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喜欢的电影导演之一，也是世界级艺术大师。对法国新浪潮的导演甚至乃至整个欧洲的艺术电影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伯格曼的电影是任何一个电影人都想拍摄的，哪怕只是拍出其中一部。”伍迪艾伦将伯格曼放在了一个电影之上的高度。以前的一个老师给讲了一个段子：伯格曼在瑞典的电影届并没有那么的受欢迎，在他之后的瑞典电影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反对他的，认为伯格曼的电影过于深奥，没几个人看得懂，这种电影也没有意义，电影拍的简单让人懂就好了。”自己有一千种爱的理由，那么也可能会有一万种恨他的理由，就是艺术大师，哲学的电影家”，恨，就是故弄玄虚”故作深沉”。隐居法罗岛的他也许早已不在乎外界劈头盖脸的如何如何评价他，如何如何的夸，这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老头子也许呆在法罗岛的日子并没有他电影里那么多沉思，冥想，也许有的只是阳光海滩海浪和小木屋。
如何评价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呼喊与细语》
《呼喊与细语》沿用伯格曼前作《沉默》的方式，在钟表的滴答声中开始，用五种不同的钟表声音配以指针和钟摆的特写，时间在片中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钟表的特写画面被穿插在影片的各个部分。尼克维斯特的摄影让影片散发出了全部的魅力，在银幕上创造出了“油画般的质感”。不过实际上片中的色彩运用是“不自然”的，红色为基调的大色块过于浓烈，然而这一“缺点”却正好符合影片的内在需要。色彩是与角色的心理与情感相联系，因此那些通常会显得做作和生硬的画面，在片中却显得格外贴切。伯格曼近乎自然主义地描写了晚期癌症病人在衰弱和剧痛中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结，为此他必须用唯美的画面和鲜艳的色彩来加以调和，才不至于让人彻底堕入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绝望。死去的艾格尼丝和她的日记述说着理想生活的美好，使得影片结尾三姐妹与安娜在铺满金黄落叶的林间散步的画面更加感人。
谈谈你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都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1918年7月14日，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这就是日后闪耀于世界影坛，用摄影机窥探人类灵魂，编导出无数部大师杰作，几乎把世界各大主要电影节的大奖都拿了个遍的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
在超过60年的职业生涯中，伯格曼导演过62部电影，且大多都是自己编剧。这些作品以精简、沉郁的风格，探讨生命与死亡、灵魂与肉体、存在与虚无等重要命题，将电影纳入哲学的范畴，为世界电影乃至人类文明贡献了灿烂的篇章。
他一生共有3部作品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全世界只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维多里奥·德·西卡与费德里克·费里尼能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上与他比肩，这二位分别有4部作品获奖）。而在其他世界一流的电影节中，他更是获奖无数：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奖7次，德国柏林电影节获奖2次，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获奖4次，法国凯撒奖获奖1次，法国电影评论协会奖获奖1次，欧洲电影奖获奖1次，日本电影旬报奖获奖3次，美国导演工会奖获奖1次，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获奖7次，纽约影评人协会奖获奖4次……
他的电影里满是童年的影子
伯格曼的父亲非常严厉，对孩子们的管教可谓严苛，经常对孩子们说的话就是：“知道吗？我惩罚你们，是因为爱你们！”或者：“吻我的手，请求原谅！”这种氛围对伯格曼的影响不小，甚至被他称为“教堂黑暗的一面”。在日后的作品《芬妮与亚历山大》里，我们还能看到这一时期的场景再现。
伯格曼小时候很爱哭，他总是黏着母亲，希望得到母亲的爱与拥抱。由于哭闹太多，让母亲很是担忧，甚至把他带去看医生。医生不但很重视这事，还告诉母亲：“不能让他老是这样让人抱，要牢记，他不是女孩，该得有个男生的样子！”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索菲亚·赫默特（Sophia-Hemmet）医院附近的教区，有一座大公园，公园里有一幢房子，这就是伯格曼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房子周围有大片树林，还有公墓和太平间。伯格曼小时候最有趣、或者该说最恐怖的经历，就是被恶作剧的太平间管理员和司机锁在停尸房里。他后来回忆道：“那次经历太恐怖，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害怕的样子。旁边躺着个女人，眼睛还没完全闭上。当我走过去看她时，突然感觉她也在看我！”这段经历无疑给伯格曼留下不小的阴影，以至他晚年还时常梦到这个场景。而他在电影里对死亡的窥探，或多或少跟这一经历息息相关。
