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人。白求恩，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主要成就：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生；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
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革命。因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凌晨逝世。他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日革命呕心沥血，毛泽东称其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伟大么他是中国人么,他为中国做了什么事,他是怎么死的
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党员、国际著名的外科医生。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于1938年初不远万里，突破重重阻挠，来到延安 ，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带领流动医疗队活跃在山西、河北两省。他总是不顾危险，亲临前线，就地施行医疗手术，从而大大减少了伤病员的死亡，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同时，他还帮助方兆元等八路军医 护人员提高医疗水平，为部队培养了 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从而赢得了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和老乡的尊敬和爱戴。在共同的战斗中，白求恩也对八路军和根据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一次手术中，他的手指不慎被割破而遭感染，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他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他是伟大的人。 引自百度百科
白求恩的生平经历是什么
白求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加拿大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然而他也是由他的国家和当代世界所形成的。他真正是一个为那种要去体验和丰富全部生活的迫切需要所驱策的新文艺复兴时期式的人物。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
你所不知道的诺尔曼白求恩
一、历史老照片
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几代中国人来说，经过历史潮流的若干次淘洗，白求恩就像是压在箱底的一只泛白的军挎包、一块旧表或一张老照片。历史的相片，有一张大家特别熟悉，那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1939年10月匆匆拍下的，后来被制成了邮票：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冬季大扫荡刚开始，白求恩和战地医疗队急行军70多里山路，在距火线5、6里远的一所小庙里搭起了临时手术台；白求恩身穿八路军土布军装和草鞋，正俯身在手术台前，身旁是几名助手；夕阳的光线从照片的左前方照进来，从侧面勾勒出他的白发、花镜、胡须、瘦削的脸颊和全神贯注的神情……。那时，距11月12日也就是他以身殉职的日子，已只有10几天了。
吴印咸的这张历史照片和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是我们几代人认识他的
主要依据：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老三篇”中的白求恩形象，也是被定于一尊的、高度抽象化的白求恩形象。当浓重的历史背景渐渐远退，这个形象也似乎变得空洞，成为一个道德偶像，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这个形象,我们现在就让它重新回到生活的真实中去。
二、一个放浪形骸的人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这一支白求恩族原是法国胡格诺派（法国新教）教徒，16世纪中叶迁居到苏格兰，18世纪移民到加拿大。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市的著名外科医生，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母亲也是一名传教士。
白求恩从小就表现得有点胆大妄为，8岁的时候，他解剖苍蝇和牛腿，追到陡峭的悬崖边去捉蝴蝶，有一次摔断了腿。10岁的时候他一个人横渡佐治亚湾，差点儿溺死。他不但热爱科学和冒险，还喜欢用粘泥塑型，在画布上涂颜料。“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白求恩还在多伦多大学读医学。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参了军，被派到法国前线的战地救护队做担架员。后来，负伤，回国，重返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当了一名军医。
战争结束时，白求恩正在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服役。他和朋友们坐在巴黎的小酒馆里，那时，有些人梦想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原则“十四点”作为新世界的指南，有人尊奉费边社会主义，有人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解释世界，有些人在卡尔·马克思的旗帜下行动起来。白求恩发觉自己成了一个彷徨歧途、没有归宿的人。他感到幻灭，这是西方知识分子在战后二、三十年代普遍感到的幻灭。白求恩28岁了，两鬓未老先衰地生出了白发。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役。
