气”重的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
敬恕　曾国藩对人对己都重视敬以持躬、恕以待人的敬恕精神。为什么要敬要恕呢？他认为，敬恕是作人之道，立德之基。能敬，则心志坚定而不放荡；能恕，则不为一己私利所蒙蔽。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早年在京城为自己制定的身心性命修养的日课表上，第一条就是“主敬”，即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曾国藩还将“恕”列为后代必须遵循的“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
勤恒　曾国藩天资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恒所致。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卅卷；勤于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使晚辈桃李成荫。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阴气，立身居家，作官治军，都是依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隋则衰颓。所谓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恒。因此，他推崇早起，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认为治家要以不晏起为本。
俭廉　人生在世，需要长相厮守的东西很多，居家过日子，最重要的莫过于守俭；做官忙事功，最重要的莫过于守廉。一俭二廉，自然成了曾国藩约束家人的道德规范。他自己则身体力行，终身自奉寒素，清淡度日。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廉需俭养，俭因廉生。所以，他反复强调作官以不要钱为本。做官而不发财，是守廉的基本之义。一旦决意从政，就要断发财之念。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为官之信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有这般清醒的认识和清楚的交待，反映了曾国藩的恪守传统道德的封建士大夫的风貌。
谦谨　谦谨即谦虚恭谨。怎样识别谦与不谦？曾国藩指出：“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谦谨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面色。谦不谦，谨不谨，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言语。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有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之欲要谦谨，必得言语温婉。三是书函。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亦慎，用词亦圆融，不要口气太大。四是随员。为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们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曾国藩文化性格特征的形成，在湖湘士人性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湖湘之地由于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地僻民穷，其地理自然条件比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中，铸造了楚人倔强、执著的地方性格和独特民风。近世湖湘士人勇于任事、敢于牺牲的坚韧性格即由此而来，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另一方面，两宋以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儒家思想成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曾国藩出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经过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理学观念的艰苦修炼，遂又体现出儒雅的、圆融的、高度教化的一面。曾国藩将两方面不露痕迹地融会在一起，于是就有了适应当时特定环境的儒雅的“血性意志”和性格特征。

