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博物院三星堆青铜展持续到什么时候？
答：安徽博物院三星堆青铜展持续到8月13日，从4月20日开始。
由安徽博物院联合四川博物院、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及全国近二十家文博单位共同推出的“共饮一江水——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将于4月20日在安徽博物院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展览展出文物珍品140余件（套），年代自商代至战国，涵盖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展品种类包括青铜器、金器、象牙器、玉石器、原始瓷器等多种文物类型。
三星堆遗址位于今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是迄今为止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出土器物等级最高、文明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本次特展以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主要青铜文化圈为主线，将集中为观众展现出商周时期巴蜀、荆楚、吴越等青铜文化圈波澜壮阔的独特风采魅力。
本次展览为收费展览，符合条件的部分群体可享受免费或票价优惠。
三星堆有多少年历史
三星堆有多少年历史
三星堆有多少年历史，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始建于夏，至商代中晚期基本成型，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三星堆有多少年历史。
三星堆有多少年历史1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部的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三星堆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迹。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通常是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传统的造像风格。一些考古专家表示，三星堆文明可能来自其他大陆，甚至有些网友认为有可能来自于外星文明。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往前推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近期的考古中，三星堆再次惊艳世界。目前已出土黄金面具、金箔、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玉琮等珍贵文物500余件。
除了三星堆，中国还有好几个文明遗址。仰韶文明的半坡遗址，约6000多年历史，但是只是存除了一些粗陶，找不到文明的影子，河姆渡约5500—6000年，有稻谷，无甚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文明程度高一些，良渚文化4000——4500年，更先进一些，玉器较精美。
但所有这些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相较，都相形见拙。同时期的中原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丰富的文化堆积，还是胡诌的传说时代。甲骨文最远3500年，妇好墓3200年，后母戊大方鼎3200年，毛公鼎2800年。
我认为，虽然三星堆文明存在它的独特性。也可能文明形成期间，融合了部分来自西亚的文化，但是三星堆跟中国其它文明交往更加密切。三星堆本地的青铜器有很明确地借鉴中原文化元素的地方。“比如把云雷纹放大，作为三星堆的一种符号。”而云雷纹正是中原商文化代表性纹饰。
时隔30多年，三星堆再次发掘，充分显示了我国文化上的自信。无论哪一个地方的文明是华夏正统，都不影响三星堆在我们国人心中的地位。哪怕最后证实，黄金权杖来自于埃及，贝壳来自于印度洋，我们也照样接受。
另外还要说明一个事情，许多网友很好奇，为什么这个遗址要叫三星堆呢？其实这个名字没有什么讲究，跟韩国三星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三星堆这个名字，是考古专家根据挖掘现场根据当地的三堆黄土小山包命名的，意思是形似三星分布的土堆。
三星堆有多少年历史2三星堆遗址是一座和中原地区商文化同时期的文化遗址，总面积约为600万平方米。自从发掘至今，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铜器、金器、象牙和陶器等重要文物。对于考古学家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探索中国区域性青铜文化文明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其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宗教意识等提供了非常罕见的实物材料，那么三星堆有几个祭祀坑呢？
三星堆至今为止，共有八个祭祀坑。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在1986年遗址祭祀区发现，在这两个祭祀坑里出土了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象牙等千余件珍贵文物。是前所未有的、数量巨大的文物祭祀坑，两个祭祀区内青铜器为主要祭祀物品，尤其是80多件青铜雕像更是前所未见，这一发现揭开了青铜文化崭新面貌。
在2019年10月10日到2020年八月，四川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区域内，又新发现六个祭祀坑，祭祀坑由两个变为八个。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有了重要发现，并且研究具有了阶段性的成果，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内出土了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和眼部有彩绘铜头像等多个重要文物。
经过2020年十月到现在的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基本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和格局，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和1986年发现的两座祭祀坑，共同位于三星堆城墙和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和祭祀活动有关的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三星堆有多少年历史3近日，三星堆8号坑发现一件龙形青铜像。它高约80公分，头和耳朵像老虎，但有长长的犄角，躯体上扬，犹如一条飞龙。考古人员推测，青铜龙与不远处发现的顶觚形尊蛇身人像极有可能是一套器物，若猜测最终成立，这将成为另一件体量巨大的三星堆青铜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遗址。
