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确立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制度。一般说来，刑事案件被控刑期6个月以上，被告有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没有要求陪审团审判的当然权利，但可以提出申请，经法官批准后设立。
美国的联邦宪法中关于陪审团的条文规定:
1.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规定，所有刑事案件的审判，除弹劾案外，都必须有陪审团出庭。
2.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
3.宪法第七条修正案规定，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如果争执价值超过20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应该得到保护。
陪审团的性质？在法庭上的作用？谢谢了
陪审团的基本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在有陪审团的诉讼中，法官不认定事实，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诉讼程序，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
陪审员是由电脑从一个由符合条件的人组成的“后备军”里随机抽中的，跟**一样。当陪审员与选举不同的是： 选举是自愿的，愿不愿投票悉听尊便。但当陪审员是义务，一旦抽中，除非特殊情况(需提出证明)，没跑。你休想“蒙混过关”，否则以违法论处，违者将受到从罚款到被起诉的惩罚。
被抽中当大陪审员的机率比审判陪审员低。当一次大陪审员要当四个星期。
大陪审团是专听刑事案的。所有刑事案件在进入审判之前得先到大陪审团听证。 某人控告某人涉嫌刑事犯罪， 检察官认为可以立案，即收集各种证据。 但是，检察官不能决定该案件证据是否足够进入审判，这个决定必须由大陪审团做出。大陪审团由23人组成，其中包括正负“头人”和两位自愿担任的书记。 听证时必须有至少16人在场，听完后必须12人投票通过。如果通过，该人即被正式起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有罪。如果案件进入审判，则由另一个陪审团—12人组成的审判陪审团—在听完双方律师的辩论后,决定该人被控的罪名是否成立。也就是说，一个犯罪嫌疑人要经过两个陪审团, 共35人的听证才能被定罪。而民事案件则不必经过大陪审团这道程序。
一般认为英国是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在民事诉讼中逐渐淘汰陪审团，至1993年根据新的法律民事陪审团的适用仅涉及公民名誉的案件。另外，适应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检察制度相继得以发展。终于，英国于1933年基本废除了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1948年正式废除），而代之以检察官制度。并于1948年，法律准许以简易程序对轻罪进行审判，无须陪审团参加，这使审判陪审团的适用范围锐减。据80年代中期的一个统计，如今英格兰和威尔士，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占4%，民事案件占1%。[1]如此，陪审制在英国,看来确是衰落了。不仅如此，自19世纪后期以来，陪审制事实上是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地趋于衰落。然而，陪审制在英国历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围内）曾长时间的兴盛却亦是历史事实；并且即使陪审制在英国业已衰微，但仍被认为是普通法的一大传统性特征,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异于以大陆法系国家为典型的司法程序,并由此发展出了英美法独特的证据规则。而对于大陆法系，虽然在19世纪初期也曾尝试着引进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蜕变”成了参审制度或者其他样式；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以至于不得不忍痛废弃。可见陪审制度对于英美国家具有独特的适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的制度功能与特征。出于陪审制度之于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征性的意义，以及其历史命运之今昔巨大反差，笔者一直对这样的问题深感好奇：“作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审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的？ ”虽然，现在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陪审制度大致的来龙去脉进行过概略探讨，但是，至今为止尚未见学者对“陪审制度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这样的基本问题进行过较为清晰的研究与叙述。笔者认为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许可以告诉我们陪审制度为何在两大法系命运截然不同，以及为何昔盛今衰。法国哲学家 德日进说：“过去已经向我们显示如何建设未来。”[2]历史对于我们永远是一种可敬畏的并因此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反思的存在。
是为本文写作的初衷。
英国陪审团的原初——团体证人
近现代陪审制度成型于英国，并且自英国遍传世界各地，这为时人所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英国是近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历史判断决不意含着英国的陪审制是源于其本土的。当然，许多学者谈到陪审制起源一般总是从古希腊雅典与古罗马的民众陪审法庭说起，笔者对这样的方法也心存疑虑，因为它们不久即从历史上消失，与现今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实无历史联系[3]。因此，我们理应直接从英国的陪审团着手去寻找其起源与传承。
英国陪审制度的起源问题似乎相当模糊，研究者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追溯其源于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类似做法，有的倾向于认为它是由诺曼输入。我们确实可以在盎格鲁——撒克森国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这样的规定：“在每个百家村(wapentake)的集会上，得由十二个年长的乡绅及邑长(reeve)一起手持圣物宣誓，不起诉无辜者，不隐匿罪恶者。”[4]这的确很象后来的起诉陪审团。另外，十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的教会法院偶尔也有过将某人有罪或无罪的问题交给十二人组成的民众团体裁决的作法，而英国的教会于Dunstan和Oswald时期也曾借用过法兰克教会的这种作法。[5]尽管如此，由于它们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带有偶然作法的性质，因而大部分研究学者（包括权威学者）仍倾向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是诺曼征服后由威廉一世从法兰克的诺曼底公国引进来的,而上述类似作法充其量不过是为陪审团制度的引入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而已。[6]