伯格曼的祖母在乌普萨拉（Uppsala）有栋大房子，她和一位老管家住在里面。儿时的伯格曼非常喜欢去祖母家，他喜欢那栋又大又古老的公寓，认为里面充满了神秘与吸引力，可以尽情玩耍，尽情探索。每逢圣诞节，全家大小齐聚祖母的大房子一起庆祝，伯格曼在这儿得到了一个孩童应有的快乐，体会到跟父亲那“严厉黑暗”相对立的一面——开心和幸福。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了后来的史诗巨作《芬妮与亚历山大》中，事实上，这部电影大部分是以祖母的房子以及他在里面的活动为蓝本。
伯格曼8岁左右时，他的梦想就是得到一部摄影机。恰好那年圣诞来临，孩子们陆续收到很多礼物，其中就包括一个装着摄影机的盒子。可是当父亲宣读盒子上的祝语时，伯格曼却大失所望，因为那是安娜阿姨送给哥哥达格（Dag）的。而安娜阿姨送给伯格曼的，却是一只泰迪熊。伯格曼认为简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于是钻到桌子下，躺在地上大哭。他晚年回忆说：“从8岁那么小，到80岁这么老，我都没这么失望过。”
那时伯格曼跟哥哥住同一个房间，而那台摄影机，就放在屋子中间的桌子上。伯格曼躺在床上，盯着摄影机，感觉它散发着神秘的光芒。他在心里琢磨，到底要如何才能得到它？
有趣的是，哥哥对摄影机根本没兴趣，他喜欢锡铁玩具兵！伯格曼当时大约有150个玩具兵，于是他对哥哥说：“我把我的整个军团都给你，换你的摄影机怎么样？”哥哥觉得这个主意简直好极了，立马就答应了，于是伯格曼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摄影机。
伯格曼的第一部摄影机
《夏夜的微笑》
1957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
最佳诗意幽默奖
伯格曼第一次扬名世界，是因为影片《夏夜的微笑》（Sommarnattens Leende，1955年）的成功。本片获戛纳电影节最佳诗意幽默奖（Best Poetic Humor），并入围最佳影片金棕榈奖。
有人说，1999年电影界大知识分子罗伯特.布列松的逝世，冻结了全世界电影爱好者的心。那么2007年则更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7月30日，两位世界一流的电影巨星意大利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与瑞典大师英格玛·伯格曼于同一天逝世。
伯格曼逝于法罗岛，葬于法罗岛。他被誉为电影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意大利国宝级导演费德里克·费里尼说：“把我跟伯格曼比，是在恭维我。”
而伍迪·艾伦对伯格曼的赞美则更是高到无以复加：“他可能是自电影被发明以来，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创作者。看了他的电影之后，我只觉得沮丧——他已经把电影拍到那种高度了，后来的电影还有什么拍头？”
看完他的电影，我仿佛被夺去了童贞
英格玛·伯格曼，瑞典著名的电影、电视剧两栖的导演，杰出的电影剧作家，被誉为近代电影最伟大且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伯格曼的真爱粉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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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玛·伯格曼一生导演过170多场的戏剧，62部电影,四次获得奥斯卡奖，其他国际奖项更是无数。他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成为世界影坛上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
他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奇异构思对当代很多导演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着众多对他崇拜至极的真爱粉。在一部叫做《打扰伯格曼》的纪录片。介绍大师伯格曼对十几位顶级导演的作品的影响。几乎每个人都怀揣虔诚，毕恭毕敬。
18岁时，李安在第一次在台湾偶然看到伯格曼的《处女泉》，那是他第一次看艺术电影，整个人呆住，李安形容“那次经验就像是被夺走了童贞”。李安曾经说过：“它的画面和主题，深深震撼了我，《处女泉》成了把我点醒的启示录。自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彻底改变了，我暗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做电影。”