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1934年原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第一次进行了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曾多次组织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祭祀坑”和窑址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其中，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尤以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这些“惊世大发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始建于夏，至商代中晚期基本成型，其城墙体系、居住区、作坊点、墓葬群以及祭祀坑等，规模庞大、布局严谨、功能清晰。众多青铜器的出土，说明古蜀国地区青铜冶铸技术十分成熟，三星堆古蜀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表明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至今，通过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三星堆遗迹再次启动，这34年都在干嘛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三星堆：千古未解之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从本月起，四川省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预计明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将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成为下个世纪大规模研究的前奏。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未解之谜五：何时能揭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次大规模发掘。
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次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发掘工作，考古学家们笑着说：“17日，17日就都知道了。”
结果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长江文明的神曲三星堆遗址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2020年度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咨询会在四川广汉召开。红星新闻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时隔34年后，三星堆遗址将再次启动发掘。
据了解，2019年4月，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并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重点，为新时期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工作的展开、古蜀文明内涵和价值的深入挖掘提供了重要契机。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
在成都以北、广汉西郊的鸭子河畔有三座黄土丘，是故当地名曰三星堆在成都以北、广汉西郊的鸭子河畔有三座黄土丘，是故当地名曰三星堆。1986年，当地砖厂在取土时发现玉器，后经发掘，考古专家在一个土坑里发现金器、玉石、青铜等各类器物近600件，该土坑被命名为一号祭祀坑。后不久，专家在一号坑附近找到二号祭祀坑，发掘出文物1300多件。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文明，由此一举震惊天下。
一号、二号祭祀坑内相继出土了金器、玉石、青铜器、象牙等近7000件各类器物。“青铜神树”“纵目青铜面具”等器物的出土以及城墙的发现，表明三星堆是古蜀国的都城。
如何消失的，成为一号、二号坑现世之后更大的谜团然而，古蜀国是如何出现、如何消失的，成为一号、二号坑现世之后更大的谜团。过去30多年间，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其他祭祀遗迹，这一层神秘的面纱始终未能揭开。
2019年4月，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并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重点，为新时期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工作的展开、古蜀文明内涵和价值的深入挖掘提供了重要契机。
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
为确保接下来对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发掘为确保接下来对新发现“祭祀坑”的考古发掘、现场技术保护和课题规划工作的科学、顺利开展，以全面、系统把握三星堆“祭祀坑”群的形成过程、空间格局以及古蜀国的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四川省文物局于2020年9月5日在四川省广汉市举办“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2020年度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咨询会”。
三号坑的填土与二号坑类似，颜色深、土质松软。这个长52米、宽22米的长方形黄土坑，方向、大小和二号坑一模一样，出土器物深度也相同。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指出，三号坑与二号坑可以说是“孪生兄弟”。
根据一号、二号坑的出土文物，专家认为，这两个坑最可能是祭祀坑或亡国宝器掩埋坑。而更多填埋坑的出现，表明这可能是专用的祭祀地，这些填埋坑是祭祀坑的可能性更大。而对三号坑内将出土何种文物，取得什么新发现，更引发了考古专家的广泛期待。
增强了在考古发掘研究和现场保护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不少专家期待，能够在三号坑找到比一号坑更原始的青铜器，推进对三星堆青铜器源头的研究。根据目前已有的发现，专家推测，三星堆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却无实际证据。如果三号坑能出土更早相关文物，将有利于破解这一疑问。
陈德安说，相比以前的抢救性挖掘，现在考古队做研究性挖掘更加精细：“就像做手术开刀一样，手术前做一个准备方案，我们这段时间也在讨论怎么给三号坑平安地‘做手术’。”
会上，来自省内外著名专家充分听取了发掘人员对三星堆祭祀区第一阶段考古工作成果和第二阶段考古工作计划的汇报，充分肯定了截止到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对多种方式勘探与全面性揭露发掘相结合、文物保护与科学检测并重，考古课题围绕“考古中国”和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规划，多学科合作的工作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2020年度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实施步骤等方面明确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增强了在考古发掘研究和现场保护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三星堆文明是什么时间发现的？
导读： 很久以来，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认为是黄河文明，黄河被称为中国的“母亲河”。然而在长江流域四川盆地的广汉发现了一个“三星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数量之多、价值之高是世界罕见的，故而被专家们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这些举世无双的珍贵器物都是来自3000多年前与黄河流域商王朝同期的蜀王国，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长江在中华文明中的位置。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使人们确信中华文明是黄河、长江的双主题交响，而非黄河的独奏。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迄今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因此诸多假说纷至沓来。三星堆的神秘和难解，也是对现代人智慧的挑战。在最近20年的14次挖掘中，三星堆总是不断有新的发现。在三星堆的吸引下，本刊记者专程赶到那里，他们看到些什么呢……
三星堆博物馆所展示的充满神秘色彩的青铜失冠人头像
高244厘米，一号坑出土。头顶为了母口形，子口上有小穿孔，估计原来另套接有冠饰。
像许多古人类历史文化之谜一样，
三星堆遗址竟然也坐落在北纬30度线近旁