据记载，至少从公元8世纪起，法兰克皇帝和国王就曾经传唤邻居调查陪审团（Inquest或 Inquisitio），让他们回答一位巡回王室官员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地习惯所确认的王室权利和违反王室命令的问题。史料表明，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在当时主要是为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而采用的。由于当时王室土地时常为私人所占据，国王为清查土地占有状况，而命王室官员赴各地探求事实，以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为了有效地获取证据和事实，王室采用了邻居调查团作为推问方式。后来国王将这种推问方式（邻居调查团）扩及于有关民人身份租税调查等方面。[7]法兰克国王的这种邻居调查团之推问方式初独为国王特权，国王凭借这种推问方式有效地维护和伸张王室的权利，[8]地方封建权威（如封建领主）[9]断不能使用。因而，这种调查陪审团实际上是当时国王面对众多封建地方割据势力而采用的用以伸张王室权利的手段。同时显然，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仅是提供证据实情的证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10]
后来从北方来的诺曼人从法兰克人手中接过了这种办法，也使用邻居调查陪审团。[11]但是，诺曼人具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他们将调查陪审团的使用范围加以扩大，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来运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当地人调查时，可召集调查陪审团，后者要发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采用这种调查陪审团来获取有关信息资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询问土地占有以及财产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司法官吏责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实发表意见等。通过这样的作法加强了中央王权对全国的控制与管理，不久，诺曼底公国便确立起了一套中央机构体系。[13]可以说，这种调查陪审团事实上也是诺曼王室面对封建状况而努力确立其体系化的官僚管理机构的一种手段，是中央王权向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权力盘剥（中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同法兰克王室所作的那样。
诺曼统治者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这样一种作法，在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不久，便被引入英格兰的实践，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对征税人口的调查统计。[14]在这次全国性的”摸底”调查中,王室官吏广泛地采用了十二人邻居调查陪审团，调查陪审团必须如实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问题，否则要受罚。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能够快速有效地给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详实信息,因而邻居调查陪审团对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调查计划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审判书》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对土地的占有，剥夺了广大农民的权利，对英格兰的集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由从地方民众中召集的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又在王室为自己攫取权力的艰难路途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尴尬角色。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调查陪审团在性质上仍是团体证人。当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后来者在王室的各项行政事务中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团体证人，因为凭借它来获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种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并且王室通过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这种调查陪审团来查问有关地方官员有无违犯王室的不轨行为，借以控制、监管地方的行政与司法活动。陪审团对英王室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直至14世纪，由于有地方各郡代表参加的议会的出现，使得国王无需派官员四处奔跑，即能在议会上获取其所需的全国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负行政职责的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应公众的强烈要求很快被司专职审判的巡回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并且王室的专业化、规范化运作的官僚机构体系在全国也已基本建立，原来的取证方式（调查陪审团）也多少有些难以适应这种专业化及规范化运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纪王室行政事务中的调查陪审团逐渐地衰微，调查陪审团演变为主要与司法审判相关了。
当然，调查陪审团并非直到14世纪才被引入司法审判。如前所述，诺曼征服后的英王室一开始从诺曼底引进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就是为了在政府管理中广泛地加以运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调查陪审团才被固定地应用于英格兰的司法审判中。[17]之前，司法审判中运用陪审团（jury）的事例较少，据记载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杰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采用过陪审团。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对于十二人陪审团绝对不会陌生，无论是在行政事务中，还是在司法审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权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权几全操于地方封建势力手中，王室干预地方司法被认为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不可容忍的。[18]这严重阻碍了王室集权。并且“司法中有大钱”（英格兰格言），司法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谋略，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司法权对于英王室无疑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亨利二世在英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国王，为了盘剥地方封建司法权，伸张王室司法权 ，他对传统的“令状”进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变革——即将令状“司法化”。