在水边的居民性格是怎样的？

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江凌

内容提要：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变异，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既机智狡巧又刚悍劲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并存，而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则是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
作者简介：江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史学博士。
关于性格的形成，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天生与后生的合金，性格受于祖代的遗传，并在现实生活中又不断改变、完善。这表明，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由生物性或遗传性等自然因素形成的性格特征，即先天性格，或者说是性格中由先天因素形成的部分；二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性格特征，我们称之为文化性格。文化性格是从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性格”概念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边缘比较模糊的概念。近人梁启超以“人格”指称集团或区域的文化性格，从心理层面阐释“文化性格”之意义。梁氏曰：“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①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性格”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团体的每一个分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是一个团体大多数人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②其后，有人提出“现代性人格”“社区性格”“国民性”“民族性格”等与“社会性格”等相通或相容的概念。我们认为，文化性格是指一定的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物质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文化性格的内部因素，它通过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表现出来。同一文化区域居民的区域文化性格秉承传统文化基因和居住环境的稳定性，具有持久性和延续性，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文化区域会由于社会结构、移民、外来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变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区域文化性格既有其“地域”的持久性，又有其“历史”的传承性与流变性。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不同区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性格特征。特定的区域文化性格一定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即文化区域中形成的。由于文化区域划分的层次或级差不同，根据其文化特征所划分的文化区域，有大小、粗细之别。因此，文化地理学者们在划分文化区域时，用文化大区、文化区(可称为第一层次，宏观文化区，如世界11大文化区，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区等)，文化亚区、文化副区(可称为第二层次，中观文化区域，如齐鲁文化区及齐文化亚区、鲁文化亚区，岭南文化区及广府、潮汕、客家文化亚区)、文化核区(如某一城市文化区及其亚区)等概念。从理论上讲，在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中，越是过高层次的抽象，其涵盖性越差，越不准确；反之，越是具体的分析，则越能达成准确的识别③。
为了便于区域文化性格比较和相对具体的识别，本文以两湖地区(包括荆楚文化亚区和湘楚文化亚区)这一中观文化区域为例，抛砖引玉，以识别与剖析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特定的人类体质，而人类的文化性格正是以特定的人类体质为载体的。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们在接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不同区域因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山川风土不同，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便会有差异。
两湖地区地处内陆东西交接、南北过渡的中间地带，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交通位置便利，易为各地士民、绅商或其他移民、流民聚集，形成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比如，鄂西、鄂西北山区因山高林密、地势险峻而相对封闭，与外界文化交流较少，加上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而形成了朴野率直的文化性格。两湖平原水网交织，物产丰饶，经济发达，社会分工繁杂和生产方式多元化，加上移民因素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其居民养成了机变智巧、包容并蓄的性格特征。湖南省东、西、南三面环山，境内有五分之四为山区，北面又有长江天堑和洞庭湖阻隔，所以在近代以前与外域交通和联络相对困难，呈现半封闭状态。大凡交通不便，对外接触较少的山区居民，性格相对刚直强悍。“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盖地理使之然也。”④曾国藩招募湘军，多用湘乡、宝庆等地的山僻之民，就是看重山乡之民犷悍朴实、好勇率直的性格特征。“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猾；城市多游惰之士，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⑤
然而，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认为：“要把一个区域和四周区分开来，除了需要突出的山脉或河谷、特定的语言和某些技艺外，还必须有一种基于某种宗教教义、社会观念、政治模式(有时是三者的结合)的强烈信仰。因此，区域化必须以景象作为基础，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特具景象，一种和它的邻区稍稍不同的标记。”⑥