2000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跨世纪的小范围发掘，并首次集中了考古、地质、建筑、文物保护、物理测试、化学分析乃至雕塑艺术等多学科的科研工作者。这次的挖掘点位于三星堆古城的中心城区，相当于紫禁城在北京的位置。由于中央电视台直播挖掘现场，各路媒体记者纷纷云集，三星堆古蜀文明再次引起全国关注。然而我们却有意避开了这些人潮涌动的时日，缘由是想对长江流域的古文明进行一次冷静扎实的考察，同时也想证实，中国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在遥远的古代是否呈交互影响的关系。
青铜人头像
通高412厘米，二号坑出土
青铜圆顶人头像
高494厘米，二号坑出土
由于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毅所长的关照，我们踏进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的`大门异常顺利。与我们的期望颇有落差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考古工作站似乎过于简陋。据说这个工作站的前身是个砖瓦厂，现在几十号人工作休息的地方，以前就是砖厂工人的宿舍。尽管工作站的外表与周围的厂房民居没什么区别，但院内数十个藤筐中晾晒的陶器残片，却分明表现了这个地方的与众不同。
三星堆遗址残存的半个土堆 残留的土堆最高处距地面约有10米，经考古发掘证实为人工夯筑，实际是古三星堆王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是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
已经临近春节了，四川省考古工作队的王鲁茂队长和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的陈德安站长依旧在这里忙碌着。趁着午饭前的一点空隙，我们在工作站内随意遛达，并在陶器修复室门口停下了脚步。这是一间仅有七八平方米大的小屋，桌子上摆着不少刚刚修复好的陶器以及修复粘黏陶器的工具、药水。修复师戴兵告诉我们，这些陶器残片都是中心城区最新出土的，陶器修复前需要经过清洗、拼对、胶水粘、抹石膏等许多程序，而能复原出完整器型的，比例并不是很大。面对着成堆成筐的碎片，不知修复师要有怎样的细致和耐心，因为陶器的拼接修复要比小孩玩的那种复杂拼图，更加繁琐和乏味。
三星堆遗址位置图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成都40公里。遗址分布在古马牧河南北两岸，沿河一带东西长5—6公里，南北宽2—3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是我国目前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出土文物最精美、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遗址年代上溯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遗址内还有35平方公里的相当于商代早期的蜀国都城遗存。
闲谈间，王鲁茂队长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世界上许多人类历史文化之谜和自然之谜都集中在北纬30度线上，如古埃及金字塔、古巴伦空中花园及南美的玛雅文明，还有世界最高的高峰和最深的海沟。但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遗址竟然也坐落在北纬30度线近旁。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暗示着远古文明发展中的某些共性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许多人（包括王队长本人）都认为应当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考察，而这个考察的组织者，当然非《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莫属。这确实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提议。
三星堆的发现和发展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4800年至3100年左右（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中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今，中外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专题研究，发现了城墙遗址和大量精美文物。
三星堆遗址及文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三四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中，青铜文明的自身文化特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影响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古蜀国分布的成都平原，扩散到陕南地区和江汉平原等地。同时，青铜文明也受到了中原夏商文明及长江中游地区、陕南地区文明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古蜀文明强烈的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有许许多多的神秘之处，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仍有许多千古之谜至今难以破译，以致不少外国媒体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
价值定位
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的发现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它的发现也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传统上认为在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等观念。
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中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三星堆遗址是我们了解四川地区，甚至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偶然发现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分布在马牧河西岸东、南、西三面的台地上。关于三星堆其名，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后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于是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亘古而来，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于1929年春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经四川省教育厅颁发执照，广汉县政府批准，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共出土文物600多件，有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这些文物后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被葛维汉整理成《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1936年的《华西边疆月刊》，文中将这批出土的文物命名为“广汉文化”。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1-2]