令状（writ）初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后继者统治英格兰时，王室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状由王室颁发，命令封建领主和郡长等纠正处理那些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有碍国王安宁的行为）。这些令状种类较多，每一种都设计用来解决国王所干预的个案。因此，这些令状实际上是国王向地方渗权的有力工具。由于这些令状负载着国王向地方下达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状的封建领主必须着手处理令状所指向的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因此，这个时候的令状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务，伸张王室司法权，他将原行政令状予以“司法化”——令状不再单纯地命令地方封建领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将不法行为所涉之当事人传唤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由王室法官着手审理裁决案件。这样就使得对不法行为的最终处理权事实上转移到了王室手中。这是一种王室对地方权力的绝妙篡夺。也正因此，国王的每个令状就引起一起诉讼，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命令，在这个意义上说，国王的令状“司法化”了。这种司法化的令状所带来的明显后果是王室的司法权得以伸张，拿到司法令状的纠纷（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通过重罪上诉或大陪审团提起，不通过司法令状提起）当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
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还把调查陪审团与他的‘司法化’的令状制度结合起来。这样，每一类根据国王的司法令状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辖的民事案件，均得采用十二人陪审团审，以询问陪审团作为取证方法，而不得适用宣誓断讼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证手段，由此全体公众可以在王室管辖范围内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诉讼）中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正规的制度予以运用。同时，亨利二世还辅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这样亨利二世就确定了王室对颁发令状和对陪审诉 讼的专有管辖权，使王室司法权获得正当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审团来审理案件[20]成为制度性作法。
简述陪审团在美国司法体系中的作用
1、陪审员对裁决的影响力不同：陪审员在合议庭的人数比例及相关规则都直接决定了其对裁决的影响力。例如在法国，陪审团由三名职业法官和九名陪审员组成。而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受制于法官的司法权威，相对于其他参审制国家来说我国人民陪审员对裁决的影响力较为薄弱。
2、陪审员的资格条件不同：实行参审制一般仅仅排除违法犯罪的公民，其他不做特殊要求。而我国当前的规定，确定文化水平有明确限定。
3、陪审员产生方式不同：参审制的选拔有着严格的遴选制度，以德国为例，参审员名册由专门的遴选委员会从候选人名册中选举产生，而候选人名册每4年造具一次。我国则是单位推荐或本人提出申请，司法机关审查，再提名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增加选任的广泛性和随机性，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机制，提高选任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度。
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每五年从符合条件的当地选民(或者当地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当地法院法官员额数5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制作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册，建立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库。
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征求候选人意见，从审核过的名单中随机抽选不低于当地法院法官员额数3-5倍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建立人民陪审员名册，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
-人民陪审员制度
-美国陪审制度
人民网-如何确保陪审员“认真对待权利”
陪审团在美国司法体制中有什么作用啊？
美国实行的是陪审制度，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可能被选入陪审团。法官只能帮助陪审团理解法律，无权干涉案件结果。陪审团成员都是随机挑选的。到了法庭还不知道会被选入哪个案例。200多各个来自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候选人等待入选。行贿受贿的可能几乎到了零。
美国法律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陪审团制度，也是属於普通法传统，在美国宪法的第六条修订案里列明人民涉及刑事案时有权要求一个陪审团的审讯�凡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有义务免费担当陪审员一职。移民美国的人，对此要有一定认识。 陪审团在西方社会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希腊的城邦时期，陪审团制度经已确立和流行。在阿里斯多德的名著《希腊宪法》中所述及的陪审团，与现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十分相似，这实在使现代人十分惊奇。当时希腊还没有审讯律师，人民是自我代表的，陪审员也是普通市民，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法庭。当时一件案的陪审团由二百至三百个陪审员组成；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审判团，就是由五百零一个陪审员所组成，结果多数陪审员判他有罪。开审前每个陪审员都分得两个小金属牌，一个铸著「有罪」，另一个「无罪」。当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后，陪审员就作出自己的判断，把其中一个金属牌放进一个罐里，最后点算金属牌来决定被告人是否被定罪。