而自先秦以来的楚文化传统所传承而来的性格胎记正是两湖地区文化的特具景象之一。法国艺术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云：“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并认为那是一个底层的原始花岗石，以后的时代虽然会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但是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⑦人们最初的文化环境对文化性格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如同在调配颜色时先着的底色，以后再加进其他什么颜色，都无法完全消除底色的影响，就好像是一种文化胎记。一种先入为主的区域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不管经历多少文化色彩的叠加和重塑，其文化性格的底色都是难以彻底抹消的。因为，在文化性格的嬗变中，价值观念、信仰是最深层、最稳定的因素，一旦形成传统和定势，便很难改变。近代楚文化是从先秦楚文化和中世楚文化传承而来的，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恋乡爱国、尚勇好斗、机智灵巧、兼容并包、多元并存等文化性格，都能在先秦楚文化中找到历史影子。以尚武好斗、刚勇劲悍的性格为例，史家扬雄云：“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⑧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兼并。楚人崇尚武力，刚毅强悍，作战英勇，连年征伐，视死如归，如《楚辞·国殇》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豰兮短兵接……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两湖地区的楚墓中，随葬兵器司空见惯。以江陵雨台山楚墓为例，出土兵器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制作精良。在已被考古发掘的588座楚墓中，有216座出土有兵器。
宗法与地缘、血缘因素也是两湖地区文化特具景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村落、集镇，居民基本是以血缘和宗法为纽带在一定地域聚族而居。在区域乡村社会中，由德高年长者、士绅或有文化的读书人担任的族长充当着“文化领袖”的角色，乡村居民的文化性格往往受其影响很深。诚如近人梁启超先生云：文化愈低的地方，历史人格愈容易为少数人所垄断，几个“首出的人格”，变成了“众趋人格”。梁氏以“史迹集团”为例，认为“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⑨。明清以来，两湖地区地方宗族组织比较完善，两湖平原和鄂西、鄂北、湘东、湘西、湘南等地宗族常为争夺湖泊、水源、山林、土地而纠纷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成百上千人的械斗，其尚勇好斗、强悍劲直的文化性格特征表现得相当明显。近代两湖地区城市(镇)兴起后，城市(镇)中的移民常常以地缘为纽带，组织各种商帮，如沙市以地缘而组成的江西帮、安徽帮等十三帮，以会馆为活动中心，形成了不同地缘的商业文化性格特征。湖南犷悍朴实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汉、蛮、苗等不同民族杂婚相关。湖南自古是苗瑶等蛮夷民族杂居之地，蛮夷民族的性格比较野蛮不驯、强悍朴实。明末清初硕儒顾炎武曾说：“(湖南)诸蛮错处之地，蛮子骠悍乐祸，自汉已然，非可以礼义法制柔也。”⑩光绪《湖南省志》称：“蛮性好杀，一语不合便刺以刀刃，百十年必报复仇杀。”(11)自春秋战国以来，汉、苗杂居，互相通婚，血缘混合，更赋于一种强悍之气，“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12)。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甚至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13)湖南人的苗、蛮、汉混血的血统造就了强悍刚劲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近代湖南的丰功伟绩。
移民和流动人口对于区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变迁亦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处于高态势文化的移民迁入到低态势文化的地域，对迁入区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影响更大。两湖地区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优越，自先秦楚人南迁以来，一直是人口迁入和流动频繁的区域。明清以前，历史上历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基本都是处于高态势文化的北方移民(包括士绅、商民、流民等)向南迁入文化相对处于较低水平的两湖地区，对当地原居民的文化性格影响较大。比如，湖南原为苗蛮居住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移民入湘以来，华夏族与蛮夷之间为争夺土地、水、山林等资源，相互争斗不止。明清之际，大批江西移民入湘，受土著居民抗拒，强悍械斗之风盛行(14)。在这种激烈争斗的生存环境中，湖南人养成了尚勇强悍的性格。同时，大凡背井离乡、迁移他乡的移民，多有开拓意识和自立进取的精神。江西人进入湖南后，面临环境的挑战和土著人的排斥，更勤劳、实干。他们与当地民族杂居，与苗、瑶、侗、土家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民族强韧、犷悍、刚直的习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褊狭任性的文化性格。
与此同时，近代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社会心理、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制约与影响。一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能否被大众接受和遵循，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大众心理是否认同。从众心理、入乡随俗的观念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观念。当两种文化相交之时，往往会出现文化的涵化，导致区域文化性格的变异。以崇洋求新、包容开放的文化性格为例，近代社会转型以来，由于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渗入，崇洋求新的心理经开明绅士、地方官员等“文化领袖”的倡导，以及西方传教士、外商、出国考察人员和归国留学生等人士的言传身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近代汉口、武昌、长沙、岳阳、沙市、宜昌等两湖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以来，随着西方社会衣饰、食品、日常生活用品逐渐进入，由于其物美价廉、质优实用，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人们一反原先的仇洋排外心态，转而崇洋趋新。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趋向求新、奢靡和开放包容。在两湖地区开埠通商城市以及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里，普通百姓购买洋货洋物，富商大贾和官绅信仰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及其他西方新教，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习染西方习俗。“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茶，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15)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更多洋货的到来，更多新奇事物的输入，湖南人的好奇心和进取、求新、开放的精神蠕动起来，湖南维新变革、新政运动，开民智、兴新学，发展工商业，等等。不能不说是受到西方宗教、商业及其物质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影响的结果。