他一面在医院做实习医生，一面到欧洲做商业旅行。他利用艺术鉴赏的本领，在法国和西班牙买进艺术品，然后在伦敦出售，赚了足够多的钱，使他能够过一种奢华的生活。他像贵胄子弟一样视金钱如粪土。他出手阔绰，买最好的服装、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还有无数的书籍，别人借钱则有求必应，他还给自己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那时，年轻的白求恩走在街上，摆动着一根手杖，出入于伦敦放浪形骸的艺术家聚居的梭瑚区公寓。他性格直率，举止豪迈，为了内心的信念可以不计得失。每晚，年轻的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聚集在他的寓所，纵酒宴饮，听他高谈阔论他的艺术和人生观。他那时信奉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精神之父瓦特·佩特的学说，这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文化英雄，倡导感官、兴味和快乐，所谓体验就是一切。在20年代早期的伦敦，白求恩就这样沉浸在浮华放浪的生活中,暂且疗治他的幻灭感。
一连三年，他忙着做外科手术，绘画、雕刻、结交新朋友。可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因为他遇到了两位女子。
三、中产阶级的名医
实习期满，他在伦敦东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任职。埃丽诺·德尔夫人是这家诊所的主人，她极其富有，后来成了白求恩的朋友并资助他到欧洲深造。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观摩了欧洲外科大师们的手术，这使他终生受益。
1923年秋天，他到爱丁堡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遇到了弗朗西丝·彭尼。她22岁，是爱丁堡一户有名望的人家的独生女。英国上流社会女子学校给了她恬静脱俗的气质，这些加上她柔和悦耳的声音和美貌使他一见倾心。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婚后的白求恩偕妻子辗转欧洲和北美，最后定居在美国底特律城，那是新兴的汽车工业的都城。他开设私人诊所，很快就一举成名。但是，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他俩相爱，但由于背景不同又彼此隔膜；他做事果决，但又性格急躁；他们的关系成了一连串争吵与和好、气恼与温存、责骂与悔恨的循环。这一切即使在他们到了底特律以后也没有改善。可偏偏就在这时，他病倒了。
他得的是肺结核，这是改变他命运的疾病。他的两颊陷下去，头发更白了，眼睛烧得通红。他躺在床上，“我是完蛋了－－你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他用坚定的语气对弗朗西丝说，“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这是1926年。他在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里静养，与世隔绝，早年的荒唐经历恍如隔世，他已近中年，独自品尝着死亡的苦味。他说：“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已经厌倦了。在这以后无论什么也都没有意思了……”
绝望中，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得知有人正试验用外科疗法代替传统的疗养法医治肺结核。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得救。他深入研究后，要求在自己身上做手术。外科疗法的效果出人意料，他的咳嗽渐渐减轻，两个月后竟出院了。
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从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现在，他对底特律、私人开业和赚钱都没有了兴趣。他不再干普通外科，肺结核成了他唯一的兴趣所在。他和另外两位医生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白鼠肺压缩实验，成果发表在1930年的《细菌学学报》上，别的成果也由那些专业杂志陆续刊载；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新技术、新方法的设想，不断冒险在自己身上做各种试验，还发明了好几种胸外科器械，有的像肋骨剪，就是以“白求恩”命名的；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座大城市医院里行医，30年代已跻身于北美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的行列了。
白求恩挣很多钱，但是同早年一样总花得干干净净。他曾经和弗朗西丝复婚，一年后又再次分手。他继续做画、做雕刻，照顾当地的无名艺术家，总是出钱买他们的作品，还建了一所儿童美术学校。1935年秋季他在蒙特利尔举办了个人画展。那些年，他是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务界薪水最高的人之一，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他是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上流社会追逐着他，但他与他们总是格格不入。
早年的幻灭感依然挥之不去。他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仅仅依靠胸外科疗法并不能治愈病人－－那些贫穷的病人。他们越来越多，因为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已经持续几年了。
四、他是怎样向左转的？
几年前，也就是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出现波动，接着就发生了崩溃。失业、破产、贫困，银行、工厂、矿山纷纷倒闭，那些持“审慎乐观”态度的人士接二连三地从他们华尔街摩天楼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他注意到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悖谬：数百万人没有衣服穿，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忍饥挨饿，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有人讨5分钱想买杯咖啡，巴西却把咖啡倒进大海。