今日美国的陪审团定为十二人，这是英国在一一六六年英皇亨利二世时所开始，而在一三六七年正式确立的。陪审员都是普通市民，他们要宣誓以公平客观的态度来听审，由法官主持和作有关法律上的指导，然后集体作出裁决。刑事案和民事案的陪审制度大致相同，但判决的标准则有所分别。 在刑事案方面，按联邦政府和大部分州的制度，一件案件的十二名陪审员一定要达成全体一致的决定(unanimousdecision)，方能裁决。(俄勒岗州的刑事案，十对二即可裁决。)民事案的陪审员则只要达成大多数的共识，就可以判案。美国各州的民事陪审法律都有不同，例如加州是九对三，俄勒岗州是十对二定案，佛州是十对二。
刑事和民事陪审制度的另一分别，是民事案的陪审员往往要对案中个别的问题分别作出裁决，英文叫做「特别的裁决」(Specialverdict)，例如案中某一事项判被告向原告赔偿，在另一事项上可能判决部分赔偿或毋须赔偿。
无论在刑事案和民事案中，如果陪审员 持不下，无法达成共识又怎样呢？这种情况远在希腊城邦时代已有出现。当时的制度是如果认为被告有罪和无罪的陪审员各占一半，被告人就会被释放。今日陪审员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就出现了"Hungjury"即「悬而未决的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陪审员中有一个认为被告无罪，就会造成"Hungjury";而在民事案中，按不同州的法律，陪审员不能取得大多数的共识，也会出现"Hungjury";当法官宣布案件是"Hungjury"时即宣布这审讯无效，要重订日期，重选新陪审员来审讯。
刑事案必须共识
为甚堋刑事案的要求要高得多，而在刑事案中陪审员必须达成一致共识才能定罪呢？这种一致共识背后的法律精神，是基於刑事案的被告如被定罪，涉及的惩罚是刑事的，换言之定罪后会坐牢，失去人身自由，重大的案件会涉及死刑，是生命攸关的事。可以说，被告的命运是掌握在陪审团手中的，所以一定要陪审团达成一致共识，对被告的罪行毫无疑问，定罪才算公允。这与刑事案中采用「毫无合理的疑点」的审判标准，原则上是一样的。
陪审团制度的原则是很理想的，可是也出现了很多引人争议的问题。八五零年后的欧洲，随著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出现，大部分国家经已取消了陪审团制度。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大战时日本也取消了这种制度。现在的陪审团制度主要存在於英国和美国，而百分之九十的陪审团审讯案件，都在美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国家正是权力的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相互制约。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陪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他们分享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是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指责英王在许多案件里剥夺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审团办法的利益[6]。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独立战争要争取的重要权利之一，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而被写入美国1787年宪法，陪审团制度成为宪法上的权利（197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陪审团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法官的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民主。而英国则没有明确将陪审团审判作为权利赋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陪审团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7]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8]。陪审团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终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成为自己的审判者，才能确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审团审判提升审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国学者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消极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种隐蔽的社会偏见者的容纳者，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给判决带来偏见。但瑕不掩瑜，就社会正义来说，陪审团本身可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平衡器，就是说，陪审团的人民性使陪审团能够通过证人证据，并通过自己的潜意识，有时是有意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警察或社会大众所要求的角度来作出解释[9]。
1、组成成员的人民性
陪审团在古英语中的解释至少是一组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辈，所以17、18世纪和19世纪时英国人受同一阶级的人们的审判，如一个有世袭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权由从上院选出来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否则，就不由陪审团审判。但美国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世袭爵位，不具备属于陪审团成员的专有资格。因此，如果说英国那时陪审团还有阶级性，那么自美国独立时，美国陪审团就具有了超越阶级的人民性。现代美国法规定陪审员应是21岁至70岁的美国公民；陪审员应是每年纳税250美元以上的有财者；还要求能阅读和书写英语；还有一些不得担任陪审员的人。早期妇女不能担任陪审员，但现在妇女也可以担任陪审员，美国现有学者主张陪审员的挑选应不受贫富、经济地位、国籍等状况的影响[10]，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陪审团的人民性。
同时为确保陪审团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审员召集制度。美对陪审员的选任由法官召集，具体由陪审团选审官或法院办事员负责，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辖区内选任，最初是从电话号码簿上挑选陪审员，这一做法被一些指责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选定陪审团名单，它排除了那些装不起电话的人。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其他程序进行挑选。目的是使陪审团能够超越种族、经济方面的偏见，使审判公正，同时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到司法民主中。