居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受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而这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使然。因而，区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又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尽管文化性格的变迁相对缓慢，但总体而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基本一致。明清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有力促进了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和城市(镇)商业经济的繁荣，以汉口为例，“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鱼虾鯹就岸，药料香过岭，黄埔包官盐，青箬笼苦茗，市声朝喧喧，烟色昼暝暝，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16)。商业经济的繁荣，商人的增多，物质的富裕，易导致机巧和奢华习性的嬗变。“夫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17)近代两湖地区沿江港口商业城市在崛起的过程中，城市居民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性格场域，城市广摄各地文化，经过融合变异，形成新的城市文化性格，然后向周边辐射，引发两湖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居民文化性格的共振和嬗变。比如，近代两湖地区各地普遍存在的机智巧猾、奢侈华靡的文化性格，即是区域中心城市(城镇)文化性格共振、辐射的产物。
总之，两湖地区作为一种文化地理单元，是一个包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特具景象的区域概念，基于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模式的区域群体的文化性格就是这一区域内的特具景象、文化景观或“感觉标记”。而这一特定区域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正是由于其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二、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特征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物，相同的文化传统会使某一地区的人们产生相同的历史感应和心理认同，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围。这种非具象的文化传统的感应和文化氛围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是认知区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先秦荆楚文化传统是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深层的记忆。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指出，在个人无意识的心理中，不仅保留着他自己从童年以来的经验，而且保留着他所属种族的祖先们的经验，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记忆”(18)。这个种族记忆是人心理的深层结构，它决定着个人对外界反映的倾向性。因此，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一些变异。
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荆楚文化自古有爱乡爱国传统，自先秦时期，楚人的爱乡爱国精神便代代相传，从楚人的“地随人迁”情结到楚国平民“相率而为致勇之寇”，从屈原的爱国忠君到西汉贾谊的忧国忧民，从岳麓书院师生的抗金御元到明末清初的救亡抗清，荆楚地区士民书写了一曲曲爱国爱乡的壮美故事。近代以来，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两湖地区士民雄起而救国，先是地主阶级开明绅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维新派革新政治以御侮，再接着革命派前赴后继以救国，爱国运动接连而起。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两湖地区青年学生群体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1900年9月22日，两湖书院学生听说东三省已遍插俄国旗帜，便集会要求政府对俄宣战(19)。1903年1月湖北留日学生在东京编辑出版《湖北学生界》月刊，1906年10月湖南留日学生在东京编辑出版《洞庭波》杂志，均以“唤醒国民、救亡图存”为宗旨，进行爱国革命宣传活动。即便是重利奢靡的商人在民族危急关头，民族意识也空前高涨。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志士的爱国救亡运动更是可歌可泣，比如，湖北革命志士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
荆楚文化自先秦时期起，就有容纳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传统，后经历代演变，在近代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两湖地区的荆楚民众传承并发扬了这种革新精神。在近代湖北，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主张学习西学，变革社会，并创办各种工商实业，改革教育，发展军事，鼓励创办报刊等，使湖北革新精神为之一振。清末民初，湖北社会变革运动日益高涨，学生群体爱国进步，革命小团体先后组建。共进会、文学社等革新势力越来越大，新绅士领导了湖北立宪运动，革命派撰写、创办诸多进步书刊进行革命宣传，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及五四时期恽代英、萧楚女等一批志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等等，革新浪潮波澜壮阔。在湖南，洋务思想和洋务新政日渐显著，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亦如火如荼。“近日湖南风气(按：指新政运动)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20)以谭嗣同、唐才常、陈宝箴等为首的湖南维新派开民智，倡西学，开设学堂、举办学会，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建立各项新文化设施。唐才常曾满怀豪气地说：“古有燕赵，今有湖南；日本有萨摩二省，中国有湖南一省。救中国从救湖南始。”(21)五四运动时期，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为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创办各种革命刊物，亲自组织武装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先秦荆楚文化时期，楚人即具有浓郁的包容和开放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明清和晚近时期。在明清至晚近以来官绅移居、农业性移民、商业性移民、城市化移民频仍和近代西方寓居侨民的作用下，两湖地区本地民众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性格特征更为明显。比如，晚清时期，湖北数量众多的移民落居异地，与当地居民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为当地居民吸收融合，导致社会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如鄂西北山区流民较为集中，清中期时，“四川、江南、山西、广东、湖南，本省武昌、黄州、安陆、荆襄之人亦多入籍，亲戚族党，因缘接踵，聚族于斯，语言、称谓仍操土音，气习风尚，皆各以其俗为俗”(22)。逮至晚清时期，这种交流融合之势更为显著，“山深地僻，五方错处，俗陶秦越之风，人渐江汉之化”(23)。在湖南，魏源主张“师夷长技”，左宗棠、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洋务革新；谭嗣同疾呼变法自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即便是保守派的地主士绅王先谦、叶德辉也主张学习西方、发展湖南工商业，积极开采矿产。王氏曾云：“非常之变，盖非常理所能制驭；虽古圣处今日，其法不能不变也。”(24)叶德辉则率先与奥商订约开采湖南锑矿，以发展民族工业。这一切都显示了两湖地区近代士民的包容性格和开放精神。