这种悖谬也侵入了他的医学领域，“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他说，“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世界历史正酝酿着战争和革命，他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
在蒙特利尔街头，他目睹了一次大规模示威。一队队骑警吹响警笛冲进人群，挥舞警棍四下乱打，男男女女纷纷倒在地上，因恐惧和疼痛而呼号。他从自己的敞篷车上取出药箱，为受伤的示威者包扎。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协会的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门突然打开， 一个衣着考究的人走进来。他递过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做……”他开始和穷人混在一起，到他们家里去，同他们一起开会，会见他们的。这些人讨论哲学，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喜欢的温暖的同志之情接待他。
1935年，他作为加拿大医学界的代表到列宁格勒，参加那里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但其实他主要是想看看苏联“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看看“俄国人”。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获准参观了许多医院和疗养院，乘便做了调查。他发现，建国以后18年，尽管有近一半时间用于国内经济重建，但苏联的肺结核发病率却减少了50％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关于肺结核可以完全消灭的信念。在苏联，他发现了世界上最完备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熟悉的西方世界正相反。在各个诊所和疗养院，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在这里，他一向鼓吹和设想的许多已经成为现实，比如针对儿童实行的结核病预防措施，比如针对肺结核患者采取的复原制度。
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回到加拿大后，便在全国做旅行讲演，用分娩和产痛作比喻，为俄国革命和苏联制度做辩护。他从医学专业的问题出发，却得出了社会的结论：保护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社会经济制度，消灭愚昧、贫困和失业。接下来是合乎逻辑的一步，他加入了。这个传教士的儿子坚信，假如基督再生，这也会是他的选择。
那时，西班牙内战正如火如荼，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白求恩被推选为队长。他辞去了圣心医院的职务，立下了遗嘱，三个星期后动身前往西班牙。
过去，肺结核是他的敌人；现在，法西斯主义是他的敌人。他组织了战地输血队，奔波于马德里、巴塞罗那、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的前线，为伤员输血。佛朗哥的军队正步步逼近，到处都是血、断肢和尸体。经过西班牙内战，血与火把他淬炼成了一名战士。
白求恩回国了，在北美巡回演讲，为民主西班牙寻求更广泛的支持。这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请求率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方，支援那里的游击队。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香港。
五、最后一站：中国，太行山
接下来的故事是我们都熟悉的。他到了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他组织了战地医疗队，前往华北的抗日最前线－－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
华北的父老乡亲正在与亚洲最强大的陆军作战，那些往日的庄稼汉、妇女、学生和军人们一起开会、训练、行军、唱歌，脸上泛着光芒。白求恩同他们在一起，发现了新的生活。他率领医疗队赶往距火线最近的地方，以他高超的医术抢救每一个伤员。有一次，他一连工作了40个小时，做了71个手术；另一次，他在69个小时里抢救了115个伤员。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他每到一地之前，他的故事就先开始传扬，而他的到来则使当地的士气为之一振，战士们常常喊着他的名字冲向敌人。
他49岁了，已满头白发，阅尽人生。艺术家／医生／游击队员，从早年放浪形骸的青年到中产阶级的名医，在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和危机中合乎规律地左转，成为共产主义者。最终，他在亚洲大陆的腹地，在四分之一的人类中间赢得了尊敬和爱戴，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和真谛。如今回想起来，毛泽东的那段著名文字其实讲述的就是站在人生终点的白求恩：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白求恩大夫是哪个国家的人
诺尔曼·白求恩的身世开始于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城。这是位于多伦多以北一百里的一个木材业小城。他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出生于古老的加拿大家庭，祖先来自苏格兰的地主和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马尔科姆的父亲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医学系的首创大夫之一。马尔科姆于1887年与一位英国“木工”的女儿伊丽莎白·安·古德温结婚。马尔科姆在多伦多诺斯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同妻子带着他们的幼女珍妮特·刘易斯搬到了格雷文赫斯特，他本人就在这个小城担任诺斯长老会牧师。亨利·诺尔曼（即白求恩大夫）1890年3月3日出生于这所牧师住宅里。