2、组成人数的人民性
从数量上说，人民总是代表多数，也只有多数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议庭一般人数较少，如我国民事诉讼中合议庭一般由三人组成，刑事诉讼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组成，司法实践中多是三人，而美国陪审团一般由12组成，是我国合议庭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审团人数的众多性使其不易腐败，正如凯文所言，要影响甚至收买12个人，比影响甚至收买1个人要困难得多。人数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国的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决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即12名陪审员的多数意见作为陪审团的裁决，相对于法官的裁决，更有人民性，这是因为是陪审团裁决是人数众多人的裁决，陪审员通过对证人证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综合判断而取得一致意见，比法官一己的判断更为稳当；其次是因为陪审团裁决是来自普通民众的裁决，美国认为某种程度上法官必然与杂乱无章的社会脱节，常误认一切的人都像他们一样的合逻辑，而陪审员来自普通民众，他们常常比较明了普通人的昏乱和谬误。所以，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法官和陪审团相互影响、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单独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结果[11]。从而使司法更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民意。
为了保证陪审团裁决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审团审查制度，以尽可能地排除那些对特定案件抱有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偏见的人，美国采取询问主义，即就是从候选陪审员宣誓就职开始，法庭将询问他们的姓名、职业、是否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是否对案件具有可能影响判断的特殊知识，是否对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有偏见，是否认识证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原因。二是法官对陪审团裁判时不加干预，只是告诉陪审员如何投票，如何选出陪审长主持评议，看待证人、分析证据的方法，而不对证据发表意见，宣布他们应当运用的法规。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宪法允许法官对证据发表意见，但他们从不这么做。美国体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务是严格限于行使公断人或仲裁人的责任，他们只是告诉陪审团基本原则，并鼓励他们自己决定运用这些原则[12]。三是对陪审团裁判的低效，美国则认为陪审团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审团即使费时费财，也是实现社会正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对于时间和金钱而言，社会正义更重要。
正是因为陪审团审判的人民性，相对于合议庭制度，即完全由专业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判，其组成成员的身份不是普通民众，也是社会的管理者，是与普通民众相对的人，这种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审判心存介蒂。而陪审团由普通民众组成，与被审判者、社会公众身份认同，是自己人的审判，而且人数众多。因此，陪审团审判相对于完全的专业法官审判在民众中有更强的公信力，可以促进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13]。陪审团制度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审判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审团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审团制度和法国等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国，陪审团制度除司法功能外，还有造法功能。美二国都承认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辞藻所打动，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的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尽管美国有的州法规定，法官在陪审团没有足够证据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作出不顾陪审团决定的判决，但法官一般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合理的解释，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审团不顾本来应该阻止原告取得救济的被害人的助成过失，只是在损害赔偿金额上考虑原告过失，从而发展了所谓比较损失原则。这一原则后来为法院采用。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审团有时就是正规法律的批评的和间接的法律改革者[14]。这种思想在辛格审判中已经凸现，殖民地陪审团不顾法律作出了约翰彼得辛格无罪的判决，就在此时产生了有关后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审团希望这成为他们的法律。所以陪审团确实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惊人力量[15]。陪审团制度实现了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审判者。
（四）陪审团制度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种是课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将法制教育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中，这种模式重在理论系统教育，但与社会生活现实有一定距离。另一种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实践，进行法制教育。这种教育比课程化教育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而且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更容易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审团制度正是一种生活教育。