2006年，正在筹拍《色戒》，情绪处于低谷的李安经朋友引荐，得到伯格曼的允许去他避世的法罗岛与他会面。当看到自己儿时的偶像时，李安像孩子似的抱住了伯格曼，伏在他的肩上哭泣。
而除了李安，伯格曼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崇拜者就是伍迪·艾伦，他创作过大量模仿或致敬伯格曼的作品。
伍迪·艾伦在祝贺伯格曼70岁寿辰时这样说，“自从电影被发明出来之后，英格玛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2007年伯格曼去世，艾伦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我生命中最杰出的导演走了。
伯格曼的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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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是个结了五次婚、有近十个孩子的人，他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家庭，他的多数孩子和他几乎没有接触，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的父亲，他到晚年的时候甚至承认，“以前会觉得很内疚，然后我发现，既然抛弃了他们，再感到内疚，这显得很做作，这些痛苦完全是你自找的。”没错，他就是这么渣男。伯格曼的所有婚姻和前任妻子们基本都是被忽略的，但是丽芙·乌曼——这个他交往时间最长的女人，却是必须要提的。
1966年，在法罗岛上拍摄《假面》时，伯格曼遇到了与他名字纠缠一生的女演员乌尔曼，那一年，伯格曼48岁，乌尔曼只有27岁。当时伯格曼已有过四次婚姻和七个子女，并且已经拍摄出《野草莓》、《第七封印》等经典作品。
两人迅速陷入热恋，伯格曼辞去了工作，并与妻子离婚。在法罗岛上，两人度过了短暂而又漫长的5年，并有了一个女儿，他们从未办理过法律或宗教上的婚姻手续。
然而，在外人无从猜测原因的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初，两人分手。分手后，两人还保持着独特的友谊，继续合作了《呼喊与细语》、《婚姻生活》、《面对面》、《秋日奏鸣曲》等影片，在电影史书上，人们称之为伯格曼与乌尔曼时代。
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特点
童年记忆：童年的不安全感导致了他通过电影来驱除心理阴影；伯格曼曾说“拍电影就是跃入自己童年的深渊”，他的童年成为创作时自己无意识的宝库。在伯格曼电影中，儿童总是生活在一个受折磨的天真世界中。童年主题贯穿了伯格曼的大部分作品。
宗教主题：“我的一生一直在跟上帝的关系问题作斗争。”伯格曼的电影倾向于忽略社会问题，他的基本心态是存在主义和宗教怀疑论。伯格曼既怀疑上帝的存在，也不愿否认上帝的存在，这种矛盾表现在电影力就成了痛苦的追问，永远没有答案。
性与爱：伯格曼电影大胆地讨论和表现性爱问题，但性爱只是隐喻，它的作用有两个，1、揭示人类对爱与交往的内在渴望；2、性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象征。
戏剧感：他的作品有明显的舞台剧特征；伯格曼对自己的艺术历程有一句形象的描述———“戏剧是妻子，电影是艳遇”，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曾在戏剧舞台上创造过辉煌的“伯格曼时代”，而到了70年代后期，他又越来越憎恨商业对电影的“败坏”，终于在80年代初宣布息影又回归了戏剧，尽管他在电影界的影响超过了戏剧界，但在他心目中，电影无法取代戏剧的地位，在法罗岛安度晚年时他一直很高兴自己的事业是以戏剧为终点，碰到人们景仰他的电影作品时，他会很不屑地表示：“不要跟我谈电影，我看自己的作品都觉得很可笑！”
梦与现实：梦和现实的交织构成他作品的一贯风格。
爱的匮乏：在伯格曼看来，爱是唯一能够拯救人类的力量，但是爱的匮乏是人类在文明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沟通带来误解、交流遭遇嘲笑、语言编制谎言、责任产生虚伪……他的作品种往往都有一个残疾角色或垂死的人，这些眼前的残疾和即刻的垂危，都是人们内心疾病的外现，人们丧失了爱和被爱的能力，失去了信仰和方向。
音乐：伯格曼还擅长在电影中用音乐传达驳杂的思想，他最喜欢巴赫的音乐，简洁而严整、单纯而又苍茫，能够传达出很多无法言说的思想。他甚至曾考虑放下手头的工作去专门研究巴赫音乐。
着魔：伯格曼这样描述自己拍电影：“你们知道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么？每天奋力工作八个小时，就为了三分钟的电影。在这八小时里，可能只有10到12分钟，如果你走运的话，算得上是真正的创作。也许这都不会有。然后你得鼓足勇气迎接下一个八小时，祈祷这次你能获得真正的十分钟。为了找到有着真正创造力的这几分钟，拍摄现场的每个人每件东西都必须调整好。一定要让自己和演员进入一种着魔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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