从早年起，诺尔曼就是一个性格倔强、好奇心强并且富有主见的孩子，父母规定的约束也时常难以使他循规蹈矩。六岁时，他有一次从家里漫游到多伦多去探索这个城市，几小时以后才自己回家。他父亲经常调动工作，这可能也增强了他漫游的意愿。白求恩一家在他三岁时离开格雷文赫斯特，到他十四岁时已经又搬了六次家。
1911年，诺尔曼中断了在多伦多大学的生物学学业，到“边疆学院”工作，在安大略北部伐木场为移民工人开班讲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白求恩应征入伍，参加了加拿大皇家陆军医疗队。他在法国耶伯勒斯当担架员时负伤,随后便回国完成他的医学学位课程。1917年他又应征入伍，这次他参加了加拿大皇家海军。
复员以后，他留在英国从事大学毕业后的医学研究。1923年，他与爱丁堡一位有名的法庭会计的女儿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妮结婚。因为性格不合，夫妇二人的关系常起风波。他们迁居到密执安州的底特律，白求恩在那里开始他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私人行医。当时他34岁。两年以后他患了肺结核。
白求恩在格雷文赫斯特的克里多疗养院治疗后，又进入纽约州萨拉拿湖特鲁多疗养院继续治疗。严格的规章和强制的修养是他与外界隔绝，再加上弗朗西斯和他离婚受到的刺激，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好像仅仅是“死亡的舞蹈”。当他看到人工气胸治疗法的介绍时，他要求给他进行这种把气打入病肺空洞的危险手术。一个月以后白求恩身躯复原，离开了他住过一年的疗养院。此后，他决心献身于根除肺病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初，白求恩迁居到蒙特利尔。他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达五年之久。一九三三年，由于与其它几个医生在个人关系和专业上发生摩擦，白求恩离开了那个医院，到蒙特利尔以北十里的卡蒂埃维尔的萨克勒柯尔医院任胸外科主任。虽然萨克勒柯尔是一个规模较小、声望稍低的医院，但在该医院工作期间，他两次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执委。
除了进行手术以外，白求恩还为医学刊物撰写很多文章，介绍新的外科手术并概述他研究所得的改进办法。他设计了好多种新仪器，并不断进行试验，精益求精。其中有一种仪器叫做“白求恩肋剪”，现在还在制造。
在专业上，白求恩是国际上公认的技术高超、有献身精神的外科大夫。但是在待人处世上，他却不拘泥于传统。他是一个既能惹人反对他，又会使人受到鼓舞的复杂的人。一九二九年他再度与弗朗西斯结婚，但是他们之间的摩擦又导致了一九三三年的离婚。在此期间，他结交的朋友大多数是有创造性的。白求恩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业余艺术爱好者。他的深邃的才华足以使世事俗务改观。但是，他常常“喜欢用令人恼怒的方式使胆小的人吃惊”。在公共场所，人们可以看到他穿着不同世俗的服装，驾着一辆漂亮的跑车驰去。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白求恩就像“迅逝的流星”一样。
但是，白求恩不能不受经济条件的影响。蒙特利尔三分之一的人口靠领取直接救济金生活。当他认识到经济条件对穷人健康的影响时，他感到医学不但要注意医疗症状，同时还必须重视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九三五年他为失业者设立了一所免费诊所。同年夏末，他赴苏联出席国际生理学会议，比趁此机会考察社会化的医疗制度。虽然他看到许多它不能同意的地方，但是他相信唯有政府把私人行医管理起来，才能保障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治疗，而不管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一九三六年白求恩组织了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团体。同年他参加了。
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弗朗哥在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军事实力支持下发动叛乱，向西班牙当时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开战。白求恩同许多人一样认为如不制止西班牙的军事独裁，民主就会受到威胁。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加拿大支持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的赞助下，他志愿赴西班牙服务。
抵达马德里不久，白求恩就设想了一个流动输血队的方案，这样可以将城市里捐献的血收集起来送到最需要血的地方去。在一个月内这个输血队就行动起来了。虽然白求恩以后称之为“光荣的送奶队”，但是他的流动血库被誉为西班牙内战时军事医学上最伟大的创举。
一九三七年二月，白求恩同他的输血队前往西班牙南方沿海地区被围困的玛拉加市。他还没有抵达玛拉加，这个城就沦陷了。在路上他遇到了四万多名难民，携带着孩子和财物，逃往一百里以外的阿尔美里亚。无法继续前进的人就躺在路旁等待死亡。在三天中，白求恩和他的输血队设法将最危急者送到阿尔美里亚以求安全。但是接着阿尔美里亚也遭到轰炸。这种蓄意轰炸难民的行为，使白求恩终生难忘。后来他在写给弗朗西斯的信中说，“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疤”。
一九三七年五月，西班牙共和国军医疗队组织成了官僚机构，白求恩觉得无法继续在该机构中工作。在愤怒和疲惫的状态中白求恩回到加拿大，但他立即开始作横贯全国的演讲旅行，为在西班牙的工作筹款。
然而，同年夏季，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了。白求恩认为另一个军事独裁正在中国形成。他写道，“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战斗的一个部分。我要到中国去，因为那里的需要最迫切”。
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的白求恩带了价值五千美元的医疗器具，在加拿大护士琼·尤恩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告别了加拿大。到中国临时首都汉口时，代表周恩来拍了一名警卫护送他到汉口西北面约五百里的中央所在地——延安。
到达延安的当晚，中国主席毛泽东接见了他，并邀请他留下来主管八路军边区医院。一个月内白求恩决定要去前线，在那里可以更有效及时的治疗伤员。