陪审团人数虽然只有12人，但他们是从上千人中遴选出来的，这个遴选过程本身就是法制教育的过程；在审判过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而且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和裁判，直接体验法律与生活关系、法律思维。因此，陪审团审判不大会将法律变为与生活脱节的神秘而抽象的东西[16]，而是把法律变为现实生活。所以陪审团审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无形中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扩大了司法审判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17]。而且相对于课程化法制教育来说，参加这种司法活动（陪审团审判）对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把它说成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18]。
有关美国审判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的问题~谢谢啦~
陪审团的功能在于决定事实问题以及将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对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作出裁决。指控用正式文件陈述，称为诉状，简单地说，就是详细地说明被告人所面对的指控的性质，特别包括被指控的犯罪。检察官和辩方对案件的某些方面很可能有相同看法。例如，被告人可能承认他在犯罪现场，但否认他打了被害人。在这样的案件中，很明显陪审团将关注那些具有争议的事实问题。
陪审团仅考虑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例如，如果被告人被指控刺伤被害人，而在他的供词里被告人承认偷窃，但否认刺伤被害人。陪审团不能转向作出偷盗罪的判决，因为只允许它考虑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但是，有时如果被告人被指控重罪但包含着较轻罪的要素那么陪审团可以转向作出较轻罪的判决。例如被告人被指控谋杀，如果陪审团判定尚未证明被告人有杀害或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图，那么它就可以判决被告人过失杀人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法官就会告知陪审团。说陪审团根本不关注法律不是事实。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裁决”就仅仅是陪审团认为发生了什么的一系列事实陈述。裁决是法律适用于事实从而得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
陪审团功能的重要方面在于决定发生了什么：例如，证人是否讲述了真相；或者是被否定的鉴定是否可靠。“发生了什么”不仅包括行为（被告人所做的）也包括涉案人员的心理状态，特别包括被告人。例如在强奸案中，陪审团不得不决定性交是否发生；那时被害人是否同意（她的心理状态）；还有，如果她没同意，被告人是否知道她没同意（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经常被称为主观问题（见第1章4）。当然，陪审团不能看到心理，而且即使可以，那也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审判时的心理状态。所以陪审团就不得不依赖外在的证据，包括所做的，所说的以及周围的情况。有时从事实得出的推断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被告人用枪近距离的指着被害人，然后开枪，陪审团很容易推断被告人至少意图伤害。但是这种推断可能被其他证据替代（见例Lamb），而重要的是记住陪审团最终关注的是被告人的实际心理状态，而不是陪审员自己所认为的。
陪审团不仅处理发生了什么的事实：同样要求它决定“处在这种情况中的理性人会做什么？”或者“理性人会称这本书为色情读物吗？”等问题。当刑法造成这些问题时，就会设置客观标准，陪审团作为理性人的代表评价和运用这些标准。陪审团以被告人违反理性人会做什么和想什么的看法衡量他的行为。
陪审团功能还有一方面是决定法条所用词语的含意。有时这些词语或者由法条定义，或者由法官定义。在这些案件中，定义就是法律问题，陪审团必须使用：陪审团不可以说不同意既定的定义并且使用不同的定义（如果这样，并且给被告人定罪，那么裁决可能被上诉）。一个例子是《1968年偷盗法》所用的“财产”一词的定义，在法条中已作出特定的技术定义（见第11章）。但是，有时词语既未被法条定义也未被法官定义，那么陪审团就必须以它所理解的运用它们。现代法律趋向于使用，可推测，简单，非技术性的语言，法官在使用时日益避免给出词语的完尽定义。他们会说这些是平常的日常用语，可以期望陪审团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理解和运用它们。同样来自《1968年偷盗法》的例子，是“不诚实”一词。这种简单词语的使用不限于法条使用的词语：像谋杀等普通法犯罪的“故意”的含意就是另一个例子。法官愿意解释陪审团如何可以从证据中推导出故意，但不愿定义。
美国陪审团制度从英国传入，至今在美国仍受到尊重，其原因除了陪审团制度具备浓厚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外，更主要的是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意蕴即陪审团（本文仅指小陪审团）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国家正是权力的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相互制约。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陪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他们分享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是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指责英王在许多案件里剥夺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审团办法的利益[6]。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独立战争要争取的重要权利之一，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而被写入美国1787年宪法，陪审团制度成为宪法上的权利（197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陪审团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法官的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民主。而英国则没有明确将陪审团审判作为权利赋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陪审团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7]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8]。陪审团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终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成为自己的审判者，才能确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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