在明末战乱、移民等因素影响下，以黄宗羲、顾炎武和湘籍硕儒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近世学人首倡经世致用思想。两湖地区学者积极响应，清代状元、湖北籍学人刘子壮尊崇理学，主张经世致用；李潢、李元、陈运镇、陈銮、彭崧毓等士绅都强调经世之学，使湖北近代学术和学风渐趋务实和使用，影响所及，从学界到政界、从商界到其他实业界，多崇尚经世致用。近世湖湘文化的精髓即为经世致用，尤其是在近代，面临科技落后、学风空疏和民族危机的社会现实，湖南士民更崇尚实学和经世学风。比如，光绪初年，湖南学政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郭嵩焘作《湘水校经堂记》，要求学子通经致用；光绪十六年(1890)，学政张亨嘉又进一步发扬湘水校经堂的经世学风；湖南维新运动前夕，学政江标整顿校经书院，使其更加务实和重视践行，从而带动了全省崇尚实学风气的兴盛。此后，谭嗣同、唐才常办浏阳算学馆，《湘报》《湘学报》辟“格致”“时务”“算学”“舆地”等专栏倡导实学，继而湖南矿业、机械、铁路、火柴、轮船、电灯、电报等新兴工业兴起，使湖南的经世致用学风和民风为之一振，此后长盛不衰。
既机智灵巧又刚悍劲直。楚人素有机智、灵巧乃至狡猾的文化性格，从先秦直到近世以来。荆楚居民便具有这种性格基因。如《太平寰宇记》载：“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又云楚之俗剽悍、巧猾。此所言则多汉晋以后楚俗之敝者。”(25)晚清以来，随着交通的发展、移民的涌入，为适应人口繁杂交汇和早期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复杂多变的环境，两湖地区民众性格中机智灵巧的特质更为突出。在不少地方，甚至有所谓“明季残破之后，土著者十无一二，率多流寓，四方风气不一，机变遂生，俗之趋于偷也，由来渐也”(26)之叹。近代以来，湖北民间流传的机智、智巧等代表性人物，有荆州的徐苟三、汉阳的贱三爷、黄冈的陈细怪等，但机智过了头便演变为精明狡猾了。这在近代荆楚商界体现得更为突出，“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27)，“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而多诈，多诈则巧法令”(28)。如近代汉口部分商人见利忘义，假冒欺骗、设局坑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三湘四水、山势峻丽的湘楚之地，自古地灵人杰，千百年来便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传统，湘人机智而富有灵气，涌现了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湘军和洋务派，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等人才群体，彰显湖南人的机智和灵气。
文化性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先秦时期，楚人与南方土著蛮夷混居，性格中有蛮风楚韵特色。先秦楚民的刚悍劲直性格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延续至明清和近代。《明神宗实录》载：“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29)在清代地方志中，载两湖地区民风“强悍劲直”者十分常见，如康熙《汉阳府志》载：“本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分土，俗亦大都近之，民多悍狂而不驯。”(30)咸宁“人多勇悍决烈，犹有楚之遗风”(31)。近代湖南地方志中记载湖南士民强悍的文化性格者亦很普遍。如长沙府士民“劲直任气”，岳州府士民“人性悍直”，衡山县“其民尤尚气力”，安化县“任性刚直”，郴州“赋性刁悍”，等等。近代湖南人最鲜明的文化性格为强悍，也有学者归结为不信邪的“骡子脾气”(32)。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33)。近代以来，两湖地区士民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诸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等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与其强悍刚直的文化性格不无关系。
既尚勇好斗又多元杂糅。楚人先祖辟在荆山，以启山林，在艰苦的环境和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求生存。不尚武好斗，无以立足，无以发展。因此，楚人四处征战兼并，甚至问鼎中原。长期征战养成了勇武、好斗的文化性格，并经过代代延承。明万历甲辰湖北蕲水县进士郭士望在其族谱序言中称：“臣，楚人也。楚人无门户，此楚人之得也，而以剽勇轻悍之习，喜于佐斗，此则楚人之罪。”(34)《古今图书集成·武昌府风俗考》云：“楚俗尚气由来远矣，至兴国蹱习太甚，讦讼成风。”(35)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艰难生存环境下，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的激发下，两湖地区居民这种尚武勇敢遗风得以再次焕发。20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的湖北青年学生们提出“学战”口号，充当革新之健将。辛亥革命中，参加武装斗争的新军多由学生组成，当时“革命之声，甚嚣尘上，因而青年士子，多投笔从军，如蔡大辅、蒋翊武、杨王鹏、蔡济民、何海名等，皆以白面书生，而应募为兵士者也”(36)，体现了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的尚勇精神。近代“湖南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37)。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云：“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38)近代湘军集团的崛起得益于湖南人尚勇好斗的性格特征，湖南巡抚陈宝箴云：“自咸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39)革命派领袖人物宋教仁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40)以青年学生为例，光绪末年的湖南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41)。清末民初，在湖南青年学生中流行一首《学生运动曲》，歌词曰：“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风强俗劲，人材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42)湖南学生尚勇之精神可见一斑。