五月一日，他离开延安前往在延安以北二百里与外界隔绝的晋察冀边区的山区，那里的战斗最激烈。数日甚至数星期前自前线送回的伤员蜷缩在薄毯子下，绷带多日未换，伤口已发生坏疽。对于很多伤员都只能用截肢手术治疗。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之后，白求恩拒不休息，马上开始工作。
在这个拥有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地区，白求恩是仅有的少数合格医生之一。当他发觉他所训练的人员可以再训练其他人时，他就集中精力进行讲授。他开办了急救、卫生和基本外科手术的训练班。他编写附图解的教材，翻译后复写散发。他的目标是医生训练一年，护士六个月。
白求恩和他的军事首长商量在前线设立一所医院，以供教学和治疗之用。虽然从战术考虑他们不同意这样做，但出于对白求恩的尊敬，他们还是让他按自己的计划行事。白求恩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筹划并监督建筑他心爱的“模范医院”。这个医院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举行隆重的开幕式，但在三星期内就被敌军毁坏。
这时白求恩认识到在中国游击战区，所有的医疗设备都必须是流动式的。在随后一期月报中，他强调：“医生等候病人来找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应该到伤员那里去。”次年，他一共跋山涉水三千里，包括在骡子不能通行的险峻路途步行四百里。他就地取材，设计了一个可由两头骡子负驮的便携式手术室。他动手术的速度是极惊人的。有一次，他在六十九个小时内一共做了一百一十五次手术，甚至在炮火轰击的情况下也未中断。
在极短的时间内，白求恩的名字成为传奇。“进攻！白求恩和我们在一起！”成为战士们的战斗口号。这位不怕苦的非凡的外国人把自己的衣服、粮食、甚至他自己的血献给伤员的事迹到处在传颂。
反之，中国人民的献身精神也感染了白求恩。与中国人在一起工作，使他的急躁情绪消失了。在写给加拿大的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说，“我的确非常疲倦，但长期以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因为人们需要我。”
将近十月底，当他给一名伤员动手术时因没有橡皮手套，他意外地割破手指。当时他的伤口似乎无关紧要，因为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均平安无事。可是这次发生了感染，换了病毒性的血液中毒症。甚至在临终时，他还拒绝停止工作。诺尔曼·白求恩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逝世。
毛主席听到白求恩去世的消息后，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该文已成为毛主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人民必读的文章。白求恩成为毫不利己、对工作极端负责的典型而受到尊敬。他的相片出现在宣传书、书籍和邮票上。有时只要一提毛主席文章中的“毫不利己”，就知道指的是白求恩。
颂扬白求恩高尚品德的纪念物遍及中国各地。模范医院已经重建。他用过的山边防空洞、他在里面做过手术的旧庙和他的住房均已修整成博物馆。他的遗体于一九五〇年移葬于石家庄烈士陵园。这个烈士陵园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二万五千多名烈士而建的。在这个大公园里只树立了一个巨型塑像，这就是白求恩的塑像。马路对面，在白求恩纪念馆旁边，就是拥有八百张病床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在加拿大，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于一九七二年荣获“加拿大历史名人”的称号。加拿大联邦政府一九七三年购买了格雷文赫斯特前长老教会的牧师住宅——白求恩的出生地和生平发源地，并作为加拿大的纪念馆于一九七六年正式对公众开放。一九九六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一九九八年，白求恩大夫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
诺尔曼·白求恩 (Norman Bethune) 1890年3月4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镇，1916年获多伦多大学医学学士学位，1935年加入加拿大***。1936年随加拿大志愿军参加西班牙革命，协助反法西斯的共和军作战，共和军战败后返回加拿大。1938年春来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担任军医，援助***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抢救伤员时感染病毒，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其遗体最初葬于河北唐县郡城，1952年迁葬于河北石家庄烈士公墓。
白求恩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研制并改进了12种外科手术器械；1938年建议加拿大建立社会医疗保健系统；第一个将流动血库应用于战场，并亲自在战地完成了数次输血手术。加拿大医学界称白求恩为医学天才。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撰写《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人民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
1940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建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2001年9月18日，白求恩铜像在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院落成揭幕。铜像高3米，重1．83吨，所刻画的白求恩身着八路军军服，左手扶着药箱，右臂搭在右腿上，坐在一块岩石上，两眼注视着前方，体现出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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