深入发掘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三星堆存有大片古城遗址，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先生当时曾预言，三星堆很可能是古蜀人的遗址，说不定就是古蜀人的“都城”。[1-2] 对三星堆的初步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根据已有成果，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月亮湾是商周时期古蜀国都邑所在，但是并未找到代表商周文明的青铜器皿，更没有找到相应的文字记载。而三星堆也渐渐成为当地砖厂取土作业的场所，偌大的土堆渐渐被夷为平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
发掘三星堆遗址
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7月18日，当地砖厂取土的工地上传来消息，工人在那里挖出了一块玉石器。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考古队前往调查，发现那是一块长约40厘米的玉璋，已经被挖碎。考古队立即封锁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从7月18日至8月14目，共开掘25平米的探方6个。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根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2只背对的鱼、2只背对的鸟、2颗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这样的手杖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决非等闲之物。考古人员在出土金杖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约45米，宽约35米；坑底平整，长41米，宽28米，深逾16米。坑内出土了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另外还有海贝和大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分布在坑中部一带；金杖出于坑的中部偏西。根据器物的叠压情况，专家推测这些器物绝不是被随意摆放，而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投放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铜田、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最厚处竟达60厘米～80厘米。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里面杂有竹木灰烬，但坑内不见烟熏痕迹。为什么坑内会有这么多的骨渣呢？这些骨渣作何用途？经过观察，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并推断这些骨渣正是将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后的残余物质，燔燎指的是将牺牲焚烧祭天。坑内出土的铜人头像，颈部呈倒三角形，内装海贝，或插象牙，也均被火烧过。有人认为这些器物象征着被古蜀人祭祀的神灵，不过也有专家提出异议，认为据史载和考古发现，商代祭祀有“人祭”和“杀牲祭”两种，以“俑”代替人牲作为祭品则始于殷墟妇好墓中随葬的玉人、石人。祭祀坑内的铜人头像应该是象征被杀的“人牲”，而非象征被祭祀的对象。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燎祭”的卜辞，祭祀名目繁多，对象广泛，祭品有牛、羊、豕等。而三星堆祭祀坑内有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也皆有火烧过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坑内的遗物正是古蜀人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该坑距今约3400年，正是古蜀人进行祭祀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因而命名为一号祭祀坑。这是在巴蜀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祭祀坑，坑内所出文物对了解古蜀人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在中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8月14日下午6点，在距一号坑约30米远的地方，砖厂工人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个大坑。考古工作人员闻讯赶至，向坑中一望，发现一个青铜面具已经显露出来，他们立即掩盖回填，保护好现场。请示上级并得到批准后，从8月20日开始到9月17日，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这个新发现的坑命名为二号坑，这个大坑的发掘，更令人兴奋和震惊不已。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口距地表深055米～065米，长53米，宽22米～23米。坑口至坑底深l4米～168米，坑底长5米，宽2米～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坑内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是大件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彝等。上层堆积物主要为60余枚象牙。如此清晰的分层情况表明遗物的投放显然有一定先后次序。与一号坑相比，该坑距今约3100年左右，时间要晚于一号坑。出土遗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得多，清理出遗物1300余件，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还有象牙器等，另有海贝4600余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一号坑所没有的。这批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摸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铜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为研究祭祀坑的时代以及古代蜀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冶金、宗教、礼仪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坑内大部分遗物都遭到了损坏，或已残缺，或做了特殊的处理。如青铜立人像由腰部折为两段，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青铜树座所压。尊、罍、彝等青铜容器主要位于坑的东南和东北两角，大部分容器外表都被涂成朱色，器内装有海贝、玉石器。青铜兽面被置于坑西北角，伴有大量的海贝。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主要分布于坑的四周，有的头像内还装有不少的海贝。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有专家推测，大多数遗物是在入坑前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4000余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轰动了世界。
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面对三星堆文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童恩正无比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也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这些发现现在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非同凡响。”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它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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