中国历史中透露出中国人的什么性格和文化

从以下几个范围来说这个问题有点大啊
时间范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人群范围：“中国人”是否包括历史上的少数民族
信息范围：文化、人群性格
只能简单说说啦
一、文化
从哲学上来说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融入各个文化流派、各个宗教文化之中。人是天的延续，君王是天子，国家是天下。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外核，是入世的文化，是西汉以来统治阶级统治国家的文化基础。
还包容了其他文化、宗教流派的思想（法家、佛家等）。
二、文化性格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是功利和包容
包容：凡是对我有利的文化和思想都会融合到中国的大文化范畴，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儒释道三教思想合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功利：
（1）老百姓：哪个神仙能保佑我，我就拜哪个神仙。
（2）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3）统治阶级：哪个文化能助我统治，就用哪个文化，乱世用“霸道”、治世用“王道”，可用法家的律法而治，可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可用儒家的教化而治。

文化心理，文化氛围，文化性格分别是什么意思？

文化心理是心理学的文化转向之产物,重视对文化的研究,要求把文化纳入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文化心理学是在改变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或假设的前提下对其加以修正,它要从根本上否定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硬核。
我只知道这个...

关于个人性格与文化

今天中午出去吃饭，饭馆大概有一公里远，我步行过去的。一路上晒着暖暖的太阳，一边在脑袋中想事情。

最近一直在考虑沟通说话的问题，我觉得在表达沟通方面我很欠缺，需要找找原因。不知不觉我想到了最近与老婆对话的一个场景，然后突然之间我竟然气炸了。

事实上并没有跟人对话，只是自己在回想之前对话的场面，结果自己竟然把自己给气炸了，之后确实内心非常难受；等我到饭馆坐下了几分钟之后，我竟然内心还没有平息，而且有点儿没食欲的感觉，这种状况持续时间之久也令我非常震惊，大概足足有半小时。

这种经历，我是头一次遭遇。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把自己气炸的可能。这种生气的状态，与平时跟吵架对掐的状态不同，我内心确实非常生气，而且生理上确实很难受，但是我精神上是开心的。我当时真的很高兴，为我能体察到如此这般的内心世界，而且脸也一阵狂笑。内心怒火中烧，但精神上我确实开心的。

内心难受的感觉，用怒火中烧形容很恰当，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与此同时，我理性分析了下我当前的心理状态。

糟糕的对话场景触发了我默认的情绪反应链条，我是实实在在的生气了。生气的时候很难受，是因为情绪作用给大脑某个区域，于是大脑指令身体分泌了相应情绪高涨应对的激素。体内激素水平迅速提高，也就导致了生理上的难受，甚至于影响到了我吃饭都没食欲。而更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情况下的生气时自发的，我的负面情绪没有发泄出口，不能宣泄到外界，也没有表达的对象，所以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体察到了这种情绪触发模式之后，我瞬间了明白了之前与人沟通对话容易产生过激情绪的原因，根本上是我的默认情绪反应模式出了问题。

我也一下理解了很多心理认知有问题的人是多么的无助，还有当他们情绪失控的时候是多么难受。他们可能还没体察到自己的内在原因，他们也无法控制改变，对外发泄也许是他们唯一的解脱办法。

这个经历很难得，我猜想很多人可能没有遇到过。我由此也串联起来了很多东西，让我的认知更加的统一，比如文化。

只要有圈子的群体就有文化，大到国家、公司、组织，小到朋友圈/社群团体，甚于每个人。

百度百科对文化的基本定义：“广泛的知识面与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我觉得这个定义不仅适用于群体也是适用于个人。个人的知识面还有根植于个人内心的心理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修养其实就是一个人内在/外在的一套行为规范，也就心理模式/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心智模式的集合。

人格也就是性格，是人心理模式/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心智模式的抽象总结，是个人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由人的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共同塑造的，大部分都是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改变。

比如，我前面的自己气炸自己的心理模式，是因为我过往的生活中的思维模式和具体生活场景，包括父母/周边人的影响，共同造就了我固化的情绪反应模式，在外界不断的强化的过程中，也就慢慢地形成了我的心理模式。每当有一个类似的场景或者对话符合这个心理模式的时候，我的潜意识就直接启动了这个反应模式。

可以类比一个概念，髓鞘质。大脑神经回路中，为了应对某一高频次发生的事件行为而建立的神经反应通道，这条神经通道可以让我们反应更加的快捷，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形成一个固化的链路触发模式。因为我们的大脑运行过程中需要消耗能量，如果对高频次的行为模式建立条件反射，可以减少能量消耗。

还有运动员的肌肉记忆，运动员重复练习某一个动作，相应的动作关联的肌肉会形成肌肉记忆，最终促使形成神经条件反射，从而达到反应的敏捷迅速。

人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也是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周围的环境自觉不自觉地在塑造我们，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因为坏的环境影响很有可能形成坏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我上面场景中的反应就是非常糟糕的反应模式，需要正视的是这种模式并非一朝形成，所以想完全改变重塑也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不断正向引导和实践。

一个群体的文化也是一样，都是日常生活大家一同塑造的，无法跳跃性地逃脱，只会随着人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

但是个人的文化稍有不同，也就是个人的人格，心理模式思维模式还有行为模式。它与群体文化的不同在于，人可以通过主观地体察，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地引导，最终重塑它，让它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转变。群体文化则很难通过个体来改变。我理解的行为模式是人本身与外界世界的反应链条，思维模式是人本身精神上认知世界/看待世界的反应链条，而心理模式是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反应链条，精神意识对人本身的相互影响，这种反应链条可能最后通过生理上的因素反作用于思维和人本身，也有可能通过行为作用于外界。

今天的这些思考不是很完整，表达上也可能存在一些用词不当，不过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让自己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自己的各种模式也有了更多的体察，对人这个物种也有了更多的认识；相信我会在后续的生活中可以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的调整应对，从而重塑我的良好性格，以及更加积极的心理模式/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以至于心智模式，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形成更加清晰的世界观。

补充下，心如刀绞和怒火中烧这两个词我有了新的认识，突然觉得汉语中的词汇很多我是无感的，看了我的汉语完全没学好。。。

hylan 2018-4-6

文化对性格有何影响？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又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态度。性格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经形成便比较稳定，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况下表现出来。性格的稳定性并不是说它一成不变的，性格也是可塑的。性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一个人生活环境的重大变化，也一定会带来他性格特征的显著变化。性格不同于气质，它受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有明显的社会道德评价的意义，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风貌。所以，性格则更多的体现了人格的社会属性，个体之间的核心是性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